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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資料點的變遷 看我們修煉上的不足
文/大陸大法弟子
【明慧網2004年11月7日】我省有一城市出現了幾十名大法弟子同時被綁架的現象,其它部份城市的大法弟子也遭受不同程度的迫害。知道這一消息的同修都在思考,為甚麼到現在還出現這樣的情況?

下面我就我知道的一資料點近期發生的情況向大家說一下,有可能對大家有所幫助和啟發。

該資料點是從99年7.20就開始逐步成立運行了,雖說當時並沒有這樣的明確想法,只是有甚麼事情大家在一起商量,有甚麼資料大家可以來這裏取送。由於該點是一個門面房,加上店老闆(以下稱為同修A)正念強,在常人中的待人接物能力出眾,使得每一位知道該地方的同修有甚麼事情都喜歡來這裏坐一坐說一說。可能是時間長了,由於一些同修的不注意,使得知道該點的人越來越多,甚至自己在來取資料時帶常人來。雖說大家在這期間也考慮過安全問題,也考慮過多成立些資料點分散資料,但始終由於這樣那樣的原因沒能真正的去實行。

就在10月初,連著兩天出現三個同修被綁架。其中兩個是從該點拿資料的協調人,一個是離省城不遠的城市的同修B。

針對這樣的情況,我們開了一個小法會,會上大家決定要多學法、多發正念、快講真象,同時把單獨直接去資料點拿資料的同修按便利、認識與否等因素適當歸類,由一個、兩個人去拿,再轉發,避免資料點來往人員過多,減少安全隱患。因為該資料點還負責不少同修需要的真象資料的傳遞工作。可是會後,單獨去拿資料的人還是不少,在他們心中,好像我自己是個例外,我自己來這裏方便等。

就在此時,同修A的愛人讓A轉讓門面,說是要回家照看孩子。同修A也知道轉店不單是照看孩子,更主要的是家人害怕出甚麼事情。就在猶豫不定的時候,同修B的家屬,也是A的親戚,在電話裏說:要是讓我知道誰給B的資料我就說出來,把B換出來(同修B家裏的環境一直沒歸正好)。當時對同修A的震動很大。此時熟悉A的另一同修對A說:不要只把事做的大,要有內涵,要多學法。同修A再三考慮之後,決定轉讓店面。

由於店的位置好,第二天店就轉了出去。幾天後,知道轉店一事的同修都納悶:剛說好的事(指開法會決定的事),怎麼轉了,是不是出甚麼事了,表現出不同程度驚慌,向A問是怎麼回事?A回答:沒事,轉了就轉了唄!

現在的資料傳遞能保證,不耽擱一點事,感覺和以前一樣。

事情說完了,我想從幾個方面說一下我的認識,望大家琢磨琢磨。不對之處,請同修指正。

(1)把自己置身於事外,好像自己是個例外:師父法中講的不足的情況我沒有,那是別人;這事情我應該知道。

好像沒有自己不該知道的,但真正應該知道和應該參與的自己又找理由推。資料點的大規模被破壞好多都是因為我們不該說的說了,不該做的做了。其實幾年來血的經驗教訓如果大家都認真的看一看、想一想,是不應該再出現被破壞的事情的。講真象時所處的出發點、被綁架後自己的所思所為、自己家庭環境(包括夫妻倆都是大法弟子)的圓容情況、晚上當地整點發正念的參與等,自己到底做的怎麼樣?也許有同修心裏說:你不知道我的情況,我怎麼怎麼。是,你想的說的我都信,可是事情發生了這是偶然的嗎?一切難自己都可以克服,都可以過去,因為有師在,有法在。

記得7.20後,自己聯繫不到其他同修,不知道該怎麼做,在家看書也沒怎麼提高。2001年6月份的一天在打IC卡電話,看到有同修貼的「法輪大法好」不乾膠,就想為大法做點啥。第二天在和一同修說這個事,被查房的派出所發現(是租的一間民房,當時門沒關),我們手裏有大法書,於是三個警察就在屋裏搜有沒有其他的書,枕頭底下的一張普通報紙也翻來翻去看,好像上面寫有機密的東西一樣,床翻了個遍。但是屋裏有一堆近4500冊的《在長春輔導員法會上的講法》他們居然沒找到看到(註﹕這是另一同修為解決當時沒書的難題在1999年7月20日前一些時間自己拿錢印的,書剛印出,迫害就發生了),上面只不過放了一些雜物,周圍用一些機器圍著。按當時我的心性,如果被發現我承受不了那麼大的迫害。師父不承認舊勢力的安排,是師父保護了我。事情出現就有它出現的原因,存在就有它存在的道理。我想是這樣的。

(2)不能靜心學法。大家都知道學法的重要,因此都要求自己保證每天的學法。可是時間一長,有些同修就把學法當成了一項任務,感覺學了我就可以心安了,別人問我時我就可以理直氣壯的說我看了學了。學法要靜下心。有同修說要看兩到三講,否則就不知道自己在看甚麼,因為開始學法的心不靜。我認為說的有道理。

(3)幹事心和從眾心。認為和同修經常聯繫,說說話,切磋一下,講講真象就可以算跟上正法進程了。我想不完全是。心性和由心性表現的行為能跟上正法的要求,才能算跟上正法進程。我們的心能否在各種環境下保持不動?能否在自己一個人的情況下做好師父要求的三件事嗎?金子放在哪裏都是金子。

當日前一篇文章: 向親朋好友講真象的一點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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