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63歲，1996年7月得法。得法前，我身體多病，為了祛病，練了幾種氣功，但病一直不去根兒。

那時我也求神拜佛。因為我的母親、奶奶、姥姥都信佛，我也受了影響，小學畢業後就開始看經書，學拜佛，後來又和我的朋友到處搜集了一些經書，成了多種信仰，甚麼教門的書都拿來看，弄了一大堆，整天忙碌，一心想找一條出路，以後能有一個快樂的歸宿。其實我每天心裏都在苦惱，今天練練這個功，明天練練那個功，再求求神，不知要走哪條路好，就像師父在《轉法輪》中說的：「人家一條大道往上修，他都是些岔道，他修這個，那個干擾；修那個，這個干擾，都在干擾他，他已經修不了了。」我確實修不了了。

正在我走投無路的時候，我得到了大法。當我見到這本《轉法輪》的時候，我才知道這正是我多年來要尋找的真師、真法。我止不住淚流滿面，望著要救度我的師父的法像，心又激動又高興。

我開始了真正的修煉，把原來的東西燒得一乾二淨，認清正邪，以法為師，和功友在一起修煉，從心裏高興。

1999年風雲突變，做夢也沒想到這麼好的功法，還有人破壞。6月底的一天，突然各村幹部同一時間分頭去學員家收書，最少也要交一樣東西，還要填表，寫上不煉了。我村的支書拿著表格到我家，我不交東西丈夫不幹，沒有辦法，我就給了支書一盤廢了的煉功帶，支書給我填了表。

支書走後，我想來想去，廢了的煉功帶也不能給他，上面有大法的東西。我就急忙去他家，對他說：「你給我填的表不算數，要自己填。」他找出來給了我，我就填上了：「堅持煉功，一修到底，做到‘真善忍’。」我向他說：「我要煉功，沒有煉功帶怎麼煉，我要要回我的煉功帶。」他把煉功帶給了我，大發脾氣：「我這就要去鎮上交，這一下子你叫我怎麼交代。」我拿著煉功帶就走了。

這次收書，有的學員把書交上了，經過交流知道交上書不對，沒有書怎麼修煉，不能聽他們的。這一天我們七個人就去了鎮政府要書。那裏有幾個幹部保管。我們就向他們證實大法，舉了很多例子和自身的體會，後來去了一個王書記，這個人很惡，惡狠狠的把我們罵了一頓，罵我們是反革命，還拘留了我們，一直等著各村的幹部到了才放人。

那個時候，功友也經常在一起交流怎樣來保護大法，不能叫壞人破壞。99年7月14日，有幾個村的學員在一起交流和看師父講法錄像，突然一同修告訴有人攻擊大法。聽說後，大家都前去參加了這次幾千人上訪護法。

參加7.14市政府上訪的學員都挨了打，還有去北京查回來的都挨了打，我也被他們打了一頓，胳膊兩側被打黑了，有的學員被打得很厲害。拘留的那幾天，惡人晚上不讓我們睡覺，不是看電視就是念報紙，還要我們長時間的坐在地上，兩腿伸直，兩臂抬直，有一個青年是個打手，拿著膠皮棍在學員跟前走來走去，點點這個，指指那個，誰不聽就挨打。那個時候，我心裏很不平，只是想：「你們無論如何動不了我的心。」

7.20這天，村幹部領著鎮上的幹部五、六個人到我家來，說是來看著我。當時我感覺很可笑：你們來看著我幹甚麼，我又沒做壞事。我從小就知道行好、行善，現在修煉了法輪功，我才知道做好人還有一個標準，就是「真善忍」。我就向他們洪法。他們只是說，你去不了北京，再一天就知道了。他們白黑看守了我兩天，不讓我出門，我要給老母親送飯也跟著我。有一個幹部向我說：「我不願意做這樣的事情，鎮上的書記說了話了，今天是我值班，你如果去了北京，我就沒有飯碗了，工資就不給了。」

7月22日這天，全體學員都被集合到鎮政府，從那開始，鎮政府經常叫學員去開會，叫辦學習班，幹部經常向學員大發脾氣鎮壓，要大家都寫保證書，我也逼得沒辦法，只寫了個不練了，用「練」字糊弄他。後來已上網聲明全部作廢。

一次，各村分組講座，片長和村幹部都跟著，來了一個記者採訪我，想要我誹謗法輪功，麥克風抬在我嘴上，我就說：「我以前有病，煉了這個功全好了。我80多歲的老母親學了這個功身上的病全好了。」說到這裏，片長大怒：「住口，誰叫你說好。」後來我才知道要錄我的像上電視、上報紙。

那個時候，我們村的學員都被幹部暗暗監視，每人看一個，我是被村會計監視。如果去了北京，他們就受處分。那個時候，我一心想去北京證實大法，看著很多同修不斷的去北京，我很著急，只因老母親無人照顧，後來我就經常告訴母親，大法受到江澤民鎮壓，這麼好的大法不能叫壞人破壞，就應該去證實法，我去證實法你在家就吃點苦也是好事，你也修煉的人，也應該吃點苦，說的母親同意了，還支持我去。

2000年6月5日，我們四個學員步行前去北京，她們3人家住濰坊市裏，這是第2次去北京，上次坐車，這次步行。我們走在路上也吃了很多苦。那位於大姐60多歲，體重150多斤，走在最前面，兩腳水泡從沒說過疼。小高是大學生，在單位裏是位幹部，出入有專車，這次兩腳走的起了水泡，從不叫苦。小胥身輕如飛，買飯、打水、找住宿、尋路她走在最前面，還幫著別人拿著東西。我的兩腳也有水泡，腿也感覺很疼，走一段路就落在後邊，小胥就等我走上去，拉著我的手一塊走，和我交流鼓勵我。

她們3人心性很高。走在路上、飯店、住宿，有人問，她們就照實話告訴人們大法的真象。但是我還抱著一種怕心，老是害怕說了實話再有人舉報，走不到北京。步行在第10天上，走到一個飯店，那個口善心非的飯店老闆偷偷的給公安局打了電話，舉報了我們。我現在悟到，因為我有怕心邪惡鑽了空子，如果4個人的心都很純淨，就不會有人舉報。公安車把我們拉到公安局，單個問，去北京上訪幹甚麼，我們都說的一樣：「去北京替法輪功說句公道話，法輪功不是邪的，是正的，祛病健身，修煉‘真善忍’。」我們又向他們講清真象，證實大法。後來我們被拉到拘留所，在那裏拘留了三天，裏面有些大法弟子暗暗送經文給我們看，她們每天都學法煉功，煉功時，犯人還主動的給她們監視著警察，因為那些犯人已經明白了大法真象，有的犯人還學著煉功，背經文，想釋放後回家煉。

三天後，來車把我們拉到鎮政府，那些幹部把我們圍起來，問了問是去北京上訪的，就開始打，不多時就把我打的暈了過去，又給我潑上涼水，隱隱約約聽著那個頭頭說：「你們村裏不要你了，打電話都打不通了，趕快把她丟在井裏算了。」一直等到村幹部和家人到了，才把我扶了起來。我坐在連椅不能動，一動就暈過去，女兒扶我出來門口幾步我就一下暈了過去，在草地上躺了有一個小時。第二天幹部看我身體不行，用車把我送到了醫院。

我在住院期間，鎮政府開大會，書記褚永生還叫人從醫院把我抬去示眾，我村的治保主任說我已經掛上吊瓶了，不能來，這才完事。

住院到第七天，家人把我接回家。第二天，褚永生知道了，把我叫到鎮上，向我大發脾氣，要拘留我15天，又要我幹活，還要我拿20000元，我就是一句話：「我沒有錢。」鄰村那個負責迫害法輪功的幹部陳永華叫我拿6000元錢。後來我村的治保主任請了客，褚才同意叫我拿2000元。

從此迫害越來越重，我經常被逼到鎮政府開會，逼寫保證、找保人……邪惡頭頭還命令學員每天早晚兩次向村幹部回報，外出要當天回來，如果回不來必須先請假。這一天，我要去女兒家伺候月子，藉此去了村長家，守著他的妻子給他倆講清真象，政府這樣對待我，對不對？他對我說：「村裏都知道你是個好人，你煉著好就在家偷著煉，別去北京，你去北京俺受處分，你得給俺當幹部的留個面子。」

2000年10月一天，陳永華開車來抓我。這一天開始抓人，我是第一個被抓去的。一進去就看見李愛英被打，床腿粗的棍子被打成三半截，後來又去了一個姓楊的，都叫他楊部長，用腳一腳一腳踢她的臉，把她的兩隻眼睛全踢黑了。他們把她拖到另一間屋後，就開始打我，逼我趴在椅子上，用了根木板，從上到下的打，最後打我的踝骨、腳，打得骨頭好像裂了，把我的頭髮揪下一把。拖走我，接著就打老陳，老陳和李愛英是頭一天去北京上訪拉回來的。叫老陳坐在地上，把腿放在連椅上，用那根木板不住的打他腿上的踝骨，打得他直叫。這個褚永生很惡，打人很厲害，這時陸續的進來幾個學員，他們看我臉色發黃，扶我去廁所，剛走兩步我就暈了過去。

被抓來的學員都拘留了，每天有人被打。有一天，連續打了9個人，都打得躺在地上，有的學員被連打好幾次，有的打得暈過去，潑上涼水，醒來再打，高繼升背銬著手被打得厲害，他老婆被打得暈過去多時不醒，被送去醫院。那一天玄成喜被活活打死。

這次我被拘留了20天。臨走時要交600元，我丈夫拿著500元錢，陳不讓，硬逼迫我寫保證，要寫上如果再去北京就交10萬元。

回家後，陳永華經常去我家騷擾，要我去洗腦班，逼得我躲來躲去。2001年2月，陳永華又開車來我家，要拉我去洗腦班，我堅決不去，我的丈夫膽小，也幫著他拉我去。到了洗腦班，看見有幾個學員都邪悟了，當了幫教，為610辦事，破壞大法，不敬師父。我心裏很難過，止不住落淚。

第二天，陳永華開著車還拉著幾個打手到我家來，說我不轉化，要把我拉到鎮上拘留20天，我說80歲的老母親病了，我不能走。昨天晚上我母親確實病了，連拉帶吐。我告訴丈夫陳這一夥，硬要拉我去鎮政府，我丈夫也急忙阻攔，說我不能去，如果去了我娘無人照顧。這樣，陳就命令我丈夫在家看守我20天，不讓我出門，出入掛鎖。

在我一次次受到迫害中，我丈夫的心靈也受到了嚴重的打擊，在江澤民謊言的宣傳中，他受到了嚴重的毒害，他膽小、固執，為了家庭少受損失，始終順從邪惡。但是，在這些年來，在我身體的變化上，在我的正念正行中，他也感受到了大法是正的，他心中已明白真象。

江澤民鎮壓大法，矇騙了廣大老百姓，我們要抓緊時間，向世人講清真象，救度他們，這是自己的重大任務，做好目前要做的三件事情，做到師父對大法弟子的要求，達到一個修煉人的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