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剛走到路口，有一位老者和一名中年女商販告訴我，你也是法輪功吧？不要再往前走了，剛才就抓走了好多人，用車拉走了。我告訴他倆說：我師父是冤枉的，大法是清白的，我如果不是學大法我就不到這裏了，是我師父給我第二次生命，就是死我也得去。那老者看著我說：看來這法輪功是好。當我轉身走向信訪局的時候，突然一股熱流通遍全身，就像脫胎換骨的金剛之軀一樣，勇不可當。有三、四個便衣擋住我說，這裏不准上訪，有甚麼事情去到駐京辦去說。我說，我去駐京辦幹甚麼？我找的就是信訪局。我剛走沒兩步，有個便衣用手按住我的肩，我在那一站，頭也沒回，只輕聲說：你幹甚麼？那人就像觸了電似的「嗖」一下把手抽了回去，再也沒敢攆我。

我心裏就一個念頭，我要為師父伸冤。我不理睬有多少人牆，徑直往前走穿過了那段人牆，跑來幾個便衣把我擋住，問我是哪裏的人，我說是中國人，我扒開人群繼續向前走，它們又趕上來問我：我知道你是中國人，你住在甚麼地方？我說：沒出這個地球。我又扒開它們。因為它們都問不出我的地址，都怕是它們那一地區的，因為一個縣有一個法輪功進京上訪，縣長就要到市裏做檢查，有兩個，就到省裏做檢查，有三個上訪，縣長就要免職，所以好多人圍著我。一個中年婦女，搶了我的包，我說：那你就拿去吧，我倒一身輕，撒腿就往裏跑，後面有個人追我說：你敢和警察賽跑！說著就把我按到在地，從我胸罩裏扒走兩千多元錢。又有好多人圍了起來，我大聲喊：這裏可是信訪局，光天化日之下，你們竟然敢幹這等事。我用手指著那些人說：你們知不知道你們在執法犯法？搶我包的和那個從我胸罩裏搶走兩千元錢的人，你們敢和我去裏面說理嗎？那些便衣呆呆的站著，誰也不敢再動，有人還了我背包和錢，我對著這些呆若木雞的便衣說。我告訴你們，我甚麼都可以不要，命都可以不要，大踏步地走進了信訪局。

到了信訪局，辦事人員給了我一張表格，我在上面填寫的是：一、要求撤銷對法輪功創始人的通緝，二、還大法清白、還我師父清白，三、給我們一個合法的修煉環境。寫好後交給了辦事人員，接著他們把我關押在一個地方，那裏有很多同修也被關押著，大約20多分鐘後，我被當地公安帶走，後關押在本地看守所裏。

看守所所長宣布不准學法煉功，不准宣揚法輪功，我絕食抗議，它們給我戴上腳鐐。但我們幾個同修還是堅定的每天學法煉功。所長下令讓我們站牆根，後來又罰我們在冰涼的南牆根下罰跪。它們看到還是沒有辦法改變我們的正念，就用細細的繩子把我們反背捆著，逼我們認罪、放棄修煉，我善意的給它們講清真象，並繼續堅持每天學法、煉功。

就在我絕食七天的時候，它們強迫我在院子裏跑步，並且腳步不准停下，所長在邊上看著，不停的問：還煉不煉？不說不煉就在這裏永遠跑下去，跑不動讓男犯人拖著你跑。我還是堅定的回答：煉！我的這種堅強的意志感動了許多犯人和還有些良知的警察，一個男警察在院子裏不停的說：頭可斷，血可流，法輪功不能丟！

在那裏，我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處處體現出了大法弟子高尚的品德、無私無我的行為和寬闊的胸懷，使所有的犯人無不尊敬。拘留所裏關押著兩名女犯也跟著我們每天學法煉功，嚴格要求自己，不哭不鬧、不喊不叫，不像過去一樣再給看守所裏找麻煩和搗亂，她倆的舉動使所有的人感到吃驚，都說這法輪大法就是好。我不放過這個機會，向其它號裏的男犯人講清真象和洪法，他們聽的都很高興，有的向我要經文，他們說：你能給我多少給多少，一個30歲的男犯人要拜我為師，出去後一定要學法輪功，我說，師父只有一個，進門不分先後，都是弟子。

兩個月後，我被非法送石家莊南高基大街8號的女子勞教所第四大隊。一入隊，就派了兩個女犯人監控我，不准學法、不准煉功、不准和同修說話。並且每個大法弟子都有兩個監控控制，每天早上6點半出工幹活，到晚上10－12點收工。

2000年3月初，大法弟子們都悟到不應該這樣被迫害，就集體罷工，要求無罪釋放所有的大法弟子，還大法清白，還師父清白。這一下激怒了勞教所的所有幹警，它們開始對我們大法弟子大打出手，罰我們站牆根，以立正的姿勢站著，一直從早上6點站到晚上10－12點，有專人看著，上廁所得一個一個去，它們不高興了就不讓廁所，用髒話羞辱、諷刺、辱罵我們。我站得全身發腫，十個手指頭腫的像是個紅蘿蔔，錚明發亮，不能拿東西，臉脹的變了形，眼睛瞇成一條縫，嘴脹得吃不了東西。腿上用手一按就是一個坑，錚明發亮。腳穿不下鞋子，只好穿一雙棉拖鞋，全身疼痛難忍。四大隊的大隊長尚長明，惡狠狠的讓我到車間幹活。我嚴肅的告訴它，我沒有犯任何罪，關押我是錯誤的。我要是接受勞動改造，就是承認了政府的錯誤決定。它說不管你冤不冤枉，不幹活就給我繼續站著。多麼大的壓力也改變不了我堅修大法的信念，師父的法我會背多少就背多少，不停的背。在院子裏煉功，每次都被幾個人上來打罵、制止。但我仍然堅持我的正念，即使到了晚上，我在宿舍裏仍然堅持煉功。

3月20日左右，我被叫到隊長辦公室，七、八個幹警對我進行毒打，拳打腳踢，揪頭髮。它們打一番問一次，還煉不煉。我說煉，又打，又問。我堅定的說：「煉，煉，煉，打死都煉。」它們氣急敗壞的拿來勞教所的刑具之一：繩子。兩個男隊長用力的用繩子把我的雙臂背在後面，一圈一圈的用力捆綁，我的頭被一個叫小王的隊長死命的向後推，氣管好像要拉斷似的，骨頭好像要斷。繩子捆上後，我周圍圍著一圈幹警，衝我拳打腳踢，揪頭髮，打耳光，罵著髒話，還說「難道你就不怕死嗎？」我說：「生無所求　死不惜留　蕩盡妄念　佛不難修」（《洪吟》）並告訴它們，人總有一死，有的死重如泰山，有的死輕如鴻毛，我就是為大法而死，死而無憾。它們再也不問了，靜靜的。這時我全身疼痛難忍，心跳加速。我默背著「生無所求　死不惜留　蕩盡妄念　佛不難修」就在我將要昏過去的時候，它們給我解下繩子。過了10分鐘左右，它們又給我上了第二次繩，這次比上次還要狠。它們不解氣，又把我倒背捆綁好的雙臂提起，為了增加我的痛苦，又從下面加了一些東西，使我更痛苦。疼痛的加劇，心跳的加速，我難以忍受，這時就默念：「難忍能忍，難行能行」和《苦其心志》。

我感覺快要不行了，但自始至終沒吭一聲。我全身麻木，沒有知覺，只有大腦主意識是清醒的，想從地上站起來，可是身體根本不聽使喚，一動不動。這時中隊長王換芳，用腳踢我手臂，踢到前面，就在前面，踢到後面，就到後面，沒有了知覺。它們還罵我裝蒜。接著又一個同修被叫來，毒打，警棍，電棍，上繩，不管怎麼折磨，都沒有改變我們的信念。它們又出新花樣，由耿行軍和高崖松，每天早上8點開始「操練」，站隊，正步走，跑步走，不許停，其中五名48－53歲的大法弟子，腳必須抬到一定的高度，必須落地有聲，像軍隊訓練，不合要求的拉出來單煉，就像金雞獨立，做正姿勢，停在那不許搖動，否則抬手就打，抬腿就踢。早上6點半起床就罰站牆根。8點隊長一上班就練隊到12點隊長下班。四小時不停。耿行軍指揮，喊口號的喊累了，就輪流喊號。大法弟子上廁所得打報告，耿行軍批准，才能一個一個的去，就這樣在烈日下不停的走正步，跑步。它們說：就這樣給我練，練死你們。中午飯剛吃完，又被強行站牆根，中午烈日炎炎，曬到2點隊長上班，繼續練到6點隊長下班，又被強行站牆根到晚上10－12點，一個個被曬得漆黑。

我的臉一層層的掉皮，而後是膿水流出。有天隊長洗澡間開著門，我從門前過，鏡子裏一個陌生人站在那裏，細想是我，連我都認不出我自己了。學員一個一個的被折磨得不像人樣。每天都有人被隊長叫進辦公室打警棍。幾乎每個學員都輪流被打。警棍打到臀部砰砰的聲音，傳出很遠，聽到同修被毒打的聲音，雖然不是打在自己身上，但我感覺就像打在自己身上一般。其實，我們心裏承受的痛苦要勝過皮肉之苦。被打完後馬上參加練隊，耿行軍還故意拉出單練，加倍，加倍，慘無人性。

有一天我被叫到辦公室，一進門，有四個幹警在場，耿行軍手提警棍，在我面前走來走去，接著它把警棍壓在我的左肩膀上，威脅我說：「幹不幹活？」我說：「我沒有任何罪錯，關我是錯誤的，我不接受勞動改造。」它說它不管你有沒有罪，到這裏就得服從，不服從就打。二話沒說，把我拉到桌子旁，掄起警棍，用盡全身力氣，狠狠的打下去。一下，二下，三下，警棍帶著呼呼的風聲，它嘴裏好像還說著：「疼不疼？」之類的話，好像是給自己加油添勁。我咬緊牙關，心裏默念不疼不疼，一聲不吭。打完十警棍後，耿行軍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喘著粗氣，得意洋洋的看著我冷笑。我依然心胸坦蕩，無怨無恨，不氣不惱，堅定正念，向它講著真象。當它歇過來後，還想再次打我。這時電話來了，找它，它不走，腰上BB機又叫了起來，它還不想走，又來了兩個人說叫它回去，它還沒走，樓下又有人叫它說它家裏的人找它有事，它慌張的離去，我知道是師尊助我。（那次上繩，我用心和師父講話時，也是有隊長慌忙解繩。）

然後又是繼續練隊，站牆根，每走一步就像站在刀刃上，一步一步都連著心肺，從內臟到外殼，無不是在刀刃上行走。那時我只有一個念頭，哪怕有一口氣在，也要看到還我大法清白、還我師父清白，要堂堂正正的從這裏走出去。有兩個同修看我這樣都勸我回車間幹活，給自己一個台階下。我平和的對他們說：「我寧可站死都不回去，甚麼時候死甚麼時候算。」在我的帶動下，她倆本想回去，也堅定的留了下來。就連那些隊長每天都在看著我，議論我不行了，一天，二天，三天，我堅持，堅持，以一個大法弟子超常的忍耐走到了2000年5月1日。我被勞教所秘密轉移到5大隊，我們18名同修被鎖進一樓，這18名都是它們認為最頑固不轉化的。按它們的說法，是不服也得服，打也得打服。

三個大法弟子一屋，三個女犯監控，修煉的人不管任何環境都離不開學法，煉功，管你監控不監控，學法煉功是我們的必修課。於是這些監控說，你們煉我們也練，練拳腳打你們，誰打得狠，打得重，隊長就表揚誰，給誰得利，給誰減期。女犯李明娟惡狠狠的說，它要在這裏把殺人的手段煉成，出去後殺他十個八個的。掐脖子，摔布袋，用拳打要害，用腳踢。紀依霞，何小平，唐維蘭毒打折磨大法弟子最狠毒。好多叫不上名的惡人被幹警幕後指使，喪心病狂，滅絕人性。它們一天24小時看著，我們三個堅定的學法，煉功不間斷。會背多少背多少，默背，出聲背。白天，因為學法煉功招來毒打，上手銬，上吊銬。耿行軍把學員銬在桌子腳上，站不直，不許坐在地上，只能蹲著，不准睡覺。半夜裏，大聲吼叫，嚇唬大法弟子，銬在暖氣管子上，銬在廁所，銬在大鐵門上，銬在晾衣房，銬在辦公室，銬在窗戶上，怎麼銬得你難受就怎麼銬，銬得到處都是。早上煉功時，一個同修念完煉功口訣，全體都煉。白天學法背法聲音不斷，從早到晚，女犯用毛巾塞嘴，用小勺撬，拳打腳踢，用水澆，大口大口的痰用衛生紙包上，塞到大法弟子嘴裏，用盡了辦法，也沒能讓大法弟子停止。記得有一天，基本上所有的大法弟子全部背法，聲音響徹雲霄，它們的陰謀徹底失敗了。帶隊的女隊長李維真無奈的說，不關了（在五大隊整整兩個月不見天日，四處是牆，那種處境，真能讓人發瘋）。7月1日，返回了四大隊。

這裏已經做好了周密的安排，把堅定的大法弟子集中在一個它們叫嚴管班的地方，配上二中隊最兇惡的女犯做監控，每天24小時監控：每天彙報，強制坐小板凳，不許說話，不准背經文，不准煉功。我是一個修煉的人，無論走到哪裏，無論環境多麼惡劣，都阻止不了我學法煉功講真象。每天為此而被打罵。女犯馬玉蓮用毛巾勒大法弟子的脖子，臉憋紅了再鬆開，再勒，再鬆，用手捂嘴和鼻子。我強烈抗議，正好有幾個隊長進來，我告訴四大隊的副大隊長付振愛，這樣下去會出人命的，它皮笑肉不笑的說，出了人命它擔著。我說人命關天誰能擔得了。它說：「我說我擔得了就擔得了。」笑著走出門去。唐維蘭更是兇狠，打人都是咬著牙，連喊帶罵，連擰帶掐。它把我按到木板床上，頭按在木板上，騎在我身上，激烈的打擊我的頭，惡狠狠的咬牙切齒，轉過身去用力擊打另一個同修的頭部，轉過來再次把我按倒，猛擊頭部。馬玉蓮用辣椒往大法弟子嘴裏灌，臉上抹，我也被它灌了辣椒。這天是最激烈的一天，從早上6點半我們集體煉功開始，一直到晚上10點。打罵沒停過。緊一會，鬆一會。我們大聲背誦《洪吟》中的《無存》「生無所求　死不惜留　蕩盡妄念　佛不難修」響徹整個四大隊。我們背誦《威德》「大法不離身，心存真善忍；世間大羅漢，神鬼懼十分。」震撼著整個勞教所，讓那些警察像熱鍋上的螞蟻，就連惡毒的唐維蘭都說，它滿腦子都是「世間大羅漢，神鬼懼十分」。它們花了16個小時，也沒能阻止我們，這些惡魔敗下陣來。

後來99名大法弟子親自簽名，控告江××，好像是在明慧網上發表後，被勞教所知道了。半夜所部來人，個個提審，問我是誰寫的稿，我說是我，它們說不是你的字體。我說，上面有我親筆簽名，就代表是我寫的。提問不了了之。後來有兩名起稿的大法弟子秘密失蹤。

勞教所又組織了甚麼報告會，讓各地邪悟的人誘導大家邪悟，強迫寫四書，看污衊大法的錄像，聽它們讀報紙，我抗議，不參加。

由於這十六個月的殘酷折磨，我的肉體受到極大的傷害，開始是全身無力，眼睛看不清東西，走路不穩，後來到渾身疼痛，刮骨抽筋般的痛，氣悶，就像一股一股的電流通向體內，一抽一抽的奇痛難忍，後來肌肉萎縮，內臟萎縮，不能走路，不能吃東西，手不能拿筷子，四肢不靈，嘴發緊，說不清話，手指並攏，記憶力大幅度下降，心臟跳動飛快，脈搏摸不到，血壓幾乎沒有。它們通知我家人領我去醫院診治，醫生說我站不起來了，下半生就讓我愛人照顧吧。它們還不放我，又把我帶回四大隊，想讓我寫了四書才放人。我和中隊長王換芳在警衛室談話，蘇培英在場，還有嚴管班班長田影娟（女犯，吸毒的），我說：我是個修煉的人，到哪裏都要修，要煉，「頭掉了，身子還在打坐」。

2000年農曆大年三十，邪惡怕我出意外，就讓我丈夫和我弟弟把我接回家。我堂堂正正闖出了勞教所。

（首屆大陸大法弟子修煉心得書面交流大會交流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