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月20日江澤民下令迫害法輪功，使中國上億人遭難。一些關心我的人紛紛上門勸我不要煉了。我說：“這麼好的功法要我不煉那不行，政府能給我一個健康的身體嗎？一定是政府搞錯了。”我還是照常每天煉功。為了說一句公道話，由於堅持煉功，我遭到了江氏政治流氓集團肉體和精神上的殘酷折磨與摧殘，原本非常和睦的家庭被株連迫害。以下是我所遭遇的迫害。

在2000年正月二十八早晨，我們一行十個人在同修家門口一起煉功，被當地錢糧湖警務區的七、八個警察非法抓住。惡警彭常華和610辦的鄧紅球將我們一個個審問後就把我們分別送往華容、岳陽等幾處非法關押。我和另外二名大法弟子被非法關押在岳陽湖濱拘留所45天，最後我丈夫寫保證並交了900元伙食費才放我回家。當地邪惡為迫害大法弟子就把曹祥輝、陳敏、郭立群等等幾名大法弟子從家裏綁架出來掛上牌子、反捆綁著手，站在汽車上由很多武警手持衝鋒槍押著到處遊鬥。

看到大法弟子遭受這樣嚴重的迫害，我和一名同修2000年5月到北京上訪，說句真心話“法輪大法是正法”。我們倆來到北京信訪辦，看見信訪辦門前有很多便衣警察，各個省的都有，他們就擋在門前，抓當地上訪的法輪功學員。當時我想上訪是無門了我們就決定到天安門廣場和平請願。在天安門廣場，我們剛剛坐下盤腿，很多便衣警察馬上就過來把我們抓上了警車。車上還有很多請願的法輪功學員，我們被綁架到北京一個公安局，我們用善心告訴他們修煉法輪功的好處，還跟他們說：政府取締法輪功是錯的，希望政府釋放所有被非法關押的大法弟子，請還我師父清白，給我們一個合法的煉功的環境。

後來，我被本地駐北京辦事處的警察鄧益桃和我家人押送回家。當時我丈夫和他弟弟是被本地邪惡強迫去北京的。一切費用都是我家人付的，共花去了現金三仟元左右。在列車上晚上睡覺時我還聽到警察鄧益桃和補票的列車員在做骯髒的交易，如何開票，以後繼續合作等。回到當地後，錢糧湖的惡警把我送到岳陽雲溪看守所非法關押30天，我丈夫花了很多錢請客、送禮，還被君山區國安大隊的隊長余志和等勒索了許多錢財。

在被誣蔑陷害、上告無門的情況下，我們只有用發資料的方式講清法輪功真相，告訴人們電視的宣傳是如何的造假，江××是如何迫害法輪功學員的。

2000年11月，我和另一名法輪功學員發真相資料的時候被錢糧湖派出所的所長姜南武綁架到公安局，遭到嚴酷審問。當時，我們這裏到處都是貼、發的法輪功真相資料。岳陽市和君山區的610恐怖辦公室大動肝火，由市610的頭子親自出馬，和君山區國安大隊余志和、趙文華、李其良以及錢糧湖610、公安、警察成立專門的小組調查這件事；他們欺騙我丈夫說只要我說出資料是從那兒來的，誰指使幹的就可以放人回家。我丈夫相信了他們的謊話，就帶著孩子和我娘家、婆家十多人來問我資料是不是從李年春那兒來的，因為李年春住在我隔壁樓上。我說：不是，你們被電視宣傳的謊言所欺騙了，你們這是幫他們犯罪。為了說句真話就被關被打，我沒有錯，你們現在迫害我不說，難道還要迫害更多的人和家庭嗎？……我不停的和家人講真相，從下午到晚上12點，他們甚麼辦法都用盡了，看我還是不說，就只好走了。

等家人一走惡警趙文華、李其良等三、四個惡警就開始對我用刑，把我雙手用繩子捆住，和高椅子把我放在上面，再把我雙手吊在門框上面，把椅子拿走，我整個人被懸空離地二尺多高著，我拼命掙扎，惡警就用穿著皮鞋的腳踢我，用盪秋千的方式不停地推我，沒多久我身上大汗淋漓喘不過氣來，有種虛脫的感覺，我慢慢暈了過去。

第二天惡警把我和另一名法輪功學員綁架到岳陽市一看守所。在去岳陽的路上我看到這名學員的臉上和手上全是腫的，而且是青紅紫綠的血痕印，他對我說：它們已經折磨了我一天一晚，用玻璃瓶使勁的砸我腦袋，用皮帶不停地抽我，還將我吊起來盪秋千拳打腳踢的，全身都是傷痕累累的。我說：我身上也是一樣，右手現在還沒有知覺不能動了。他說我臉上整個都是青腫的，再一看我們倆人的手都是被繩子勒進去的青紅色的痕印，腫起很高。

我們被非法關押在岳陽市一看守所，每天吃的是一桶鹽水加一點點油和小菜，再就是發黃的劣質米飯，被子和生活用品都是家人送來的。在被非法關押37天後，我們開始絕食要求釋放回家。在絕食的第五天，我被放回，當時君山區國安大隊又從我家勒索現金2000元，錢糧湖610勒索現金1000元，看守所還要了600多元的生活費。此前，我丈夫怕我在關押期間被打死、打殘就到處借錢送禮、請客，據他說送了2、3萬元才將我放回來。

我們很多法輪功學員在這次發真相資料中被抓、被關、被打、被勒索錢財。大法弟子羅繼川老人被君山區國安大隊的惡警用燒紅的鐵烙在身上40多處傷痕，後來被非法判刑勞教；大法弟子李年春、魯元秀兩位老人都是60多歲的人了也受了很多酷刑，並被非法判勞改。兩位老人在沒學法輪功之前都是有多種疑難病症的人，修煉法輪功使她們身體健康了，現在卻被非法關押在長沙女子監獄。

2001年元月16日上午，錢糧湖邪惡將大法弟子李年春、魯元秀、皮霞、何瑞平、段全貴、俞老館強行掛上黑牌子，反捆綁著雙手，有的戴著手銬在錢糧湖的禮堂非法審判、遊鬥他們。當天下午我和丈夫在家看電視時，惡警鄧益桃和另一名警察說有點材料要問問，去去就回來，將我騙上車，在車上還有其他法輪功學員，劫持到派出所非法關押，惡警當晚又將大法弟子徐憐非法關押。第二天，惡警將我們三人綁架到岳陽一看守所非法關押。許多被非法關押在裏面的法輪功學員，和我們一樣，是被警察欺騙後綁架來的。我們絕食抵制這種非法關押，在絕食的第5天，我和徐憐被送到株洲白馬壟勞教所非法勞教1年半。

大年三十被非法關押在勞教所裏，我想起了家裏的孩子和丈夫，孩子才13歲，丈夫從沒有做過家務，也不知他們是怎麼生活的……，想著想著，眼淚就不知不覺地流了下來。

株洲白馬壟勞教所不准我們煉功，有許多同修的老毛病又犯了，我們在大年三十晚上開始集體煉功。大批的特警和女警察連夜守著不准我們煉功，有的還把學員從上鋪倒拉下來，還有特警手持高壓電棒威脅等等，硬是不准我們煉功。即使這樣，我們還是善意的向他們講為甚麼要煉功的原因。他們說：“這是上面規定的，不准法輪功煉功，勞教所更不准煉功。”就這樣一直折騰到正月初五那天把我們都集合到操場上，不一會就來了一大批武警手持電棒和一隊女警察，再就是特警，都是全副武裝把我們團團圍住。接著就是點名，點到名字的就回到房間裏，沒點到的就留下。後來聽說，沒被點到名字的50名法輪功學員被武警押到後面一棟房子裏，在那裏被“嚴管”。

勞教所迫害法輪功學員的大隊被稱為七大隊，大隊長姓丁，不許法輪功學員煉功，並施行精神和肉體的迫害。

我想不管怎樣我還是要堅持煉功，因為煉了法輪功，我才能夠祛病健身；勞教所不允許我煉功，不等於就是要我的性命嗎？晚上我又開始了煉功，我剛一盤腿，馬上進來幾個值班犯人對連拉帶拖地把我拽到辦公室，特警命令我面牆而站立正姿式，房間的其他學員看到我煉功被拖出去，也開始煉功，這樣她們也被一個個拉了出來，2個辦公室都站滿了，外面走廊上也站了一些學員，由於當時有很多學員是從床上拉下來的沒穿衣服和鞋，當時又是大冬天的。有幾名學員跟它們說理，不應該這樣對待我們，就被惡徒拉去關禁閉。

當時有曹建珍、曹芝蘭兩姐妹被關禁閉。據曹芝蘭後來說：她姐姐被關禁閉時，惡警將她雙手用手銬背銬在鐵門上，還使勁地用皮鞋踢、用拳頭打她，當時大法弟子曹建珍就被打斷肋骨幾根，胃大量出血，人當場昏死過去。而惡警卻揚長而去；不知過了多久，一名值班犯人看到地上有一大灘血，才喊來人把曹建珍送到醫院搶救。出院後曹建珍不能進食，吃甚麼吐甚麼，身體越來越虛弱，在這種情況下，湖南省株洲白馬壟勞教所還不放人，還在人不停地折磨曹建珍，把她放在“轉化班”不停的對她洗腦，讓她坐小矮凳，把犯人夾看著沒有自由，幾個月後曹建珍越來越不行了被迫害得只剩皮包骨頭，不能行走，在這時白馬壟勞教怕人死在勞教所裏才將曹建珍放回家。曹建珍回家不久就去世了，大法弟子曹建珍的死是被白馬壟勞教所迫害而死的。

白馬壟勞教所的禁閉室是一排不太高的水泥平頂小屋，10個房子，1個房子關一個人，每個房子只有幾平方米裏面，沒有水，吃、喝、拉、撒都在裏面，冬天陰暗潮濕，到了晚上10點睡覺時才有一床破棉被，而且很潮濕，早上6點起床就收了。夏天蚊蟲叮咬，十分炎熱，非常悶人，關在裏面的學員很難有水洗漱。按照一般規定，禁閉室關犯人最多一個星期，而大法弟子卻被關十多天，二十多天，多的長達一個多月，被折磨得又黑又瘦。

即使這樣，我還是天天堅持煉功，惡徒就天天把我拉出去罰站，而且必須是軍人的立正姿式，再就是被手銬銬在欄杆上，有時一站就是一晚。

有一天勞教所搞來了天安門自焚的錄像，湖南省還來了新聞記者，強迫大家到會議室看錄像，我們當時因煉功被罰站的5個學員也被拉去了。我們5個到那裏一看是誹謗大法的錄像，還是甚麼自焚，當時為了抵制這場造假、誹謗法輪功的宣傳，就高喊“法輪大法是正法”、“法輪大法好”。而那位新聞記者卻卑鄙地把這段錄像給裁剪了，只把勞教所的所謂“功績”吹噓了一番。在我們喊口號時，有許多武警就衝進來將我們5個連拉帶拽地拖了出去，不一會那些流氓新聞記者來採訪我們，我說了電視上是如何的造假，法輪功如何好，還說：“如果全世界每個人都學法輪功，都按照真、善、忍去做，人人都找自己的不對，用善心去對待別人，為別人著想，人類道德不就回升了？人類不就美好了？那戰爭都不會出現了，警察都不需要了呢？這樣難道不好嗎？……”當時一名徐姓大法弟子也說了修煉法輪功後身體是如何的好了的話。可是到後來湖南新聞報導的事實根本就不一樣，把我們說的話全部刪除，徐姓大法弟子的話也被刪改了。

由於我天天堅持煉功，幹警怕我帶動其他的學員就把我弄到嚴管隊，我才知道被關押在此的學員都受到了嚴酷的折磨。在正月初五那天晚上，在這裏的全部大法弟子都被手銬吊在外面的曬衣鐵桿上（差不多2米高）凍了一個晚上。惡警還把他們認為很頑固的幾個大法弟子關了禁閉室，其他大法弟子以絕食來抵制邪惡，要求把關禁閉的大法弟子放出來。惡警不但不理睬，還將大法弟子體罰站了2天2夜。

我被關嚴管隊的那天，那裏的大法弟子已絕食了5天，她們的身體被折磨得很虛弱。那天晚上惡警鄭隊長又來問我們還煉不煉功，我們回答說：“煉”，她就罰站，有一個大法弟子被迫害的昏了過去。後來每進來一個大法弟子只要說一句“煉”就被罰站到外面凍一個晚上，甚至二個晚上。

有一次我在電視房煉功被犯人發現後報告了這個鄭隊長，她氣勢洶洶地跑進來，當場給我兩個耳光，罵罵咧咧地把我拖出去，真像一個潑婦，勞教所的很多幹警都是這樣。

那一段時間，我由於堅持天天煉功，幾乎天天都被拖出去在外面凍、罰站有時被銬在外面的鐵桿上，還要站成“大”字形，兩腿分開到不能再分開了，兩手分開被銬在齊腰高的鐵欄上有時半天，有時一晚，常常是凍得四肢麻木、手腫起很大。許多大法弟子身體被折磨得越來越不行了，整天聽到咳嗽的聲音。我的咳嗽也越來越厲害，咳得直不起腰，致使腰部疼痛難忍，小便失禁，喉嚨說不出話來。儘管這樣，我們還是不斷地遭受勞教所折磨，惡警稍有不順就對我們拳腳相加，再不就是關禁閉室。

有一天，惡警把勞教所裏的手銬全部都拿來了，把我們一個個都用手銬吊在上下鋪的床上面，還用一對手銬銬兩個人的手，一人一隻手，如果這邊的人手動一下，哪邊人的手就跟著痛，有的大法弟子被手銬吊得暈了過去，有的大法弟子被銬得不停地嘔吐。

為了抵制勞教所對我們的殘酷迫害，一百多名大法弟子於2001年3月5日集體全部絕食，幾天後惡警對我們進行了殘酷的灌食。惡警們在地上鋪一床草蓆，由幾名值班人員把我們從房裏拖出來，再由特警和值班人員七、八人把我們按倒在草蓆上，壓手的壓手、壓腳的壓腳、壓腿的壓腿、壓身子的壓身子，壓腦袋的壓腦袋，使整個全身都不能動，然後它們拿電工用的鐵起子把牙撬開（有的大法弟子滿口牙齒被撬鬆、撬落），再用修尖的竹筒插進嘴裏，把鼻子擰緊，拿杯子裝滿粥，從竹筒裏倒了進去，鼻子和嘴同時不能進出氣，還要灌3至7杯的粥。

我當時就對特警說你們不能這樣啊，會灌死人的。一個惡警惡狠狠地說：“就是要灌死你們”。在當天大法弟子左淑純就被惡警們活活灌死了。它們將大法弟子左淑純放在擔架上，用一床破棉被從頭蓋到腳，一隻手臂吊在外面，將她抬了出去。

出了這件事後，惡警開始採用新的辦法，用高壓電棒逼我們吃飯。有的大法弟子嘴上被打得起了很多水泡，腫得很高還是不吃。後來惡警採用偽善的辦法，我們當時未能識破而吃了飯。

4月份，被劫持進來的大法弟子越來越多，邪惡之徒就將我們搬到另一棟大一點上下二層樓的房子裏，也就是從那時開始，白馬壟勞教所把馬三家勞動教養所如何迫害大法弟子的手段引了進來，還請了惡人到勞教所裏搞演講。它們的邪惡手段是：每個房間十多個學員，由4、5個吸毒人員夾看，賣淫的刑事犯代替了特警。我們的一言一行，上廁所，吃飯、睡覺、上課等等都被吸毒犯或刑事犯記在本子上，交到惡警手中，連上廁所都要到規定的時間排隊，一個房間一個房間的上，慢一點還不行，沒等上完廁所就把你從廁所來拉出來；吃飯、洗澡、洗衣、洗漱都是一樣。整天聽到的就是“快點”、“快點”罵聲不斷，髒話連篇。勞教所還不允許大法弟子之間互相說話，惡警還讓吸毒犯罵師父、罵大法給我們聽，不聽的就拉到辦公室強行聽、看誹謗、誣蔑的錄像；錄像聲音開到最大，十分震耳，再就是特警使用電棒電大法弟子，很多大法弟子身上都被電傷，有的大法弟子被電的不能走路，上廁所都是別人攙扶著。大法弟子陳杏桃就是這樣被特警用電棒把全身都電傷了，走路都很困難，在白馬壟勞教所被迫害致殘，才通知家人將她接回，由於傷勢惡化而去世。

為了抵制勞教所幹警隨意使用電棒毒打大法弟子，我們大法弟子於4月21日開始絕食，最後勞教所答應我們的要求才開始吃飯。後來才知道這是惡警在欺騙我們，惡警還是一直使用電棒電、毒打大法弟子。這件事過後，勞教所裏又制定了另一種體罰，就是坐小矮凳，小矮凳有5寸高，4寸寬，6寸長，從早上八點到中午吃飯，從下午2點到晚上吃飯，從晚上7點到10點睡覺，除了上廁所都是坐在小矮凳上，要求腰部挺直，雙腿並攏，兩手放在雙腿上，眼睛平視前方，不准動，不准瞇眼，不准說話，不准出房間，不到規定的時間不准上廁所等等，一個犯人看著一個大法弟子，大法弟子完全沒有了一點人身自由，每天坐小矮凳都是10來個小時，屁股上坐起了很多繭子，皮脫了一層又一層，在這期間勞教所七大隊還成立了三個隊，七一隊、七二隊為所謂轉化隊、七三隊為嚴管隊，大隊長姓丁，小隊長有鄭××、尹××、哀××。在勞教所的高壓精神與肉體的雙重迫害下，有一些學員在神志不清和執著心帶動下做出了違心的決定。

2001年5月，我被送到勞教所迫害法輪功學員的七二隊進行強行洗腦，被關在房間裏強迫坐在小矮凳上，上廁所、洗漱由2個人夾看，連飯都到手中，主要是不讓出房間和一些堅定的大法弟子碰到一起，如上廁所、洗漱碰到一起不准說話、打眼神。一群邪悟的人把堅定的大法弟子圍住，講它們邪悟的一套，還侮辱師父和大法。當時我只覺得腦袋整天都是轟轟的，她們為了使我轉化採取了許多手段，讀誹謗的話，我不聽就把我拖到電視房看錄像，我不看就把我拉到房間折磨，再就是幾個圍著我搔我癢癢、擰我鼻子、揪我身上肉，不停地罵師父等。有天它們商量好計策後把我圍在中間，前面一個讀所謂的揭批書，左右一邊一個把我腦袋用手這邊壓過來，那邊壓過去，又使勁擰我鼻子，又是用拳頭不停地敲打我的腦袋。我高呼“法輪大法好”。它們馬上把我按倒在地上，把我的襪子脫下來塞住我的嘴，再用力將我的鼻子擰住，不讓我出氣，然後問我轉不轉化，我堅決地告訴它們，我決不會轉化的，我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沒有錯，決不會轉化和你們一樣像社會上的流氓那樣罵人、打人。我說，師父教導我們首先是要做個好人，你們這那像修煉的人，你們錯了，上當了。這不是明擺著把好人轉化成壞人嗎？邪悟的人也是很可憐的，由於不修煉了，以前的病痛又回來了。

那幾天我精神總是恍恍惚惚的，走路時總要倒地的感覺，這種現象後來經常出現。一個星期後，七二隊的惡警見我沒有一絲轉化的念頭，就又把我調回嚴管隊，6月份我又被送到洗腦班，每天都被一群人圍著，不停地說、罵、受盡了各種污辱，這個房間不行又換到另一個房間，這個隊不行又調換到那個隊。

勞教所裏還用了一種更殘酷的辦法來轉化我，它們和我家居住的當地610辦聯繫，告訴我丈夫：你愛人不轉化，就送勞改，永遠也不可能回家。丈夫信以為真，就到當地法院要求和我離婚，2001年10月，丈夫帶著法官和他要好的幾個朋友來到白馬壟勞教所勸我“轉化”，他們說：“610辦說的如果你不轉化就判勞改，永遠也不可能回家”，再說你家裏現在連生活也很困難，丈夫又沒有工作（下崗工人），孩子又小，你丈夫出去工作的話孩子就沒人管，孩子整天在外面打流不回家，能放心嗎？我說：“這都是江××一手造成的，江××害得多少人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有家難歸”。

他們說：“胳膊扭不過大腿，不讓你學就不學了吧，何必吃這麼大的苦呢？”我說：“我們只是為了做好人，為了堅持一個真理，這樣做沒有錯，我也不會轉化，做那種沒良心去打人、罵人的壞人”。我丈夫承受不了這麼多邪惡之徒製造的痛苦，以離婚逼我。我當時想為了孩子和丈夫不再因為株連九族的政策遭受痛苦、擔心受怕，很不情願地在離婚協議書上簽了字。就這樣我們一家人的幸福生活在江澤民的迫害下被活活拆散了。辦理離婚的趙法官說：你丈夫和你離婚是為了孩子，上面規定如果家裏有誰是煉法輪功的孩子考大學、當兵、找工作甚麼的都不要。

11月份，白馬壟勞教所為了進一步要轉化大法弟子就把嚴管隊撤了，分成三個洗腦隊，每個房間有三個堅定的大法弟子。當時大法弟子胡月輝和我就在一個房間呆了二個月。大法弟子胡月輝每天都要堅持煉功，那些看夾人員和轉化人員就把她手和腳用綁帶捆在床上成“大”字型不能動有時一晚，有時把她打的雙盤用綁帶捆緊，不讓鬆開一捆就是一晚上，痛得一身汗。白天煉功就把她用綁帶把手和腳捆在椅子上，胡月輝常常喊“煉功無罪”。邪惡就把她的嘴用毛巾或者用膠塞住，還不讓她讓廁所，有時把她拖到廁所裏一凍就是半天，有時用掃帚打她，每天都把她拖在地上坐著，她們還用涼水潑在地上，胡月輝的衣服常常都是濕的，有時一天要換幾套衣服也沒有乾衣服穿，又是大冬天的，可以說胡月輝每天都被折磨著。

大法弟子胡月輝還跟我說了她在白馬壟勞教所受迫害的一些情況。她是2001年3月被非法關進白馬壟勞教所的。由於她每天煉功都被手銬銬在外面走廊上，有時邪惡幹警把她叫到辦公室用幾支電棍電擊她全身一整天，第二天又是如此，而且很晚才疲勞地回房間，房間的犯人幫她脫衣時看到她的內衣上全是血跡，再一看她皮膚上全是血肉模糊，衣服粘在被電棍擊傷的皮膚上乾枯了，一脫衣服連皮帶肉一同帶下來了。

當時房間裏的犯人看到這情景都哭了，從這時起，她就開始絕食抗議惡警對她的迫害絕食時間長達6-7個月，開始惡警是用插胃管強行灌食，辦法是用一根膠皮管從鼻子或都嘴裏使勁插進去，胡月輝的喉嚨都被插破了，有時被插得吐血。每天三次把她拖出去灌食，每次灌食後的衣服都是濕的。大法弟子胡月輝的一口牙齒全部都被撬鬆了，還被撬掉了幾顆門牙，後來我看到到她吃飯時根本不能嚼都是硬嚥下去的，這期間還要把她拉出去強行洗腦、折磨。再後來我們在2002年9月集體絕食時才看到她，她也在絕食要求無條件將她放回，每天我們都從窗口看到她被4、5個犯人強行抬手抬腳的抬到醫務室，有時被倒拖著（頭在地上）在水泥地板上拖著走，有時犯人故意往有水的地方拖，她每天都喊“法輪大法好”那些惡警就把她的頭（因為人是向天抬著的）使勁的往地下壓，致使她喊不出聲，再不就用毛巾塞她的嘴，每天我們都看到她受著不同的折磨，這以後就再也沒有看見她了。

勞教所用了10個月的時間和各種殘酷辦法也無法達到他們所想的目的，怕我們影響其他法輪功學員，就把我們和其他人徹底分開了。也就是說把我們徹底隔離起來了。

2002年大年三十晚上，我們在電視房把牆上的詆毀大法的東西全撕了，夾看犯馬上把她們都拖回了房間，不一會進來十多個看夾犯氣勢洶洶的抓住大法弟子就打，我喊到“不准打人”；馬上拳頭像雨點般的落到我頭上。我一看我們這個房間一名60多歲的老太太被打得嘴角出血，腫起很大。有的大法弟子臉上被打青了，抓破的；還有的腿被踢青了走路都是一跛一跛的。第二天我們要求：“嚴懲打人兇手”惡警說：“沒有誰打人，我沒看見哪個打人”，其實打人的時候全所幹警就知道了（當時丁隊長和幾名幹警都在場），還調了很多犯人連夜押看我們。我們知道這是惡警在縱容犯人打人，我們還聽一名夾看犯說：是幹警指使她們來打我們的。

為了抵制迫害，大年初一我們開始絕食，後來勞教所答應處理這件事我們才開始吃飯。

勞教所為了更好的利用犯人來迫害大法弟子，惡警每天都把犯人叫到辦公室開一次會，告訴如何如何做，並以給予減刑來誘惑犯人；如果犯人不願意幹，就以加刑威脅她們。白馬壟勞教所還隨意非法延長關押大法弟子。

再說那些犯人後來在我們善心的感化下，使她們的思想改變了不少，比如：在吃和用的方面我們都讓先於她們，她們打罵我們時，我們從不還手、還口。她們還看到我們說話都是和和氣氣的，從沒有帶一個“髒”字，吃甚麼用甚麼就像一家人一樣沒有私心，做甚麼事都時時為別人著想，連掉在地上的一粒飯都不浪費撿起來吃，我們還告訴她們：農民種地不容易，一粒粒的糧食收上來要流下多少汗水，而在這裏你們卻把吃不完的飯一碗一碗的倒掉。在大法弟子的帶動下，勞教所的犯人倒飯的現象沒有了。我們還常常告訴犯人如何做好人，不要像以前那樣，害了自己又害家人，很多犯人都受感動表示回家後一定找大法的書看，從新做一個好人，改掉以前的惡習。這些犯人也說：“在勞教所只能使人越變越壞”。

白馬壟勞教所的惡警不僅不讓大法弟子的親屬接見，反而還惡毒地說：“××大法弟子不想見你”的話。我的父親和我的二弟到白馬壟勞教所見我三次，都被惡警擋我回去。惡警造謠說是我不想見他們。

我弟弟第三次來見我時才見到我，問我為甚麼不見他時我說我才知道你來過三次。弟弟反問惡警為甚麼時，惡警支支吾吾半天沒回答出來，又看到我被押著的情景，弟弟眼裏含著淚水，沒說甚麼就走了。在後來的幾次接見親人中，得知母親在家中為我天天以淚洗面，眼睛也看不太清了，身體也越來越弱了。有一次我小弟和弟媳來看我，看見我身上長滿了疥瘡，身體瘦得很厲害，問為甚麼這樣，我告訴他們“我們整天被關在一層陰暗潮濕的房子裏，被子也是發著霉氣的，我們很難曬一個太陽，又是一、二十人擠在一個房間。這種疥瘡，其癢無比，晚上根本就不能睡覺，白天還不能瞇眼睛，坐在小矮凳上受刑，還不准用手抓，各種大小膿包、水泡等形狀的都有。弟媳問我為甚麼不治，我說：治好了過一段時間它又發，因為我們很少見太陽，有許多大法弟子已經持續一年多了，我就是這樣的，肉體都折磨的不像樣了。弟媳一邊聽一邊哭，反問幹警為甚麼不讓我們曬太陽。幹警說：“這是所裏規定的”。

勞教所還強行把我們的頭髮剪短，還要我們強行帶一個“白馬壟勞教人員××X”的小牌子在胸前。因為我們本來就是被非法關押的，我們堅決不帶，惡警們就採取了嚴厲的辦法把特警叫來手持電棒一個房間一個房間的打，壓著帶。那天只聽到隔壁每個房間發出的特警的叫罵聲和電棒打人的“滋滋”聲，還有大法弟子被打倒在地上的呻吟聲。在我們這個房間，我們堅決不帶，特警就把我們一個個壓倒坐在小矮凳上，再把我們的頭使勁地壓在地下，不能動，致使腰部彎曲的劇烈疼痛，再要夾看犯強行把牌子掛在我們身上，讓夾看犯不要鬆手，就這樣它們哈哈地笑。後來聽說有很多大法弟子因不帶牌子被電傷、打傷，連60多歲的老太太都被嚴重電傷。

2002年7月，白馬壟勞教所又成立了一個所謂攻擊隊，以惡警鄭隊長為頭，專門用來迫害堅定的大法弟子。我們七大隊有許多大法弟子的教期已到，可勞教所還不放人，2002年8月，我們開始集體絕食，要求無條件釋放回家。勞教所立即成立一個吊水隊，隊長姓熊，就是強行給我們打點滴；把我們的手和腳捆在鐵床上成“大”字形，強行注射藥物，注射藥物後人整天迷迷糊糊要睡，一睡就甚麼都不知道了。聽一個醫生說：裏面加了損害中樞神經的藥。大法弟子夏婷就是因為被注射了大量的這種藥物走路都是扶著牆或別人扶著走的，說話出現口吃，沒有了記憶，她原本是一個能說會道的人，被白馬壟勞教所迫害成了這個樣。

在絕食期間不斷有大法弟子被送往所謂的“攻堅隊”，從攻堅隊下來的大法弟子都被迫害的精神恍惚，癡痴呆呆的，絕食一個月後我被送到攻堅隊，攻堅隊在一層三樓的頂上，有四個房間，每個房間有三個打手（都是從生產隊選出來的打人凶犯），每個房間只有一個大法弟子。我一進房間三個打手就一擁而上把我用手銬吊在一個上下鋪的床上，腿要站成立正姿式，過後看到我枯瘦如柴，沒有一點力氣，就問我有多久沒吃了，我說一個月，不知她們當時為甚麼沒有毒打我。

被關押在攻擊隊的大法弟子說，每上去一個大法弟子都要毒打一頓，再上手銬吊上幾天幾晚不准睡覺，還用各種辦法折磨。它們認為可以了，才能下來，那天晚上來了個惡警，命令打手們把我綁在有背的椅子上，腿綁在椅子的下面，兩手用手銬銬在後面的鐵床上，整個身子都被綁在椅子上，打手們用手抓住我腦袋上頭髮迫使我仰面朝上，身上和腿被壓著不能動，把我的鼻子擰緊，惡警就用三把鐵匙子開始灌食，一把鐵匙子把牙齒撬開，一把開始餵粥，一把就通到喉嚨裏面來回不停的捅，有時被捅到喉嚨裏面去了，捅的十分疼痛，我不停的嘔吐，吐得身上全是污跡。灌完三杯後，又繼續用手銬把我雙手吊在鐵床上面，一個小時後又開始灌。當時天氣還比較熱，我全身都是很難聞的臭酸氣味，還不讓洗澡，不讓上廁所，晚上被吊著不能睡覺，眼睛都不能瞇一下，不然打手們就用清涼油往眼睛裏抹。後來又往我口裏灌鹽水，使得我口中十分乾渴，打手們不停的折磨我，用手擰、揪、用腳不停地踢我，直到把我折磨得精疲力盡。

因我不背監規，勞教所又用另一種方法迫害我，讓我在規定時間把所規背出來，背不出來就把我上手銬吊著，還要做軍訓，不做特警就用電棒電，再就是讓我搞手工生產，聽誹謗錄像，如不聽就用手銬銬上，戴上耳機把聲音開到最大叫你強行聽，直到保證能遵守所裏的所規才放下去。後來我被轉回吊水隊，我的喉嚨灌食時被全部捅破、腫起很大不能吃東西，別的大法弟子也是一樣，有的喉嚨都長了膿吐出來的都是帶膿的水，都只能吃一點帶湯的米飯、粥，體質很難恢復過來。

從攻擊隊下來的二十天後我又被轉回攻擊隊（那次是10月）。以鄭隊長為首的惡警和總值班員及吸毒犯劉小玉（整人十分凶殘）先把我們三個大法弟子全身從裏到外搜了一遍，然後把我們一人關一個房間，進了房間把門一關（它們迫害大法弟子都是把門關上的），以劉小玉為首的打手把我按在地上，用毛巾塞住我的嘴，之後用拳頭打用腳踢，用手不停的打我的臉，一邊打還一邊說：“你第二次上攻擊隊就沒有上次那麼好了。”打完後劉小玉又手銬把我一隻手吊在床上鋪的最頂上，一隻手吊在下鋪的最下面，我整個人被繃得緊緊的，手銬都銬到肉裏面去了，人還要站直，銷微動一下，打手的腳就橫踢過來了。人被踢得腳失去重心，手整個被吊在上面，再就用幾條小矮凳頂在我後面床鋪與背心的位置，使人不能站立，腳往前懸空，手整個吊在床上，我暈迷了過去。

不知過了多久，醒來時，我人躺在地上，口裏還有很濃的十滴水味，看我醒來後，邪惡又繼續把我用手銬吊上，又換了一種姿式，一隻手銬在上鋪床的正面，一隻手銬在上鋪床的側面，繃得不能再繃了，腳還要立正，我只覺得人就像要分裂似的扯得疼痛。半夜過後我又開始昏迷過去，醒來時手還是被吊著，臉上全是潑的冷水，眼睛、鼻子裏全是清涼油，辣得我眼淚、鼻涕不斷往下流。後又換了各種手銬吊人的姿式如：橫銬、直銬、斜銬、兩側銬等等折磨了我一天一晚後，我左手下來時已失去了知覺（2個月後才恢復過來）。我的臉和眼睛都腫起很大，幾乎看不清人、全是青的。後又讓我每天抄所紀所規50遍，抄不完不准睡覺。幾天後，又讓我勞動，每天必須完成規定的任務，由於我只能用一隻手幹活，晚上就要加班，打手們就不停的罵，我時刻都處於高度緊張狀態，致使我精神有點恍恍惚惚、癡痴呆呆的了。只知道打手們要我做甚麼就去做甚麼，差不多二十天後，隊長看我沒有煉功的意志了，才把我調到下面的嚴管隊。聽打手們說：大法弟子常蘭被日夜不停的銬了七、八天受盡折磨直至送到醫務室搶救。而大法弟子陳偶香從那以後再也沒見到她了（被迫害致死）。

12月嚴管隊又成立了生產隊，以惡警熊隊長為首，勞教所為了不讓我們有時間煉功，下達了一天要完成多少任務的生產，如果不參加生產的就一個月加一個月的刑期，我們每天從早上6點起床就一直到晚上10點、有時到晚上12點就開始搞生產，根本沒有時間休息。2003年3月勞教所放我時提出必須把絕食所用的醫藥費700多元付清，我弟弟和父親來接我時沒帶多少錢，勞教所就把我親人接見我進上在卡裏面的剩下的280元錢全部扣除，還要強迫打了一張400多元的欠條才放人。出勞教所時，望著那看上去讓人感到表面一新的監獄樓房，它裏面卻是那樣的骯髒、黑暗。

湖南省株洲白馬壟女子勞教所是江××集團迫害大法弟子的幫兇，我在那裏遭受了二年零二個月的殘酷迫害。

以上是我回家後，經過幾個月的煉功和休養和使身體恢復健康後慢慢回憶起來的，又經過一段時間才整理出來的。回家後我因無家可歸，是父母收留了我，當地610還經常上門騷擾、監視。

湖南岳陽君山區錢糧湖惡人名單：
陳愛良：岳陽君山區錢糧湖政法委副書記（專管610辦）13907306025；
付祖愛：國安大隊隊長13808400240；
趙文華：國安幹警（打手）13017225526；
李其良：國安打手；
孟正興：錢糧湖鎮鎮長；
鄧紅球：岳陽君山區錢糧湖610辦主任13874063031；錢糧湖610辦公室電話：0730─8927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