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1999年7月20日，殘酷的鎮壓開始了，當時我所屬薩爾圖區的區委領導找我談話，內容兩點：一是對法輪功的認識，二是對當時召開的人大、政協兩會的意見。我明確表示：1、法輪大法好。2、對兩會召開沒意見，因為修煉的人不參與政治。單位領導找我談話，要求我放棄信仰，被我嚴辭拒絕。事後才知道，單位領導找別人替我寫了一份保證書。派出所兩次派人到家裏要求我寫保證書放棄修煉。第一次被我拒絕，第二次因為考慮到單位領導、家人、孩子都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壓力。違心的寫了一份材料交給他們。我明知法輪大法好，可是在鋪天蓋地的造假、誣陷宣傳下，在整個社會的壓力之下，我妥協了，但我內心的良知卻讓我承受著難以想像的痛苦的煎熬。在這種巨大的精神壓力之下，我的身體開始出現異常反應，整個人像被撕開一樣痛苦，但是慈悲的師父從來沒有放棄我，一直呵護著我，保護著我，幫助我繼續走在修煉的路上。

2001年天安門廣場所謂的自焚案發生後，重新煽動和加重了人們對法輪功的仇視，到處可以看到人們仇視法輪功的目光。聽到人們仇恨法輪功的聲音。面對被欺世謊言毒害的無辜百姓，我不能再沉默，我必須為法輪大法上訪。

於是我在2001年6月1日同我的丈夫一起進京為法輪功上訪。6月2日上午在天安門廣場我打開「法輪大法好」的橫幅，並喊出了我的心裏話「法輪大法好，法輪大法是正法」。當時就被天安門警察抓住送到前門派出所，關在鐵籠子裏，當天被關押的同修有二十多人，其中有位同修被打得滿臉是血。從上午11點多一直關到晚上6、7點鐘左右，當天晚上分別將我們送走。

我被送到北京大興區西紅門派出所，所長李長友像審犯人一樣審我。他問我姓名、地址，為了避免給家人、孩子、單位造成傷害，我拒絕回答。他說，你不說就打你，，打得你鼻青臉腫。我說，你打我，我出去告你。他說，我打小偷、搶劫犯罪的，我怕他們告我，我打你，你告到哪兒也沒人管這事，因為你是煉法輪功的，沒人管。他一直審了近三個多小時，為了強迫我說出地址，其間他一直用電棍在我身上到處電，用電棍往手銬上電，更為邪惡的是，用電棍往眼皮、嘴等敏感部位電。直到電棍突然壞了，他才終止審訊，將我關到會議室，由三名保安看管。其中有兩名保安說，你修真、善、忍，那麼，我們強姦你，你還忍嗎？一派流氓嘴臉，哪有人民警察形像。我當時說：你敢，這是國家執法機關，你們是在犯罪。第三位有些正義感的警察勸阻了兩位惡警之後，將我在椅子上銬了一宿。其間我一直在絕食。6月3日晚，一警察不知從何處知道了我的姓名地址，將我送入了大興看守所。6月4日由大慶駐北京警察將我送入大慶市看守所，一個月後，又被送入大慶市薩爾圖區拘留所關押兩個月之後，又將我送去哈爾濱戒毒所。由於身體檢查不合格被退回大慶。因為在薩區拘留所期間為抗議他們非法超期關押。我絕食二十多天，絕食期間每天由4個人將我抬出去，由6、7個人強迫按著灌食，表面上說是為我好，實質上是對我進行肉體和精神的雙重折磨。企圖逼迫我放棄信仰。我的體重由進京上訪時的130多斤，猛減到80多斤。後被無條件釋放。

在我被非法關押期間，警察非法抄家，強行將我放在家中的大法書籍及一萬伍仟元的電腦（當時市場上最好的電腦）抄走，沒有任何收據，我回家後，多次找他們要回電腦和書籍，可是他們之間互相推托，不知下落，至今未還。

由於我夫妻二人上訪，家人被迫交納一萬貳仟元的罰款，說是上京費用，沒有任何收據。在我與丈夫被關押期間，很長時間，孩子自己一人在家，對於一個十二、三歲小女孩，難以想像她承受了多大的精神壓力和沒有雙親照料的悲涼。

站前派出所警長呂守軍在我無條件釋放後，多次開著警車上門騷擾，而且在沒有任何搜查令的情況下，非法入室搜查，擾亂我正常平靜的生活。2002年7月將我從單位強行拉走，到派出所拍照、留指紋，據鄰居講，經常有人在我家門口蹲坑，監視我家人的出入情況。完全置國家法律、法規於不顧，執法犯法。

無條件釋放後，我回單位上班，近半年時間單位領導因為害怕不敢給我安排工作，可我每天依然正常上下班，用平和的心態對待每一個人，後來領導見我沒事，才將我安排在閱覽室工作。在我無條件釋放回單位上班後，2002年薩爾圖區政府給了我開除留用察看一年的處分。在2002年一年中每月只發給200多元生活費，2002年年終獎金發給個人後，又全部要回。2003年恢復工資後，在原有基礎上連降三級，而所謂開除留用察看一年的處分，時間本來是從2002年12月22日──2003年12月22日，可是至今仍未解除。向他們了解情況，他們卻以市裏有文件為由將原來的一年變為二年，甚麼文件，不知道。而且在2004年所有職工普調中，因為處分沒解除，不僅沒有長工資，反倒要向單位交近2000元錢，理由是2003年年終獎金沒有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