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月20 日以後，我行動完全失去了自由，24小時有人監視，盯梢，上下班都由黨委的車接送，而警察又不斷到家裏和單位進行騷擾。由於我堅持自己的信仰，他們就把我抓到一個地方，採取車輪戰術，輪番對我進行訊問，要我放棄正信。我始終對他們講真象，講修煉後自身的變化，並堅定地說：「我甚麼都可以放棄，就是不會放棄大法。」他們無計可施，就把我的一個朋友找來幫勸，朋友寫了一份所謂的「保證書」，讓我簽名，我堅決不簽。星期一一上班，公安局、政法委、派出所、當地辦事處、婦聯、街道、村委、外企業辦（當時我就聘於一家外資企業）等8個部門聯合出面，要我答應不搞串、不上訪、不集體煉功等條件。單位的其他職工看到這種情形，都忍無可忍了，我們的辦公室主任氣憤地說道：「這樣好的職工，工作兢兢業業、早來晚走，你們這樣對待，簡直太過份了。」我也表明了我的態度和決心。我說：「放棄修煉是不可能的，而且我還要上訪。」

10月份，我躲開了警察的監控，第一次踏上了去北京之路。連續十天，我每天都到天安門護法，隻身一人到國務院信訪辦上訪。當時為了制止大法弟子上訪，警察已經接管了信訪辦。全國各省都派駐人員在信訪辦門外守候，抓捕大法弟子。我到了信訪辦，連大門都未闖進去，各地派駐人員就蜂擁而至，我始終不說姓名。一聽我是東北口音，吉林、黑龍江、遼寧的派駐人員都來搶我，最後我被遼寧的遼陽派駐人員帶走。由於我堅決不說地名、姓名，在當地他們在電腦上又查不到我，無奈就把我放了。當我回到單位時，因我不放棄修煉，單位怕被牽連，將我開除，從此失去了工作。

11月份，第二次去了北京，和兩個工友一同上金水橋煉功，被天安門武警抓走，惡警用書抽打兩個功友的臉，用手打耳光。之後，把我們帶到北京辦事處。當時我看到屋裏的牆上血跡斑斑。接下來，我被遣送回東北，被當地惡警勒索500元後，放了。出來後，我到一個功友家裏住，不幸被其親屬舉報，抓到610辦公室，關在鐵籠子裏、銬在鐵椅子上，非法拘禁30多個小時。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我來到了妹妹家。當地惡警惡狠狠地恐嚇我，要我3天內離開，否則就把我抓走，並威脅我的妹妹說，如果收留我，就讓她買賣做不下去，而且也不讓在此地居住。為了不給妹妹添麻煩，我離開了那裏，從此被迫流離失所。

2000年3月，我第三次進京，一同前去的還有老家的幾個功友。到了天安門後，被抓，天安門武警竟用大法弟子和其它地區的警察做起了交易，要想帶走當地的大法弟子，每個必須交贖金1200元，我被「贖」出來帶回老家後，被當地派出所非法拘留15天。

7月份，我第四次去北京，被抓後，惡警逼問姓名、地址，惡毒地說道：「誰敢不說，就整死誰。」由於我們不配合，惡警就用煙頭燙我們。一個功友的鼻子被燒傷，我的脖子被燒傷。在這期間，我們看到一個大法弟子被惡警毒打、電棍電，整整折磨了4個多小時，渾身都是血泡。由於我堅決不報姓名、地址，惡警將我放了。在這裏有必要一提的是，惡警在搜身無任何錢財收穫的情況下，開車的警察竟將我包裏唯一的一卷衛生紙搶走。

10月份，我第五次進京。走到天津被抓，被遣送回東北當地拘留所，非法拘留20天。在拘留所，我和功友們用絕食、罷工來表示抗議，並聯名上書狀告江澤民。20天後，我被非法勞教一年，送到了長春黑嘴子勞教所。

在勞教所裏，我因為堅持正信，不寫所謂的「決裂書」，被6、7個惡警毒打。其中一對姓尚的姐妹倆尤其邪惡。她們把我的胳膊扭到後背綁起來毒打，並用電棍電。惡毒的是，專挑上身的敏感部位乳頭和臉上的穴位處電。有的功友被電得體無完膚。肉體的傷痛可以忍受，但精神上的侮辱讓人感覺生不如死。在實在承受不住的情況下，在極其不清醒的狀態下，流著淚，閉著眼，我被迫寫了「決裂」兩個字[注]。在以後的三天裏，我米水未進，錐心的痛楚無以言表，我覺得對不起師父的慈悲救度，不配做大法弟子。三天後，在我身體極度虛弱的情況下，臉色發灰，管教讓我參加繁重的體力勞動-----墩頁子（把書按頁碼順序排好，在桌子上墩齊刷），每天早晨4點起床，晚上10----11點睡覺，有時甚至幹到12點，互相間不許說話，站一天下來，腿、腰、背、胳膊酸痛不堪，一動不敢動。另外，大法弟子還要扛運麻袋，這種活連男人幹起來都很吃力，何況女人呢？有時太累了，受不了了，看到此情此景，一些稍有良知的管教都跟著落淚。在勞教所裏，每天都有不寫「決裂」的大法弟子被毒打、過電、各種體罰，甚至叫犯人進行毆打。如果說這是一座人間地獄，一點也不過份。

一年來，在這種高壓迫害下，我的心臟病一再發作，血壓極不穩定，低時40，高時120，眼睛幾近失明。出獄後煉功恢復正常。

﹝編注﹞署名嚴正聲明將歸類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