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識的一位朋友名叫李桂梅，家住河北省赤城縣城關鎮憲民村，是一位法輪功學員。她自1995年底修煉法輪功以後到現在身體非常健康，沒吃過一粒藥。她每天學法煉功，按“真、善、忍”的標準要求自己，家庭關係處的很好，即使家庭出現矛盾，她也能按做好人的標準化解矛盾。她丈夫既勤奮又能幹，夫婦倆一起種菜地，家庭經濟收入很不錯。她們也愛幫助別人，親戚朋友向她們借錢，只要有從不拒絕，兩個兒子又聽話學習又好，一家四口真是個幸福家庭。

可就在1999年7月20日，一場鎮壓法輪功學員的運動開始了。李桂梅決定按照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去北京上訪，可是在去京的途中被公安局知道，把她截回公安局。一科科長高全平等五人對她進行了訊問，晚上還抄了她的家，並給她扣上“擾亂社會秩序”的罪在看守所被拘留了半個月。

2001年5月底，赤城縣在縣委書記邱建國和縣610的指使下，在刁鄂辦起了“轉化班”。5月30日，各單位把本單位煉法輪功的學員送到了“轉化班”。同一天，城關鎮叫村幹部把李桂梅也送了進去。鎮長兼書記郭文奎跟李桂梅說：“你們煉法輪功給我們找了多少麻煩，還得派人看你們，連節假日都過不上。”她對郭書記說：“我從95年底就煉上了法輪功，我多會兒叫你看著我了？是江××非要迫害好人，它是主席又掌握著軍權，自己為甚麼不幹而非要從省、市、縣、鎮到村，一級一級的往下壓，誰不鎮壓就撤誰的官，這不明顯是它幹壞事還要拉個墊背的嗎？我們是受迫害的，你們也是受迫害的，忙得你們不能放假，不能過星期天，這是江××害的，怎麼能怨我？”

5月31日下午，鎮政法委書記鄒靜跟李桂梅和王春梅談話，叫她們轉化，寫“四書”，她們不寫。鄒靜說：“那就去刁鄂‘轉化班’轉化去吧。”當天傍晚城關鎮鄒靜、連勝和派出所劉俊等人把她們送到刁鄂。邱建國為了保自己的官，追隨江××迫害法輪功學員，根本不顧老百姓死活。李桂梅和丈夫包了十幾畝菜地，正是栽秧大忙季節，卻把她非法抓走，十幾畝菜地全落到了她丈夫一個人身上。兩個兒子，一個高中即將畢業要考大學，一個要參加高考，學習都很緊張，在這關鍵時刻，他們的媽媽被抓走了，一個美好的家庭就這樣被拆開了。

李桂梅的母親知道這一消息後，在極度思念女兒的痛苦中病倒了，三天後於2001年陰曆四月二十九日，過世。她丈夫和哥哥去找城關鎮，鄒靜和他們一起去縣610給她請假，然後到刁鄂“轉化班”（即洗腦班）接她回家安葬母親，可“轉化班”副主任張有明，非讓城關鎮交錢（辦“轉化班”還要向被抓的人或單位要培訓費500元，看管費每月300元，飯費每月150元）否則就不放人。第二天城關鎮把錢交給他們這才放人回家。李桂梅一路上哭著，當她到家後，母親的遺體已裝進了棺材。家人對她說：“昨天想等你回來再見老人最後一面兒，可等到很晚了才知道他們不放人，只好入棺。”她趴在母親的棺材上放聲痛哭。如果沒有這場迫害，李桂梅同別人一樣，也能在老人跟前盡孝。平時她對父母很孝順，也愛幫母親幹活，她被抓後，老人總是和街坊鄰居說：“我閨女甚麼時候才能回來呀？我想她。”老人知道女兒是好人，可做好人為甚麼還要被抓？老人還沒弄明白這個問題，卻帶著疑問離開了人世。

2001年陰曆九月十三日，李桂梅的丈夫開著拖拉機在樑上耕地，他一邊耕地一邊想：今天是妻子的生日，往年過生日一家人團聚在一起，可今天妻子這被關在“轉化班”裏。他想著想著，一不小心拖拉機倒下了溝。如果人跟車一塊兒摔下去，後果真是不堪設想，但是在掉下去的過程中，他幸運的從拖拉機上被甩了出去。等他爬起來之後，發現自己身上沒有受傷，只是腳腕兒被碰破了一點兒。他走回家叫了幾個人，到溝裏把拖拉機翻起來，經過檢查拖拉機也沒有甚麼大問題，還能開走，只是鐵皮被跌了幾個坑。修煉的人都明白：一人修煉全家受益。是師父慈悲，保護了李桂梅的丈夫。

被關在“轉化班”裏的法輪功學員，除了沒有人身自由外，還受著肉體和精神上的迫害。為了讓他們轉化，逼他們去聽誣蔑大法和李洪志老師的課，不去聽，“轉化班”主任梁志斌就上報縣610.縣政法委書記宋萬貴帶上刑警隊到“轉化班”大打出手，給法輪功學員戴手銬、打耳光、電棍電。槐殿英被打得腰部受傷行走困難，孫富琴被打後又被關進了看守所。他們表面上說的是教育轉化，其實背後的手段極其殘忍。李桂梅四次絕食抗議。第二次是8個法輪功學員一起絕食的，絕食的第三天，邱建國和王崇輝（縣政法委副書記兼610主任）、吳懷明（宣傳部部長），城關鎮鄒靜等人，還有法院的人都來到“轉化班”給她們做轉化工作。邱建國下令：只要寫個“不煉功保證”就放人。做轉化工作的人站了一屋子，都勸李桂梅寫個煉功保證就能回家了，何必在這受苦呢？回家想煉悄悄煉誰知道呀？李桂梅跟他們說：“我們煉法輪功修的就是‘真、善、忍’，我如果寫了‘不煉功保證’回家再煉，那不是說假話嗎？”吳懷明和王崇輝進屋勸李桂梅：“你就寫個不煉功保證有啥呀？為甚麼非不寫？你看看別人都寫了。”李桂梅說：“我不相信你們說的，即使有人寫了我也不寫。”鄒靜勸李桂梅：“你寫個‘保證書’，我拿上去找邱書記說個情把你放了。”李桂梅說：“我寫個‘保證書’還用你去找邱建國說情？我寫了，邱建國就放我，誰都不用說情。但是我甚麼都不寫，你幫我說個情把我保出去，你敢嗎？”鄒靜說不敢。就這樣勸了一天，李桂梅堅持不寫，邱建國只好帶著人走了。

2001年12月2日，司法局一個做洗腦工作的人把李桂梅叫去，勸她“轉化”，正好洗腦班副主任張有明進來了，他看到李桂梅就說：“你不轉化就在這呆著吧。”李桂梅對他說：“轉化了就是叛徒，我就是不轉化，我就是要出去。”張有明說：“你說了算還是我說了算？”李桂梅說“我說了算。”

當天晚上李桂梅向張有明正式宣布：“我從現在開始絕食絕水，抗議你們對我的非法關押。”她絕食後，轉化班主任李景平（梁志斌走後，李代理）端著飯來勸她：”咱們有事好商量，想出去可以採取別的辦法，為甚麼非要絕食呢？挺受罪的。你丈夫和兒子都那麼好，我都羨慕你的家庭，為了他們你快吃點兒飯吧。“李桂梅說：“我煉法輪功做好人有甚麼錯？為甚麼非要我轉化？把我關在這裏，兩個兒子我照顧不上，丈夫在家又當爹又當媽。我被關在這裏，不讓出去。可我又不做背良心的事，所以只有用生命來維護真理，放我回家我就回，不放我回家，我死在這裏也是為堅持真理而死。”

第二天李景平又來勸她吃飯，勸了半天她還是不吃，李景平說：“再不吃你帶頭絕食就把你送看守所去。”李桂梅沒有吱聲，她心想：“為了堅持真理坐監獄我也不怕，但是我沒有犯法，好人怎麼能去看守所，看守所是關犯人的。”李桂梅在絕食的過程中，做飯的兩個大師傅拿著煮雞蛋來看她，因為平時大師傅做飯忙不過來時，她總去幫忙，她按李洪志老師教她做好人的標準去做：煉法輪功做好人，在哪兒都應該是個好人。一位年長的大師傅對她說：“你這麼好的人，我看見你受這個罪，心裏真是難受，我給你做點兒飯你吃點兒吧，要餓壞了可怎麼辦？”她說：“你們的心意我領了，正因為我是好人，所以不能老呆在這裏，我回家再吃飯，你們不要為我難過。”

絕食的第三天傍晚，李景平領了七、八個“轉化班”的男工作人員來勸李桂梅吃飯，威脅說：“再不吃就要灌你了。”他們見李桂梅態度堅決，李景平讓那七、八個人先走了。她又勸了一會兒，李桂梅還是不吃。李景平請示縣政法委書記宋萬貴放人。

絕食的第五天，憲民村書記張文娥和李桂梅的丈夫接到城關鎮郭文奎的通知：讓帶上錢到刁鄂“轉化班”接人。他們來到“轉化班”，李景平叫李桂梅的丈夫交450元錢再接人走。他為了接妻子回家，只好把身上帶的260元錢，除留下50元給出租車司機，剩下的210元都交給了她們，還打了240元的欠條才把人接走。李桂梅回家後，看到家裏已不成樣子，窗簾沒摘，床上很亂，家具上的土很厚，盆、碗、筷子到處都是，買饅頭的食品袋兒裝了一纖維袋子。看到這場景她很難過，她大兒子念大學已走，二兒子放學回來，她看到兒子瘦了很多，一個愛說愛笑的孩子已變的少言寡語。她不由得在心裏問：辦“轉化班”究竟給老百姓帶來了甚麼？她回家的第三天，兒子吃飯也香了，臉上有了笑容，又恢復了以前的樣子。

故事講完了，在煉法輪功的學員中，這樣的故事有許許多多，這只是其中的一個，法輪功從92年開始到現在，傳遍世界60多個國家，只有中國在迫害。請所有善良的人們認真考慮一下這個問題，站到正義的一邊，制止在中國大地上發生的這場迫害。在這場迫害中，國家投入了多少人力、物力、財力，光赤城縣迫害法輪功學員，2001年一年就花去人民的血汗錢80萬元。花掉這麼多錢迫害，煉法輪功的人不但沒有減少，反而越來越多。難道中國還怕好人多嗎？善良的世人趕快清醒吧！呼籲江氏集團立即停止迫害，使這場迫害儘快的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