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5月12日下午，突然闖進我家五、六個警察及街道辦事員，他們說又要辦班，我堅決不去，他們還是強行帶我上了一輛警車。在家人不在，沒有簽字的情況下，警車直接開進腦科醫院。我問他們：「你們不是說辦學習班嗎？為甚麼騙人？」他們誰也不說話了。他們企圖對我進行精神上的摧殘、迫害。由於當時我正念強，並請師父加持不進院，結果是床位已滿，使他們的陰謀沒有得逞。

2000年6月21日下午，我在電話裏約一位女同修，讓她在一個郵電局門口等我。在等她時，無意中發現了三個穿便衣的警察，其中兩個我一眼就認出來了。當時情況十分緊急，但我仍堅持把那位同修等到了，並告訴她趕快離開。我乘車回家時，那個女便衣也隨同我上了車。在我下車時，一輛依維柯警車也同時開了過來（那是準備抓捕我和那位女同修）。他們強行將我帶到派出所，關了二十四小時，沒有問出甚麼。半夜裏，我突然想到家人還不知道我在哪兒，我要求他們打電話告知家人，他們不同意。就這樣，我丈夫和我兒子一夜未眠，到處找我。其實關押我的派出所離我家還不到一站路。他們第二天打電話給我單位說：「抓到一個現（行）的。」單位派來警車帶我到浦口監獄（我的單位）非法關押了八十一天。每天四個警察輪流看守，在二道大鐵門、高牆鐵絲及武警看守的監區裏失去了自由。單位蔣姓領導說：「只要你寫了不練了，就放你回家。」當時我拒絕了。

2001年8月初，街道辦事處的黃××及居委會、我單位共五人闖進我家，找我談談。我看這正是向他們洪法的好機會，我開始講我們法輪功學員是被迫害的，我們是在做好人。只是黃××在作記錄。我想我堂堂正正修煉做好人，你記吧。我還在繼續講，黃××遞過來他的「記錄」說：你簽個字吧！他遞過來的卻是一份他自編的「保證書」，完全是欺騙！我堅決拒絕，事後知道他們讓我丈夫代我簽了字，我看這件事幹得也太卑鄙了，及時聲明，那樣的簽字作廢。

2001年8月下旬，我在家正曬衣服，中華門派出所片長和居委會主任來我家，說派出所所長找我聊聊。我想，那就跟他講講真象吧。我去了，還沒進院子，就見到一輛小黑汽車停在院裏，幾個惡警來回走動。我明白了：又要抓人。我不肯進去，轉身往家走。一個高大的田姓惡警用力將我拖進大院。我不肯上車，拼命掙脫。田××舉手要打，被他們擋住。就這樣他們以欺騙加綁架的手段把我強行推進車裏。我用力喊：「我不就是煉了法輪功在做好人嗎……」當時院內院外圍觀了好多人。

在這次關押的24天裏，天天強迫看誣陷大法的錄像，派了甚麼各種專家、教授上課，每天晚上必須寫所謂的心得體會，沒有行動自由，只是晚上放放風，在二個陪同監視下散散步。

在此期間，我國外親戚來電話，說他的一位朋友來南京開華商會，可能要來我家讓我帶他找國內的親戚。惡警得知後，晚上連著打了六個電話到我家（就是那個田姓惡警）。他說：「……我們都是黨員，是國家幹部，那個國外來的人要是找到你（指我丈夫），你就說××（指我）去旅遊了，不在家。你請他吃頓飯，發票我們給報銷……」，極力地掩蓋迫害真相。

在此之前，惡警抄了我家。

2002年7月9日中午，我和兒子在家吃完飯不一會兒，水佐崗派出所、新隆派出所來了幾個惡警，說問我一點事情，一會兒就回來，強行讓我下樓後，上了一輛黑轎車，其實又是拉去洗腦。就這樣我被他們關押了4天，半夜裏「提審」，不讓休息，在38、9度的高溫下沒水喝，不給洗臉、用水，最後利用親情來動搖我。他們株連九族，使我家人受到牽連，大兒子被拘留15天，並抄了家。小兒子被關押48小時，丈夫精神上受到摧殘、擔憂、焦慮，使他頭髮一下子白了許多。市局惡警肖x帶人抄了我家，全家不同程度受到迫害。

7月13日，惡警又將我送到看守所非法迫害，關押一個月後，又送到鼓樓區洗腦班強行洗腦，共計70天。在此期間，吃、喝、拉、撒、睡在一個房間，二道門上二道鎖，窗戶拉上窗簾，窗戶的玻璃糊上報紙，終日不見陽光。讓勞教所的猶大來給我們灌輸歪理。天天看那些攻擊大法、造謠的、剪接了的錄像及書籍，「轉化」了的回家，否則繼續關押或送勞教。

這一切就是江氏稱謂的「中國人權最好時期」發生的。我由於平時學法不深，放鬆了自己，被邪惡鑽了空子，在自己主意識不清的情況下，向惡人屈服了，事後痛悔不已。

現嚴正聲明自己在此期間的一切所寫全是違心的，全部作廢！

我跌倒過，極其痛苦過，但我很快爬起來了。在師尊慈悲苦度下，我更加清醒冷靜了，一定能夠走好走正正法修煉的最後進程。

水莉
2004年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