一、怎麼會去那麼多人

1999年4月25日在北京和平上訪的人數，後來在中國官方宣傳中說是一萬人，而據見證人估計，這個數字是被大大縮小了。上訪的直接起因是所謂的「天津事件」。天津法輪功學員因為看到「青少年科技博覽」雜誌上登了一篇攻擊法輪功的文章，認為不符合事實，去雜誌社反映情況，結果45人被抓，並有學員被警察打傷。天津警察4月23日對當地法輪功學員說，因為北京公安部介入，天津無權決定放人，要想解決問題只有到北京。4月25日在北京，超過萬人去上訪。有人問，這麼多人在這麼短時間內，是怎麼得知消息行動起來的呢？

來自北京東城區的一位醫生申女士說，她從別的學員那裏聽說4月23日天津法輪功學員被抓被打、天津警方告訴學員要解決問題需要去北京，在得知這個消息後，她告訴了每天在一起煉功的學員。當時有的學員說不妨一起去信訪辦公室，但是也有學員並不想去，都是個人決定的。

北京西郊一位劉女士說，她認識的學員中有人在天津有認識的人，聽說消息後告訴她的。

被採訪的學員有4月23日、24日兩天知道消息的，也有4月25日早上去煉功的時候才聽說的。

天津距離北京90多公里，不到60英里。天津警察抓了人，告訴學員要反映情況到北京去，這個消息傳到北京和附近地區只需要幾個電話，查證起來也很容易。法輪功從1992年到1999年的發展，主要是靠有人煉了功以後覺得好，告訴親朋好友、街坊鄰居，所以煉功學員之間本身就有種種聯繫，碰到這樣的突發事件，不在一地的親戚朋友之間用電話、電子郵件傳個消息是幾分鐘的事情。住在附近的學員因為平常在一起學法煉功，幾乎是天天見面，有個甚麼事一說大家就都知道了。有的地方是一早一晚每天見兩次面。從時間上算起來，一個消息在兩天內從天津傳到北京和附近省市眾多學員的耳中，並不奇怪。

而從去的人數上看，按照當時中國官方的統計，當時全國學煉法輪功的有一億人，按照比例估算一下，地方警察讓學員向北京反映情況，這個和各地學員都有關係的事情，北京、天津和附近省市學員中只有一萬多人去，人數也不算多。

倒是去參加上訪的人們是怎麼作出要去上訪的決定的，每個人有各自的想法。但是問這個問題之前，記者問幾位當事人，當時要去的地方到底是哪裏？

二、是去中南海還是去信訪辦

圍繞4.25上訪事件，一個很多人不解的問題是，為甚麼法輪功那麼多人要去中央領導人的居住地中南海，不但容易給某些當權者造成壓力，甚至後來被中國官方宣傳說成是「圍攻中南海」，成為鎮壓法輪功的藉口之一。對此，法輪功學員一直說，根本沒有要去中南海的意思。當時大家商量好要去的是國務院信訪辦公室，位於府右街，在中南海西側。

有人說是因為信訪辦公室門面很小，離中南海又很近，府右街又窄，人多站不下，排到中南海門前去了，這種說法聽起來也有可能，而中南海確實又比信訪辦有知名度，加上後來出來接見學員的是國務院總理，媒體報導中可能就說成是中南海了。這種解釋聽起來好像說得通。但是一位旁觀者卻提了這樣一個問題--「北京中南海是那麼敏感的地方，別說上萬人，你就找上幾百人，甚至幾十人，到中南海門前，能站上幾十分鐘嗎？不被驅散才怪呢。上萬人陸陸續續到那兒，站了一整天，不奇怪嗎？」

北京西郊的劉女士事後回想起來，也認為事情不像當時想像的那麼簡單。劉女士說，「4月25日一大早，4、5點鐘吧，我就和幾個朋友一起到了府右街北口，發現那裏已經有很多警察，但是警察並沒有問我們是幹甚麼來的。我就有點奇怪了。後來人漸漸多起來，還有警察指揮我們過馬路，順著府右街從北向南走，走到中南海西門時才發現對面也有一隊法輪功學員在警察的帶領下從南向北走，到中南海西門處和我們匯合。當時我有點奇怪為甚麼警察不但沒有盤問，沒有試圖驅散，而且還指揮著學員走到中南海門外。學員倒是很自覺，雖然很多人互相之間不認識，但是大家秩序很好，還有人自發的維持秩序。」

原北京東城區的卞先生說，當時就是要去信訪辦反映情況。說甚麼「圍攻中南海」，那都是後來有人為迫害法輪功找藉口瞎編的。

三、為甚麼要去上訪呢

說起為甚麼要去上訪，被採訪的幾位當事人都從自己親身受益的經歷談起，說煉法輪功這麼好，有人誣蔑法輪功，煉功環境受到騷擾，而且到99年以前，法輪功的書籍也被禁止出版了，現在人又被抓了，覺得自己應該用自己的親身經歷說句公道話，請政府領導了解情況，公正處理。

在大學工作的劉女士煉功以前一身是病，學了法輪功幾個月就全好了。海澱區一位姓王的工程師煉功以前患有子宮肌瘤，醫生診斷說左右乳腺都需要切除，煉功以後沒有做手術都好了，子宮肌瘤自己化掉了。身為醫生的申女士煉法輪功以前曾經有一年臥床不起，第一次去煉功點學功是老伴兒攙著去的，結果回來的路上身體就開始一身輕，是自己走回來的。

王工程師還講了自己煉功以後思想行為上的變化。她和老伴兒是有公費醫療待遇的，子女沒有。以前兒子感冒發燒，用家裏可以報銷的藥是很平常的事情，煉功以後她自覺的不這樣做了。女兒去看病，熟人醫生給她出主意說把病人名字換上她的，可以報銷醫藥費，她謝絕了。

劉女士說，在99年以前就有法輪功學員煉功受到騷擾的事情發生，她本人和相識的學員都因此給有關部門和政府領導寫了很多信，如石沉大海，沒有任何回音，還不斷聽說各地煉功受騷擾的事情，她想，既然寫信沒有用，這次天津警察又說他們無權放人，只有去向國務院信訪辦反映情況了。

王工程師所在的海澱區某煉功點還曾經被警察包圍過。她也曾經寫過很多信，希望通過自己親身受益的例子向有關部門領導反映法輪功的真實情況，但是也沒有回音。她說：「當時的想法是，聽說天津警察抓了人，那他們今天抓天津的人，我也是煉法輪功的，是不是明天會抓我呀？這樣想，當然需要去和中央領導人說清楚。」

四、有沒有想到甚麼後果

記者問，有沒有想讓政府看看我們人多，想靠給政府施加壓力解決問題的想法？有沒有想到大家一起去上訪會給人造成甚麼印象，或者給自己帶來甚麼麻煩？對前一個問題的回答是一致的，「沒有」，而對後一個問題的回答是各種各樣的。

申女士說，「當時去的時候根本沒想那麼多，就是普普通通去反映情況的一件事，也不知道會有多少人去，大家知道消息後是自己決定要不要去。」她說，就是去的人到了那裏以後看到有那麼多武警、攝像機，也有臨時改主意的，也有有意站得遠遠的成為旁觀者的。

王工程師說，根據自己幾十年在北京生活的經驗，事前也想到可能會給自己帶來甚麼麻煩，所以思想中在正義和利益之間作出了選擇，她選擇的是前者。

機關幹部卞先生說，他知道有的學員去之前把家裏情況安頓好，是做了最壞可能的準備去的。

朝陽區一位年輕的楊女士的想法比較簡單。她說：「一不參與政治、二不反對政府，再有人折騰又能把你怎麼樣呢？」

做實驗師工作的劉女士說，去之前沒想到會有多少人。她說：「我們去是為了反映情況，完全是本著對中央的信任才去信訪辦的。92年到99年法輪功傳得很快，在社會上各方面反映很正面，是說法輪功好的，很多高幹和高幹家屬也學煉，所以根本沒想別人會把煉法輪功的人往壞處想。」

劉女士還說，在1999年之前，從1996年光明日報發表歪曲事實攻擊法輪功的文章，1998年北京電視台根據何祚庥提供的歪曲事實的消息做的不實報導，每一次學員知道後，通過自己的親身經歷把事實情況說清楚，報紙的編輯也好，電視台的工作人員也好，了解情況後都有很正面的印象，北京電視台還採訪了煉功學員，播放了對法輪功的正面報導。因此她想，針對個別對法輪功的不公正對待和不實報導，去反映情況，說明真象是需要的，也有用。事後有鄰居說她沒看透，說日後法輪功還會遭受更大的麻煩，她還不信呢，可惜三個月不到，鄰居的話不幸言中了。

對於在政府機關工作了幾十年的卞先生來說，在去不去上訪這個問題上，最多的考慮還不是會不會給自己帶來甚麼麻煩，而是這麼做是不是符合法輪功對煉功人的要求。

卞先生說，法輪功創始人早在1996年9月就在《修煉不是政治》一文中明確說「一個修煉者，除幹好本職工作外，不會對政治、政權感興趣」，因此他對於「上訪是否是參與政治」這個問題上很謹慎，有深入的思考。卞先生說他想通這個問題是在1998年，在北京電視台對法輪功作出不實報導以後。98年5月份北京電視台不實的報導播出以後，有學員商量要去電視台反映情況，那時已經到6月初了，他想，快到敏感的日子了，去上訪是不是會和政治摻合在一起，讓人對大法有誤解。結果和老伴兒在家想了一天，最後想通了，他說：「我們就是去反映一下我們煉法輪功的真實情況，和編輯、記者、有關部門的負責人說說清楚，讓他們了解情況，很單純，不牽扯政治。」

後來卞先生和老伴兒坦然的去了北京電視台反映情況。因此99年4月25日去上訪，思想上很輕鬆，覺得應該去說說情況。卞先生在接受採訪時說，「幾十年背上的思想包袱，碰上甚麼事都和政治聯繫上，和自己過不去，真是累。」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