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月邪惡從天而降，奪走了我們修煉的好環境，江××集團開始利用電視、報紙等國家宣傳機器，大肆栽贓陷害、造謠誣蔑大法和我們的師父。那時我們感覺好像是晴天霹靂一般，沒有了我們的生存環境一樣，壓的我們透不過氣來。但是我們心中只有一念，堅信師父，修煉大法是沒有錯的，因為我們的新生是師父給的。

2000年的4月，我和母親去北京上訪，想用自己的受益經過講一句真話，一句公道話。可是上訪的地方變成了抓人的地方，所以我們就到了天安門廣場。那裏的遊人不多，警車警察遍地都是，只要說是為法輪功上訪，就要抓起來，他們非法把我們抓到了天安門派出所，關入一個大鐵籠子裏。裏面關的都是全國各地來的大法弟子，幾個小時後，都各自被當地派出所拉走。就這樣我和母親第一次被非法扣上「擾亂社會秩序」的帽子拘留了十五天。

在2000年陰曆四月初八，我和我母親因去表姐（修煉人）家串門，又扣上了擾亂社會秩序的罪名第二次被非法抄家，並非法關押十五天，表姐被非法判一年半勞教。

就在同年的7月10日早晨五點多鐘，區政法委，街辦事處，派出所，居委會等用欺騙的手段，以上級要找我們談心為藉口，非法把我們老少三口綁架到了派出所，不讓親屬接見我們，還惡言惡語對待我們。有一個惡警竟然搶過我女兒手中的礦泉水瓶，一扔十幾米遠，女兒含著淚還在勸我說：「媽媽，我們是師父的弟子要堅強，我不渴，我不喝。」當時我撿起瓶子去質問那惡警時，他只是後退，不敢承認。

不法人員們用同樣的手段騙來了很多大法弟子，集中關押到派出所的後院，派人看著。我們找他們講理時，他們竟然大打出手，孩子，老人，都不放過，四五個警察圍攻一個手無寸鐵的大法弟子。我被五六個警察抓住，其中還有一個所長揪住我的頭髮，使勁拽，拽下了一把頭髮來。不法人員們用暴力的手段強行把我們那個區的大法弟子劫持到了一個學校搞所謂的「轉化班」強制洗腦，他們使用的招術是偽善、欺騙、折磨，軟硬兼施的手段，妄圖逐個瓦解大法弟子的意志。

由於我不配合不法人員們的一切，區政法委書記打了我兩個耳光，把我再 一次非法關押到了拘留所。在拘留期間，被關押的大法弟子每天都在背法，用自己的經歷去給其他犯人講真象，講大法的美好。 惡警開始迫害我們，罰站，不許睡覺，戴手銬，腳鐐，拿膠棍打，打耳光，捏鼻子，拳打腳踢，他們一邊打著大法弟子，一邊說：「誰打你們了，誰打你們了」，這真是睜著眼說瞎話，明擺著的事實都不承認。

我被非法拘留三十天後，又非法判勞教一年。當他們讓我在勞教票上簽字時，我質問他們說：「為甚麼給我判勞教」，他們只是說我「擾亂社會秩序」，我又問「我們難道在家呆著也違反法律嗎？在家睡也擾亂社會秩序，你們說在哪不擾亂？有的大法弟子家有十幾口修煉，就可以扣一個非法聚集的罪名隨便抓人嗎？還有法律可言嗎？你們是知法犯法，罪加一等。」他們一言不發，無言可對，拿著空白票無可奈何的走了。

沒過幾天，正是中秋節，不法人員們把我劫持到了天津市板橋勞教所。那裏的環境更加惡劣，當天晚上大隊開所謂的「聯歡會」，其實是誣蔑師父和大法。當時我的心都碎了，我大哭起來，眼淚止不住的流，我想站起來喊，幾個包夾把我按住，一直在求我說「別難為我們，如果你有甚麼事，就要給我們加期」。當時我並沒有站在法上為她們負責，使得她們繼續助紂為虐；而是站在了人上，用人心可憐了她們，沒喊出來，回隊後又後悔。

隊長們逼迫我們超時勞動，一天只睡兩三個小時，超體力勞動，扛大包（每包100-120斤），強制洗腦，四五個已被洗腦邪悟的人圍攻一個大法弟子，施加精神壓力，我一次又一次的被洗腦迫害。由於自己的學法不深，慢慢被人帶動，在頭腦不清楚、不明白的情況下，被邪悟的人矇蔽欺騙，走了一條彎路。2001年5月我被釋放後，在大法弟子的幫助下，我又重新清醒明白了，要加倍彌補造成的損失。

我剛回家不到一個月，我母親因講真象，發真象資料，於2001年6月又被非法綁架，判兩年勞教，在建新勞教所裏也是受盡折磨，每天也是超時勞動，造成了腰椎間盤膨起，使兩腿疼痛難忍，走路需兩人扶著走，身體極度虛弱。不接受洗腦，不法人員就不讓購物，處處為難我母親。母親於2002年11月釋放回家。

與此同時，惡警韓明經常到我家騷擾、監視，還雇佣汽車司機、小賣部的人，鄰居，監視監控我們。在2002年8月，我因給一個大法弟子家看了兩天孩子，當時孩子的姥姥在勞教所，孩子的媽媽流離失所，孩子放假來看有病的姥爺，孩子的姥爺有病不能照顧孩子，托我照看兩天。沒想到因為做好事，幫助別人，公安分局惡警馬玉起半夜帶領十幾人，把門騙開強行抄家。

我便馬上帶著女兒下樓去，我一邊走，一邊喊：「善良的人們看看啊！善良的人在遭受迫害」。這時圍觀的人越來越多，當時我沒有了怕，心態很穩，心中只有一念，揭露邪惡、講清真象。果然，不但老百姓靜靜的在聽著，就連十幾個惡警都在那一動不動的聽著，真的被定住了一樣，我把不法人員們的所有罪行，所作所為都暴露在老百姓面前，有力的震懾了邪惡。

不法警察把我和女兒綁架到街道辦事處呆了十天，我就講了十天的真象，最後放我們回家。分局，派出所不但多次非法抄我的家，還多次非法撬我們家的防盜門，撬爛了兩個防盜門，並揚言說：「你不給我們鑰匙開門，我們也會配鑰匙進你家。」

當時我指問他們說：「你們知法犯法，你們的所作所為和強盜有甚麼兩樣，我要告你們，如果我們有甚麼事，就是你們迫害所致。」

從那以後不法人員們的犯罪行為收斂了不少，但他們無法無天，無人敢管。我們母女倆每天依然在提心吊膽的過日子，恐怕那些惡警會半夜破門而入，我們已經是人身安全和生命沒有了保障。

後來，不法人員們為了好監控我的行蹤，把我安排到了居委會工作，表面好像解決我的經濟困難，實質控制我的自由，怕我去北京上訪；他們一會兒看不到我，就到處找我，問別人看到我沒有。 2002年的十月一日，我突然接到北京表姐的電話，說我大姨病危，那天我正好值班，我聽到消息後馬上寫了請假條留給主任，帶著孩子急忙趕到了北京醫院。第二天，我們區裏街道派人開車到北京強制的把我們母女倆帶回來。

今年我女兒十一歲，已修煉六年多了，在這幾年的風風雨雨的日子裏，她跟著我與我母親一起，經歷了大風大浪，在邪惡的迫害下，幾經魔難，吃了不少苦。公安局、派出所不法人員曾到孩子的學校去騷擾，恐嚇孩子，並把孩子修煉的情況告知校長，給孩子施加壓力，孩子並沒有被他們的不法行為嚇倒，並且在學校表現得非常好，她時刻牢記師父的話，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去做一個更好的人，學校老師們對她的評價也是非常的高。

雖然現在我已不在居委會上班，但我和我母親經常到居委會講真象，現在他們的觀念都有所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