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秦川，你好，能否談談是甚麼原因使你開始修煉法輪大法的？

秦川：說來這有段特別的故事。

1997年7月間我來美國探親期間，突然患了失眠症，總要服用安眠藥幫助緩解。但到了後來，安眠藥也沒有作用了，美國的藥吃了根本沒效果。我處在長期缺少睡眠、身心憔悴的狀態。沒辦法，我就“有病亂投醫”，找來一本瑜伽書，在書裏學會了一種催眠的方法來“救命”。但是到了後來，我的老毛病不但沒好，新問題又出來了。我開始不斷嘔吐，不能吃、不能喝。當時正是盛夏高溫，不能喝水，人處於脫水狀態怎麼行呢？我被孩子送進醫院急救。醫生做了檢查沒發現問題，只給了一些止吐藥。在止吐藥的幫助下我回家後能吃點東西了。

但一天晚上飯後，我突然狂躁不安，胃翻轉著疼，心臟狂跳，感覺渾身的毛孔都堵塞了，人難受的躺倒在地上掙扎著，我想到死亡將臨。在丈夫的辛苦幫助下，症狀有了好轉，但從此以後不能睡覺了，好像睡覺的機能失去了，吃任何藥也不再管用了。

我曾經在1996年時經人介紹看過《轉法輪》，那時覺得“真、善”很好，但做到“忍”，那不是太吃虧了嗎？又加上當時我正在教著上百個小學生的課，人顯得很忙，也就沒把煉功放在心上。

就在那天晚上，我思想裏突然想要煉法輪功，而且想到了自己得病以來因為身體不好，心情也不好，脾氣也不好，對家裏人吵吵嚷嚷，是“忍”做得不好啊。第二天我就向家裏人宣布：我要修煉法輪功。

就這樣，我開始了學法煉功，走上了法輪大法修煉的路。

記者：每個法輪功學員當初都有各自入門的原因，但入門以後到真正明白修煉還有一段過程。

秦川：是這樣。後來我從美國回到了中國，在我住的城市裏參加那裏的集體學法煉功。在這當中發生了很多事情。

第一個事就是在我剛剛修煉不久，在回國的途中遇到了麻煩：我的第一聯機票不知怎麼丟了，耗費了很多精力和周折向對方解釋、詢問解決的辦法。當時對方要求我補票，要再花600多美元。我當時想，這一定是我以前欠過債，還清了才能修啊。我當時就沒有二話，又交了600多美元補了一聯票。

回到國內參加煉功點的學法煉功以後，發生了很多變化。第一週的時候，我就感受到了灌頂，一股熱流注入到全身，感覺頭腦裏有東西在轉；師父為我清理了身體。第二週時就經歷了消思想業，我一生中從沒有罵過人，也不會罵人，但煉功時頭腦裏突然出現罵人的話。我當時就想：我要返本歸真！我要按照真善忍去做！思想裏往下壓那些不好的東西，但十幾分鐘後又往出冒，那天一夜都這樣，直到清晨4、5點鐘，我感到有點身心憔悴。就在這時，三個師父的法像在我的眼角中出現，很真切。我當時很驚奇，因為這對我一生中接受的無神論是很大的衝擊。

在修煉滿一個月時，我經歷了第一次“考試”，睡夢中有人在問我：“你師父是誰啊？”我回答說：“我師父是李洪志。”又問我：“你是煉的甚麼功？”我說：“是法輪功。”在夢裏，我真切的看到了金色的渡船向我開過來……

這些經歷徹底衝破了我的無神論觀念，使我對修煉有了全新的認識，幫助我從祛病健身的煉功目地漸漸明白了修煉的真正目地——返回到先天最美好的本性上去。

在集體學法煉功和與同修的交流中，我懂得了學法對於修煉的重要性。因為師父告訴我們，《轉法輪》是“真正能指導你修煉的大法”（《轉法輪》第九講“悟”）。最初我是一天讀一講，九天看一遍《轉法輪》；後來我就每週看一遍，這樣一年52週，我就能看52遍《轉法輪》；再後來，我就每3—4天看一遍，感覺提高很多，自己的修煉環境也越來越好。

我從1997年9月開始修煉，到1999年7月初再次出國，在國內那個大法洪傳、修心向善的美好環境中修煉了一年多，和煉功點的同修們傳播大法、共同精進，打下了良好的修煉基礎。

1999年7月初，我再次出國前，煉功點裏的同修們都一再囑咐我：出國見到師父，一定代我們向師父問好！我帶著同修們的囑託，又來到了美國。

記者：這麼說國內7.20開始公開鎮壓法輪功的時候你在美國？

秦川：是啊。1999年7月20日，我們像往常一樣大家聚到一起煉功。當聽到了國內開始大批抓捕法輪功學員的消息，國內的宣傳肆意誹謗造謠污衊法輪功，我心裏真是很難過，也非常想不通為甚麼這樣好的修煉人群政府就不能容呢？面對這種鋪天蓋地而來的巨大壓力，我當時在心裏對師父說：“師父，我不相信他們的話，我要跟您走到底。”其實，自己從修煉以後身心巨大受益的體驗，已經使我堅信，法輪大法修煉是正道正法。

7月23日舊金山法會照常召開，我去參加了法會。鑑於當時國內的嚴峻形勢，同修們都自發的想到華盛頓DC去，去把中國發生的事情告訴人們，並呼籲得到國際方面的關注和支持，阻止錯誤的打壓繼續下去。我和同修們在法會結束的第二天、法輪功華盛頓DC新聞發布會之前趕到了DC，在那裏堅持了一週的時間。我當時就想，多一個人就多一份正的力量，就多一份正義的呼聲，我能夠在大法遭到不公正對待時用自己微不足道的力量參與維護大法，是我的責任。

在那以後的日子裏，我加強了學法，參加了在西雅圖、波士頓、紐約、芝加哥、華盛頓DC等地的法會。雖然法輪大法在中國遭受迫害，而在國外卻得到了廣泛洪揚，受到越來越多的海外華人和外國人民的熱愛，法輪功的修煉人也越來越多。2000年10月21日，我參加舊金山法會，終於第一次見到了師父，這是我來到美國以後參加的第九次法會。在那段艱難的日子裏，國外的法輪功學員一直在堅持召開法會，把參加法會看成是修煉不可缺少的一部份，大家在一起交流修煉的心得，那種既莊嚴神聖、又純正祥和的場合裏，能洗淨修煉的不足，純淨修煉精進的心。

那次法會上，師父的講法使我更加明確了護法和講清真象就是我應當做的。師父說：“我們每個人哪，都在為大法做著正法洪法講清真象的事情，我們沒有參與政治鬥爭。無論我們走到天安門去，還是去了中南海，還是在各種環境中向人講清真象。因為呢，邪惡不去迫害我們，我們根本就不會向人講甚麼真象，我們也不認為現在的上訪與講清真象是干擾任何人。在不公的對待下得允許人說話，這是人的最基本權利。”

自那以後，我開始更用心的做講真象的事情。2001年4月，第57屆聯合國人權會議在日內瓦召開時，我來到日內瓦，用了三週的時間在那裏講真象。回來後，我先後到九個大學裏面散發法輪功真象傳單，又到中國城發傳單，還參加了“SOS營救中國大陸受迫害的法輪功學員”從西雅圖到舊金山的步行活動。每當我看到人們接過去傳單在讀的時候，看到明白了真象的人們表示對法輪功的支持和聲援的時候，我心裏真的感到很高興，因為當一個生命明白了法輪功的真象時，這生命就擺脫了中國江氏集團的欺騙，他就會有機會享有好的未來，這是“真善忍”法理決定的。

記者：你是怎麼想起給中國大陸打電話講真象的？

秦川：2001年12月底佛羅里達法會上師父告訴了我們修煉要做好的三件事，講清真象是其中之一。隨著對正法修煉的不斷加深理解，我心裏感受到向可貴的中國人民講清真象的重要和緊迫。

佛羅里達法會以後，我開始了用打電話的方式向可貴的中國大陸人民講清法輪功真象。從那時起，我就再也沒有停止過向中國大陸打電話，一年365天，除了外出參加法會等活動外，我355天都打電話到中國大陸去，向不同的中國人講述法輪功的真象。

記者：通過一個電話向完全不認識的人講清楚法輪功這麼大的一件真象，我感覺難度很大，特別是江××集團幾年來對法輪功的誹謗誣蔑，毒害了很多中國民眾。

秦川：當然，做好這件事也是有個過程的。剛開始的時候，我先是給朋友、親戚、同學等認識和了解的人講。我先告訴他們：“現在海外發生了很了不得的事情。”他們對關心的問發生了甚麼事情，然後我就告訴他們法輪大法在海外洪傳的形勢，在60個國家都有法輪功修煉人，法輪功受到的褒獎超過1000項等等。對於信仰基督教的朋友，我就先和他們聊信仰問題，談基督教遭受的300年的迫害，然後告訴他們，現在法輪功遭受的迫害和當年基督教遭受的迫害在性質上不是一樣的嗎？經過一段時間，我發現我的親戚朋友們都會聽我向他們說甚麼，而且也都能夠認同我講的事實和道理。

漸漸的，我開始打電話向中國大陸社會上的人們講真象。為了解決電話號碼來源問題，我就自己到明慧網上用筆把曝光和公布的電話號碼一個個抄下來，然後逐個的打。

剛開始的時候，我是撥通電話以後照著別人寫好的稿子念，打電話時心裏也很複雜，有害怕心，怕對方不聽，怕對方說難聽話，心裏急迫，有時還有爭鬥心，很大聲音的和對方吵，像文革大辯論似的。在不斷對照“真善忍”法理找自己的不足時，常常能看到自己存在的問題，比如善心不夠，不能考慮對方的接受程度，不能從對方關心的事情講，缺少智慧和策略，使講真象的效果大打折扣。

因此，我就針對這些問題去努力做得更好。我發現打電話照稿子念，缺少了交談，對方不願意聽，有的和我說：你別念，你念稿子我就不聽。有的乾脆就把電話掛斷了。這樣，我就開始自己打一些腹稿、小段，然後根據腹稿的內容和對方聊，針對不同的對像，講不同的內容。

記者：這一定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

秦川：是啊，很多故事我很難忘記。

我是教師出身，很喜歡跟小孩兒電話交談。暑假期間孩子們放假，打了很多電話都是小孩兒接的。遇到小學生，我就告訴他們：我是個老師，我來教你三個字好不好？孩子們都說“好”。我就說：那好，你跟我念，我念一遍，你念一遍。我念“真”，孩子就跟著念“真”。然後我就給他們講：你知道甚麼是“真”嗎？“真”就是說真話，辦真事，做真人，返本歸真。然後我再教他們“善”和“忍”。然後我會請他們重複我今天教的三個字，孩子們都會在電話裏說：“真、善、忍”。我最後會告訴他們：你要把“真善忍”記在心裏，下次我電話裏會考考你。孩子們都會答應記住，有的還問：你甚麼時候再來電話？

遇到中學生，情況就複雜一些了。有的會因為一點他們想不清楚的事情和我糾纏，我就要先把他們的障礙除掉了，才能再給他們講真象。比如，有一個孩子一聽說我是從美國打來的長途電話，就先不相信，不認為會有不認識的美國華人給他打電話告訴他一件為他好的大事，就要求我講幾句英文作證明。我就對他說：我雖然在美國，但我不會講英文，不是在美國的中國人都一定要會講英文的；而且，在中國的很多人不是也會講英文嗎？如果一個這樣的人給你打電話，難道他講了一句英文，你就會認為他是從美國打來的嗎？我是不會講英文，但我的確是從美國打來的。他聽我講的有道理，也就安靜的聽我講法輪功的真象了。

對於家庭婦女，我會選擇她們最關心的問題去講，比如祛病健身問題。我會告訴她們：你要想得到身體健康，你念千萬遍“阿彌陀佛”也不如念一句話真正有效。她們會問是一句甚麼話？我就告訴她們是“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然後我會講一些具體的修煉大法、讀大法的書、煉功和真心念誦“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而有病康復的真實故事。往往對方都很認真的聽，最後都會感謝我打電話告訴她們這些真象。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位婦女，聽了我的電話，她問我說，我的一個親戚得了高血壓病，愁得到處求醫找藥，煉法輪功真能治高血壓嗎？我告訴她，確有高血壓病患者煉法輪功後身體康復的，而且有名有姓，有地址和工作單位。我告訴她，你如果能告訴你的親戚這些法輪功的真象，也是在積德行善做好事。她聽後高興地說一定去告訴她的親戚。

記者：聽說你打了上萬個中國各地鄉鎮的電話？這真是個巨大的電話工程啊！

秦川：是。我當時就一個心思：讓更多的中國人知道真象。

從2002年底，我開始向中國大陸各地鄉鎮打電話。因為我發現，網上的電話號碼學員打得比較多，總會有學員打過去。如果能開發新的，聽到真象的人也會更多，還減少了浪費人力和時間。說來也巧，正好有同修給我提供了一份鄉鎮電話號碼，我就開始打起來。結果發現，鄉鎮的電話往往都很容易打通，而且總有接線的人，通常也都不了解法輪功的真象。因此，從那以後我堅持給鄉鎮打電話，感覺那裏的人相對質樸，許多人能夠聽得進去真象。

大陸各省所具有的鄉鎮數量不同，平均一個省都要有1000多個鄉鎮，大的省要有1千好幾百個鄉鎮。從2002年底到現在，我已經打完了13個省的鄉鎮電話，包括湖南、湖北、四川、安徽、江西、陝西、山西、河北、山東、黑龍江、浙江和江蘇，吉林和河南兩省是與其他同修一道共同完成的。

在對不同地區打電話講真象時，我體會要針對不同地區選擇不同真象講出重點，這樣才更有效果。比如，給山東地區講真象時，我就重點講前中共山東省委書記、迫害法輪功學員的主要責任人之一吳官正在塞浦路斯被控告犯有群體滅絕罪、酷刑罪和反人類罪，以及山東省的一些具體迫害案例。給湖北地區講真象時，我就重點講湖北迫害法輪功的情況和湖北省公安廳廳長兼610辦公室副頭目趙志飛在美國紐約訪問時，被指控以非法致死、酷刑、反人類罪及其它粗暴違犯國際人權法案的罪行迫害湖北省法輪功學員，並被判有罪的內容。這樣，使當地人感覺到事件離自己很近，有了應有的真實感和危機感。

在給參與迫害法輪功的責任單位和個人打電話時，我就重點告訴對方江××已經被以群體滅絕罪告上多個國家法庭，另有9名高官被訴；有45名迫害法輪功責任人被列入加拿大皇家騎警監視名單；102名參與迫害法輪功責任人的名單被提交美國政府，要求禁止這些人員入境美國。目地是為了達到對作惡之人的警示和震懾作用。對於罪惡的懲罰也是“真善忍”。

記者：你打了兩年多的電話，講真象一次電話就能解決問題嗎？

秦川：不是那麼容易。在兩年多的打電話講真象中，我每打一個電話都有記錄，不聽講真象掛斷的，我就在電話號碼旁邊畫個X；打通了而且講真象達到效果的，就畫個對鉤；打通了但是對方對真象仍有疑問，還有必要再講的，就畫個半對鉤。然後，我會根據這個電話記錄，過些日子再打，直到真正把真象講好了，對方聽進去了，明白了，才再畫上對鉤。因為我覺得，講真象不是走過場，講一個人就要讓一個人明白，這才具有真正的意義。

在電話講真象中，漸漸的也積累了一些經驗，比如在時間有限的電話交談中，語言要精煉，信息量要大，要告訴對方盡可能多的真象內容。如果不對語言做充份的事先加工，可能說起來就囉唆、條理也不清楚，內容涵蓋量也少。其實，只要我們肯用心，講真象的效果就會很好。

記者：如果拿現在和兩年前打電話的情況作比較，你感覺有甚麼變化嗎？

秦川：近來向中國大陸打電話的情況和兩年前相比有了很大不同，能夠感受到經過大陸弟子艱苦的講真象，人們越來越清醒了，很多人從不聽、反感真象，到很希望了解真相；大陸的形勢也有很大變化。舉兩個例子：

最近我給以前電話記錄上畫X的再打過去講真象，發現以前不肯聽的，現在都聽。有些地方的變化很大。一次我給一個鄉鎮打電話，對方不僅認真聽完，而且對我說：“你講話的精神很重要，我要把它全部帶下去。”還有一次打完電話，對方說：“我知道，法輪大法好是世界潮流。”

現在我打電話的感受和以前有所不同了，真是越打越輕鬆，越打越振奮，越打越高興。（明慧記者古安如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