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早上，七、八個邪悟者圍攻我一個人，她們仗著人多勢眾，七言八語向我散布邪悟的東西。我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並不斷的發正念，排斥她們的東西，最終她們沒有達到目的，第四天早上把我分到班裏去了。

有一次，我們發正念，惡警（不知姓名）就用苕帚、棍子打我們，強行往外拽，罰我們到室外站著，當時正是三月份，春寒料峭，站了幾個小時，全身都凍透了。在十二隊經歷了半個月的迫害後，惡警又把我們這些堅定的大法弟子轉到七隊。七隊部份惡警表面很偽善，但只要我們學法、發正念，她們就謾罵、毆打。沒過多久，司法局又向萬家勞教所增調了一批外所警察，來對付我們這些善良的修煉者，並利用犯人“包夾”的方法監視我們的一言一行，每天發正念都要遭到惡警和犯人的一頓毒打。有一天晚上我們整體發正念，剛從長林子勞教所調來的惡警李小平就用棍子打我們，她把一個老同修從床上拽到地下，在硬拉時惡警李小平一下撞到對面的床上，頭被撞出一個口子，從此以後，她們就更加瘋狂地毆打我們。一次惡警孟祥芝用廁所的拖布打我們，往我們嘴裏推，往身上打，就那一次我的腿右側被她打得紫黑色。這樣的事經常發生。

惡警張波調到七隊當隊長後，更是變著花樣迫害我們。2002年7月份，所裏把男隊惡警調到七隊，每個班都有四、五個男惡警，一對一進行“包夾”。從七月份一整套的邪惡迫害計劃在七大隊開始實施，開始加大對大法弟子的迫害，集訓、進出門報數、穿號服、背監規，晚上睡覺把房間的門反鎖上，不許上廁所，睡覺時要把雙手放到外面，誰不遵守，就要上大掛、被吊打、坐鐵椅、電棍電（一根不行，就用兩根電棍電）、體坐蹲姿（或罰站）等等酷刑進行迫害。我和宋瑞香、李蘭因不背監規，被萬家勞教所男隊五隊的隊長蔣宏波、石鑫磊這兩名惡警帶到小號上了大掛，他們倆在窗戶上邊栓一根軍用皮帶，把我們的兩隻手銬上手銬子吊起來，腳不沾地（先是左右悠盪，然後抓起前胸衣服往前拉，再往後牆上撞），這時手銬都嵌到肉裏，越動手銬越緊 。開始用電棍電我們，後來另一惡警陳國棟又拿一根電棍電我們。我們頭上流下來的汗都是粘的，肚子痛已經窒息。宋瑞香被吊起來，後背還加了一把椅子。

有一次我們整體都正面答題，不配合邪惡的要求，男隊長蔣宏波讓我們蹲著，往頭上澆水。高鳳芹因不寫批判材料，被打得臉部紫黑。還有一個邪悟的班長伙同惡警迫害老同修白淑榮，把白淑榮的鞋脫掉，讓她蹲在雪裏。

到九月份，惡警又開始對全體大法弟子強行洗腦——寫所謂的“三書”。在進行精神上迫害的同時，加重肉體上的迫害。更殘酷的刑罰是把人的兩臂分別銬到兩個床的柵欄上，把兩床用力一拉，人就像五馬分屍似的被撕裂開，極其痛苦，無法形容。他們體罰我，讓我坐蹲姿，並在我身後用電棍威脅恐嚇我，由於我不配合惡人，被反覆三次從小號拖出、拖進，最後蔣宏波和另一個惡警用兩根電棍電我，逼我寫三書。當時的心情真是生不如死，難以言表。接下來就強迫寫批判材料。由於大部份大法弟子不配合邪惡的要求，惡警趙余慶、姚福昌就不斷迫害我們，從早上5點起床就開始體罰我們坐蹲姿（兩腳平行，雙手背後），直到晚上12點才讓上床，其間不許上廁所。每天不停的播放誹謗大法的錄像。

後來張波隊長變本加厲地讓我們強行勞動，完不成任務不許睡覺，我們經常幹到十一、二點，有時幹到後半夜。由於長期看不到師父的講法，更談不上煉功，加上超強度的體力勞動（甚至60多歲的老人也不例外），有的年齡大的大法弟子被迫害得身體虛弱不能走路，都不讓休息，只能躺在冰冷的車間的地上。有一姓曲的老同修，脖子疼得都抬不起來，儘管如此，惡警不但不讓她休息，而且還得出操。

以上只是我在萬家勞教所親身經歷迫害的一部份，實際遠比這殘酷的多，大法弟子在殘酷的迫害下，不放棄信仰，不放棄修煉，做出了許多可歌可泣的事蹟，人類的歷史會銘刻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