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的發展肯定有很多具體目標。但至少有兩個目標是不可缺少的。一個目標是要實現人民的普遍幸福，使絕大多數人都能享受到這種經濟發展帶來的利益；另外一個目標是，它要使人類社會和自然環境和諧地相處。真正有利於人類社會生存和發展的經濟發展目標，至少要符合以上二點。中國現在的經濟發展實現了這兩點沒有？首先現在中國經濟的發展，是以巨大的社會不公正作為補充的。這種社會不公正，首先就表現在國家社會財富分配的極端不公正。要清楚地分析中國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公正這個問題，我們不得不談到為甚麼共產黨能夠奪取全國政權？為甚麼當時中國人民選擇了共產黨？這當然有很多歷史的偶然性和一系列當時的國內國際的其他情況，但是最主要的一點，是當時的共產黨官僚集團，它欺騙了歷史，欺騙了人民。

抗日戰爭勝利之後，毛澤東提出了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政治主張，用來對抗蔣介石的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毛澤東當時宣傳他所追求的民主就是美國式的民主，就是華盛頓式的民主。他提出的這種所謂“民主聯合政府”的宣言吸引了當時眾多的自由知識份子。這些知識份子以為通過共產黨的革命可以真正實現自由民主的理想。

當時共產黨提出的第二個花招是土地改革。我們現在通過大量的歷史資料發現，在土地改革的過程中出現過很多血腥的現象。但是土改當時畢竟使絕大多數的農民得到了土地。

第三，共產黨提出了要發展民族工商業，從而吸引了當時的民族資本家，也即民族工商業階層的熱烈支援和擁護。

正由於他們提出這些口號，共產黨當時贏得了中國人民的擁護。但是，中國人很快就發現自己選擇錯了。在所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不久，共產黨開始了思想整肅運動，然後通過57年的反右運動、文化大革命對知識份子的徹底清洗，完全收回了他們對所謂“民主聯合政府”的允諾。他們建立了世界上人類有史以來最荒謬、最殘暴的集團統治。歷史上沒有一個民族、沒有一個國家，沒有一個時期的極權政治能與共產黨從57年“反右”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間，對知識和知識份子的殘害相比。這是共產黨的第一個欺騙。

第二個欺騙是它欺騙了農民。農民通過土改，從共產黨手中得到一小塊土地。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不久，共產黨就推行合作化，並進而推行人民公社化。這樣，共產黨又把土地從農民手裏完全剝奪回來。人民公社就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集中營，這樣說到底對不對？我曾經上山下鄉當過知識青年，親眼看到那些貧苦的農民每收穫一斤穀子，幾乎要付出同等重量的汗水的代價。但是他們有甚麼自由？！在三年所謂自然災害期間，餓得半死的人民連想改變被餓死的命運出去討飯都得不到允許，只因為討飯會使人覺得社會主義不好。幾千萬人就這樣餓死。在這場所謂的自然災害中，餓死的人比抗日戰爭中整個中華民族所付出的犧牲還要多。

第三個欺騙：它欺騙了民族工商業者。通過所謂的公私合營，共產黨消滅了民族工商業，把全部財產收歸國有。我們一直使用一個概念：“公有制”。可是，中國有過公有制嗎？公有制還有一個概念叫“全民所有”，中國有過全民所有嗎？國家權力被共產黨官僚集團所壟斷，整個國家都屬於共產黨官僚寡頭集團，而財產又都歸國家所有。在這個財產鏈條的邏輯過程中，一端是國家所有的財產，另一端是掌握國家命運和國家最高權力的共產黨官僚統治集團，哪有甚麼全民所有制？只有共產黨官僚集團私有制，只不過冠以所謂公有制名義而已。

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後時期，共產黨自己已經認識到，再通過以前的這種所謂的公有制，也就是國家財產全部由共產黨官僚集團統一掌管這樣一種方式，已經不能夠再為他們的政治的存在提供有效的經濟基礎了。於是就開始了所謂的經濟改革。我相信胡耀邦和趙紫陽當初確實是想要通過改革，使中國社會向民主轉型。但是，鄧小平對六四的血腥鎮壓，徹底毀滅了中國和平地轉向民主的可能性。

剛才這位老先生講：中國實行資本主義了。而我認為中國並沒有實行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的前提是公平競爭，而公平競爭的前提又取決於，每個公民在法律面前都具有同等的權利。現在中國只有特權，沒有公民平等的權利。所謂的改革發展到今天，最終形成的是腐敗的權力、骯髒的金錢，和墮落的知識，結合在一起的特權階層。因此，中國根本就沒有資本主義，有的只是特權階層攫取社會財富和壓榨人民血汗的經濟體制。這特權階層壟斷了權力、壟斷了金錢，壟斷了知識，因此，也就壟斷了瓜分國營企業過程中的主導權，這就中國目前最真實的現狀。工人和農民都被排除在國營企業的瓜分之外。而從所謂的經濟發展中真正受益的就是壟斷了國家權力的腐敗的官員們，就是和腐敗的官員結成一體、以腐敗權力為槓桿為自己獲得金錢的奸商們，就是被腐敗的權力和骯髒的金錢所收買的知識界。

中國的知識界說來可憐，幾千年的專制歷史中，中國的知識界就從來就沒有在整體上成為一種獨立的社會力量。但是，知識份子以前還僅僅是跪拜在專治的權力之下，而當代的中國知識份子可憐到了不僅要向專制權力獻媚，而且同時要向骯髒的金錢獻媚的程度。知識份子是社會的脊梁。知識份子都腐爛了，社會的脊梁也就腐爛了。

國家權力可能扮演兩種角色，當國家權力是公正的、正義的、是廉潔的、是開明的，那麼它就是一個偉大的導師，它會引導整個社會走一條向上的路；如果它是腐敗的，它是偏私的，那麼它便是一個最大的教唆犯，它會教唆整個社會墮落。所以，腐敗的國家權力是整個社會墮落的根源。

中國的經濟為甚麼能這樣快速的發展？只要稍加審視，就可以發現，中國經濟的這種發展是以犧牲廣大的勞動者的基本利益為前提的。首先，經濟的發展是建立在將近一億的中國民工奴隸般的勞動之上。那民工一年能掙多少錢，一個月能掙多少錢知道嗎？而且就這麼微薄的工資都沒有保障，拖欠農民工的工資已經成為一種不可消除普遍的現象。有一個很知名的個體企業家，還是個甚麼政協委員。他曾經跟我說了一個理論：不可以讓工人吃得太飽，吃得太飽人就不願意幹活了。正是基於這個理論，他的企業最少拖欠三個月的工資。除此之外，農民工超常的勞動時間，惡劣的勞動條件，毫無權益保障的狀況，等等，所有的這些，都為中國經濟的發展作了註解。中國的經濟就是在殘酷地剝削著一億民工的基礎上飛速發展。最近不斷地出現關於礦難的報導。礦難連續不斷，是因為那些礦主們不肯拿出任何一點真心實意來保障工人的安全。我曾經在貴州看到，小煤窯的出口的洞只有電視螢幕那麼大，農民就像狗一樣，爬著從洞裏往外面拉煤，拉一趟煤炭不夠城裏人吃一頓晚飯。

中國勞動者的利益得不得保障，根本原因在於，中國當局剝奪了勞動者最基本的權利。就是為了保障自己權益組織工會的權益，於是勞動者就只能一個一個的單獨面對強大的、腐敗的權力，以及和這個腐敗的權力勾結在一起的骯髒的金錢。在這種情況下，工人的權益怎能得到保障？一億人的這種奴隸般的、低廉價的勞動所創造的經濟奇蹟，難道應該受到任何有良知的人的喝彩嗎？

另外，共產黨官僚集團現在把他們幾十年積累下來的經濟重負都轉嫁給了下崗的工人。國營企業的工人過去幾十年來都是低工資、低報酬中勞動、生活。付出了幾十年的生命代價，卻沒有辦法為自己儲存下基本的生活資料。現在搞所謂國企改革，突然之間工廠要被廉價地賣給那些和腐敗的權力相勾結的商人，而工人則從此失去了工作。這樣的一種財富的分配公平嗎？

中國社會現在最不公正的現象之一就是就是對農民利益的忽視和對農村的剝奪。中國的農民向來是第三等級，是腐敗官僚眼裏的賤民。在座的五十歲上下的人可能都當過知識青年。大家回國，到上海、北京、廣州可以看到很多的高樓大廈，很寬闊的馬路，但是如果大家到中西部的農村去看一看，你們會感覺到那種艱難、那種落後、那種閉塞和你下鄉的時候沒甚麼區別。為甚麼？因為經濟發展的成果都已經被不公正的分配了，而農村是永遠不會被這些奸商們、腐敗的官僚們真正關注到的一個地方。中國當局每年都提三農問題，而三農問題甚麼時候解決過？現在壓在農民身上最沉重的負擔，就是要養活眾多的官員。 這些官員貪污腐敗，貪得無厭，索求無度。很多農民現在不願意反貪官，為甚麼？ 他們認為，原來那個貪官是餵飽的狼，他再吃的時候會少吃一點。如果把那個飽狼給宰了，換了一個新的餓狼上來，那老百姓還活不活呀。所以現在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步，越反腐敗農民的利益越受到侵害。

現在，一個更為令人痛心的現象是，經濟的發展正在迅速地毀壞著我們神州大地的自然環境，正在使我們壯麗的山河迅速地淪為一個幾乎不適於人類生存的地方。北方的沙漠化、南方的石漠化、黃河的斷流、長江的生態危機、大氣的污染都在證明著這一點。

我生活在貴州，那是個山清水秀的地方，但是現在你沿著烏江的一條支流走，會發現有十多公里的河水烏黑發臭，那是一個造紙廠往出排污水造成的。中國有環保法，為甚麼那個造紙廠不執行？理由很簡單，造紙廠的廠主和當地縣委書記有親戚關係，你那個小小環保法算甚麼？

現在有一種說法，就是中國強大了，我們中國人可以揚眉吐氣了；還有一種說法，只要經濟發展了，政治上就逐漸會民主。說這種話的人都是“馬毒”中得太深了。甚麼是“馬毒”？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毒。馬克思主義有一條道理，叫做經濟決定政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那麼現在有的知識份子和商人就說，經濟發展了，中國就會走向民主。會這樣嗎？我們說，社會的歷史是人的歷史，是人的意志創造的歷史，當整個構成歷史的人群並不想追求民主和自由的時候，只靠所謂的經濟發展，自然而然進入到民主過程，那是根本沒有可能性的。歷史上其實已經有很多的教訓。當年希特勒德國的經濟發展在歐洲是出類拔萃的，當時日本的經濟發展也是亞洲之冠，可是後來這兩個國家一個走向法西斯主義，一個走向軍國主義。於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這兩個國家不僅僅是給整個人類帶來了災難，而且首先給德國和日本帶來了巨大的民族災難。現在，按照共產黨的政治邏輯走下去，中國未來的前途只能是兩個。一個可能就是法西斯化和極端民族主義，從而把中國拖入巨大的戰爭災難；另一個可能是，隨著社會不公正進一步發展，當原有的專制體制再也容納不下巨大的社會危機時，整個社會就會在總體的崩潰中，進入長久的動盪過程。（轉自大紀元網）

作者簡介：真名袁紅兵，筆名袁紅冰。早年曾經任教於北京大學法律系，1989年由於支持學生運動而受到中國當局處罰。1994年3月，袁紅冰被中國安全部門逮捕，並以“企圖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的罪名被押往貴州審判。1994年9月，中國政府以“不得返回北京”為條件將袁紅冰釋放。同年11月開始，袁執教於貴州師範大學，並出任法學院院長。在流放貴州的8年時間裏，袁紅冰秘密創作了四部文學著作，揭露中國共產黨暴政下中國人民的苦難生活。

袁紅冰從朋友處獲悉中共密謀再次逮捕他並收繳他的作品。為了公開出版他用心血凝成的四部著作，今年7月21日，他在以貴州省法學代表團團長的身份帶領代表團到澳大利亞訪問之際，突然離隊，隨後向澳洲政府申請政治避難。美國之音8月2日曾發表“採訪逃離中國的學者袁紅冰”。

袁紅冰認為，國家權力有可能扮演兩種角色。當國家權力是文明的、進步的、公正的，它就有可能成為偉大的角色，它會引導整個社會走一條向上的路；當國家權力是私有的、腐敗的、不公正的、骯髒的，這個時候，它就是一個最大的教唆犯，它會教唆整個社會墮落。而中國的現代知識份子正是在這種私有國家權力教唆下，正在迅速地墮落，變成物慾的動物，完全泯滅了一個知識份子應有的社會良知。

袁紅冰說，所謂知識份子是中國的民族智慧之鏡，中華民族可悲之處就在於此，這個智慧之鏡上面塗滿了物慾的污跡。我向來認為中國人民所受的包括藏族人、漢族人、也包括蒙古族人，他們所遭受的重重苦難只有轉化成自由的哲理、生命的史詩，他們才能成為精神價值，人類才能從這種精神價值中得到真正的教訓。也只有上升為自由的哲理、生命的史詩，他們才能成為整個人類文化不可缺少的組成部份，他們才會有價值，否則他們就會淹沒在人類歷史中，被人忘卻，那些血就白流了。中國之所以這樣不斷的一次又一次的發生悲劇，就是每一次巨大的社會悲劇之後，都沒有人把這些悲劇上升為精神價值，給人類提供一個警示，從而這樣的悲劇一再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