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學校的一間教室是法輪功的煉功地點。我找到那兒時，他們還沒有開始煉功。閒聊幾句，發現他們都受過良好教育，且熱情友善。我問學功是否要交費，他們笑笑說，這裏誰來都是免費學功，他們則是義務教功。我也笑了笑，心想共產黨的“斂財”之說看來真是“狗眼看人低了”。

這時錄音機的煉功音樂響起，我站在一邊隨著李洪志老師的口令模仿著他們的動作。一切顯得十分平和、輕鬆。因為以前練過氣功，我很快有一種置身在很強的能量場的感覺。打坐時，我咬牙堅持到結束。臨別前，他們借給我李老師的兩本書：《法輪功》和《轉法輪》。當夜，我打開《法輪功》，一下子就被作者用淺顯易懂的文字將古人從未介紹過的博大精深的修煉真機展示在眼前所折服。從前閱讀涉及人類歷史、宗教、古代醫學、倫理、和古代哲學的許多百思不解的疑惑，瞬間冰消凍解。我知道了生命的真正意義，知道了氣功的真正內涵。淚水奪眶而出。

看完《法輪功》，我連忙捧起《轉法輪》，直到雞叫天明。星期天我上網對《紐約時報》的網友介紹了我考察法輪功的初步結果，並向大家宣布：我決定修煉法輪功，用真善忍要求自己，做個修煉的人。

這個帖子一登上去，立即引來一陣喧囂。為首的是Lau先生。他是新加坡的製藥商，曾作過新加坡的議員。他質問我如何解釋我以前對他和他家人的人身攻擊。

以前的我在中國論壇上對一切為中共塗脂抹粉之人用最尖刻的言語抨擊。Lau先生曾讚揚6-4屠殺，支持把大陸死刑犯的器官割下用於出口換匯的勾當。為此他成了我人身攻擊的箭靶子。他曾致函《紐約時報》的中國論壇表示抗議，使其一度取消了我在那裏的寫作資格。

面對他的質問，我心裏很不是滋味。原以為過去的事已經過去，現在重新做起就是了。沒想到現在必須在大家面前作個公開的了斷。我該怎麼辦？是維護原來的面子繼續迴避，還是按修煉人的標準要求自己悔過道歉？我很快決定，因為我是修煉人了，必須按照修煉人的標準要求自己。於是，我馬上在論壇登出帖子，向包括Lau先生在內的所有曾遭到我惡意人身攻擊的人士表示歉意，同時再次表示我會真心按真善忍要求自己，做個修煉的人。

Lau先生很長時間沒有表示，一週後才接受我的道歉。他寫道，“一週來我注意到你的變化，相信你不是在愚弄我。”

就在我登出道歉的帖子第二天，我突然感到渾身發冷，關節疼痛。我以為感冒了，便決定用針灸給自己調一調身體。剛扎進一根針，我一下子想起李老師在《轉法輪》第二講中關於淨化身體的論述。他說：“真正煉法輪大法的人，你能夠把心放得下的時候，從現在開始都有反應。放不下的那些人哪，他嘴上說放下了，他其實根本放不下，所以就很難做得到。也有一部份人到後來聽明白了我講課的內容，他放下了，身體淨化了，別人都一身輕了，他才開始祛病，才開始難受起來了。每個班上都有這種落後的，悟性差一點的，所以你不管遇到甚麼情況都是正常的。在其它地方辦班的時候，都出現這個情況，有的人很難受，趴在椅子上不走，等我從講台上下來給他治。我不會動手治的，就這一關你都過不去，今後在你自己修煉的時候，你會出現許多大難的，這都過不去，你還修煉甚麼呢？這麼點事你還過不去嗎？都能夠過得去的。所以大家不要再找我治病，我也不治病，你一提“病”這個字，我就不願聽。”我的反應不正是李老師為我淨化身體的表現嘛。一想到這兒，我立即把針拔了出來。這種“病態”持續了大概兩天便自行消失了。從那時起，我感受到一種從沒有過的輕鬆和精力充沛。這是以前練其它氣功或打針吃藥從未有過的美妙。

一個月之後，我到波士頓參加法輪大法經驗交流會。這期間因一點小事我和一個修煉人吵了一架。我當時沒有找自己哪裏做的不好，心裏一再怪罪人家態度不好。結果越想越氣，竟決定參加完下午的遊行不再修煉了。傍晚開車回新澤西時，我擔心開車犯睏，想打開收音機，邊聽音樂邊開車。可剛一接觸按鈕，突然一縷清新美妙的法輪大法音樂——《普度》在車內響起。我以為是從車窗外面飄進來的，回頭一看，車窗根本沒有打開。這清晰流暢、委婉動人的樂曲究竟來自何方？我的手停住了，腦子也不再思索她來自何方。開動起車子，在這美妙的樂曲的陪伴下，平安回到新澤西。原來的惱火不知不覺地被這樂曲化解得灰飛煙滅。

16、百利而無一害

三年半來，我在法輪功修煉人中結交了不少朋友。從他們各自不同的經歷中，我見證了一個又一個昔日的絕症患者從死亡線上絕處逢生的神奇，也目睹了在法輪大法的啟悟下修煉人道德迅速回升，成為好人以至更好的人的奇蹟。我相信這些是法輪功對任何社會百利而無一害的最具說服力的證據。

親愛的讀者，讓我隨意舉幾個這方面的例子：

——新澤西的Tom是來自中國南方的電腦工程師，今年40來歲。以前曾患有“剋山病”，一種少見的中國大陸地方病。幾年前他在美國安居樂業初現輪廓之際，所患的“剋山病”發展到後期，造成心臟衰竭。就在這個時候，他找到了法輪功，從此無醫自癒。

——我認識的另一位新澤西的電腦工程師已在一家全美數一數二的電訊公司服務多年。她來自北京。大概在97年她不幸染上重病，一度坐上了輪椅。就在莫名的恐懼和對未來的憂慮突然代替了對未來的憧憬之際，公司同事向她介紹了法輪功。讀完《轉法輪》，她能下地了，很快莫名其妙地痊癒。

——紐約市的一女士也來自北京，有30多年的中醫臨床經驗，不幸患上乳腺癌，手術後癌細胞擴散。絕望之際，她聽從大陸親友的建議，開始修煉法輪功。相繼成年的女兒和兒子目睹了母親死裏逃生的過程，也於98年前後走上了修煉的道路。

2000年11月我在香港期間，在中聯辦對面的街道碰見了大陸[反氣功]“名人”司馬南。當時，他沒有報姓名，只說是大陸的記者，想與在中聯辦外和平抗議的法輪功學員聊聊，順便拍幾張照片。我們就這樣從6-4屠殺到鎮壓法輪功聊了起來。沒說幾句，香港法輪功學員馬傑便“猜出”了他的真名實姓。司馬南只好掏出名片。據他講，他因6-4曾遭受軟禁。他認為江澤民鎮壓法輪功非常愚蠢。我們又從氣功現象開始，談到法輪功修煉給我們帶來的益處。當時在場的香港學員周勝講述了從小遭受癲癇的折磨，久治不癒，給個人和婚姻帶來的痛苦，以及後來修煉法輪功使癲癇無醫自癒的經歷。深圳退休教師、新西蘭公民廖姨也介紹了過去一身病包括肝和胃均作過部份切除手術，煉功後身體全面康復的事實。司馬南靜靜地聽著。第二天他與我們再次會面，分手時，他接過了我們送給他的大陸迫害法輪功真相的印刷品和法輪功的書籍，告訴我們要把這些帶回大陸。

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會有人患病。目前大陸整體醫療保健體制每況愈下，瀕臨破產。無數下崗工人和貧困農民有病看不起，許多能去看病的人卻又看不好所罹患的疑難病症，人們在苦苦地掙扎著。

在99年鎮壓之前，李洪志先生的法輪功使大陸一億人無醫自癒，神奇地恢復健康。這不僅給他們自己、他們的家庭帶來歡樂和幸福，也自然而然地為中國社會整體的福祉做出了無與倫比的貢獻。福庇所及何止是一億人啊？！

如今法輪功已傳播到60多個國家和地區，為越來越多的人民和社會帶來幸福和美好。那麼，江氏政權一手操縱的這場前所未有的大規模迫害不正從關係到大陸民眾身心健康這一最基本的切身利益上剝奪了億萬民眾的權益了嗎？！難道這就是江氏的“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簡直就是笑話！

目前中國大陸江氏政權腐敗至極，為了“穩定”而編造的謊話像瘟疫一樣泛濫。連像SARS這樣攻城掠地如入無人之境般的烈性傳染病也敢大言不慚地當著國外媒體和大陸民眾公開扯謊：“SARS已得到控制，外國人到北京工作、學習、旅遊都很安全，帶不帶口罩都一樣。”江氏政權這樣的欺詐民眾難道也是為了“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假如說江氏誣陷法輪功的謊言有甚麼站得住腳，那為甚麼在大陸以外的其他國家和地區從未出現所謂的“法輪功學員”自焚或自殺？為何這類聳人聽聞的“報導”完全出自在國際上沒有任何信譽可言的中共媒體口中？其實，法輪功若是真的一練就得“精神病”或造成“死亡”，何必勞駕江氏親自操刀四年，血腥鎮壓，早就自生自滅，無影無蹤，豈可洪傳五大洲60多個國家和地區？！

江氏政權全面迫害法輪功，詆毀真善忍，不正好從另一面在大陸推崇假惡暴嗎？！一個假惡暴盛行的國度必將把它的國民置於人人相見如敵，隨時準備宰殺別人或被別人宰殺的可怕境地。江氏利用謊言發動的這場大迫害不正把國人引入災難的深淵嗎？！是無動於衷只關心鈔票，或見利忘義落井下石，還是做個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義士仁人？這不正是對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一個不可迴避的道德考題嗎？古人云：持善之家必有餘福，持惡之家必有餘殃。《史記》中說：禍不妄至，福不徒來。但願更多的國人做出正確的選擇，為自己和家人的未來帶來餘福！

17、謊言最怕戳穿，事實勝於雄辯

面對江氏政權鋪天蓋地般地將世人引入災難深淵的謊言，無數法輪功修煉者本著維護眾生根本利益的善念，全面講清真相戳穿謊言，讓真善忍傳遍天涯海角。

在中國大陸，無所畏懼的法輪功修煉人屢屢成功插播中共牢牢控制的電視系統使數以百萬的大眾有機會看到真相，認清謊言。

在海外，修煉者利用給中國大陸打電話，發傳真，接觸大陸出訪團體以及參加網上討論等形式也有力地把真相的信息傳播到無數中國人的心中。

有一次我無意發現紐約法拉盛有許多小旅店，聚集著許多剛到美國不久的中國人。其中許多人或多或少被江氏政權的謊言所矇蔽。為了向他們講清真相，去年春天有一段時間，我每個週末都以過路客的身份在其中一個旅店落腳。付錢後，便和裏面的房客坐到一起，他們看我穿著印有法輪功字樣的套頭衫，自然而然地就談起法輪功。就這樣我從容地把法輪功被迫害的真相講給他們。有一回，到了晚上11點，也沒有碰上談話的對像，我打算到房間裏去睡覺，可一想我來這裏不是為了來睡覺的，便又回到客廳。剛進去，旅店經理就朝我走了過來。他原是遼寧省經貿委的一位處長，後在美國落腳。他對我說，他曾和他的一位朋友，中共駐洛杉磯領事館的外交官，一起討論法輪功。他們覺得不可思議的是，為甚麼許多有名的科學家也相信法輪功。就這樣我們開始坦誠交換看法，一直談到清晨4點才去休息。

記得最後一次去一個小旅店，我剛講幾句，其中一個來自東北的下崗工人就沉不住氣了，接著我的話題講了起來。他說：“我娘和家裏的其他親友都煉法輪功，他們都因煉功恢復了健康。”

還有一次，在紐約中國領事館對面煉功時，我發現領事館外有一個大陸幹部模樣的人盯著我們看個不停。我走過馬路，與他聊了起來。交談中，我突然想到此人可能是新到的副總領事，黃慧康。一問，正是。

黃先生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博士，派到此地大概專為我們而來。他告訴我，他每天都看《明慧網》。兩個小時的交談中，他大概多少弄明白了兩個問題。其一，他告訴我，在北京他曾會見過印度學者，討論邪教的定義。根據印度學者的結論，只要某種精神運動的領袖尚在人世，其必然是邪教。我反問他，若根據這一定義，當年釋迦牟尼和耶穌在世時必然是“邪教”了？！他想了想，沒有回答。其二，他指責李洪志先生“要謀取中國的領導權”。我當時這樣反問他：“法輪大法已傳遍五大洲60多個國家，未來還會有更多不同膚色的民眾修煉法輪功。若按上述邏輯，看來李洪志先生是意在聯合國秘書長這個職位了？！”黃先生再次啞口無言。接著我請他談談對江氏賴在職位上不退的看法。他頗有把握地說十六大一開，他就會全退。看著他那份“自信”的神情，我請他過後看分曉。今年2月，在<僑報>舉辦的一次聯誼會上，我再次碰見黃先生。談到十六大後江氏死抱軍權不放時，黃先生又說今年人大會後江必然會放下軍權。

如今十六大和人大都開過，江氏要“全退”的許諾也全部“兌現”。再加上SARS爆發時，江氏指使人公然散布的彌天大謊也昭然若揭，真不知黃先生這類口中與江氏保持一致的中共官員情何以堪？

18、冰島之行

江氏的謊言不僅毒害著包括黃先生這樣的中國人，也毒害著其他國家的善良百姓。去年6月，我去冰島抗議江氏出訪時差點被拒之冰島國門之外。在巴黎機場辦理冰島航空公司的登機手續時，近百名來自不同國家的法輪功學員被冰島航空公司依據中共提供的名單拒絕辦理登機手續。由於頭天我因護照和機票被竊，重新補辦了護照和機票，我成了少數幾個“蒙混過關”登上飛機的法輪功學員。據當天飛機上的英文報紙介紹，冰島政府在日前已在雷克雅未克機場扣押了70多名來自世界各地的法輪功學員。

這種因受中共欺騙而做出的一系列有悖民主國家憲法準則的作法引起了各界的強烈反彈。冰島政府迫於壓力很快釋放了全部扣押的法輪功學員。我抵達雷克雅未克時，出租車司機免費帶我們找旅店。在一處旅店，我看到牆上貼著一張布告，三個兩寸見方的紅色漢字赫然印在最上方：對不起！（詳見明慧網報導：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2/6/14/31753.html）

要到議會來。我走到議會旁邊的小山頂，盤腿坐下。不久，一警察告訴我這裏不能停留，我起身朝著議會方向走去。議會對面有一個小咖啡館，我信步走入，要了一杯咖啡，坐在玻璃窗前。江氏終於出現了，拖著沉重的步子，在保鏢的攙扶下吃力地爬著幾個台階。脖子後面露出的厚厚的肉褶讓我一下子想起了多年前北韓獨裁者金日成到訪北京時給我留下的那個腦滿腸肥的醜陋印象。我拿出法輪功的黃色套頭衫，穿在衣服外面，然後閉上雙目，盤腿坐在椅子上。

不知甚麼時候江氏保鏢在外面發現了我。他們交頭接耳，對我擠眉弄眼，但就是不敢進來。江氏出來時，他們站成一排擋住江的視線，生怕江看到黃色套頭衫。

那天中午，雷克雅未克出現了一次罕見的大遊行。3000多名當地人士舉著印有法輪功真善忍的的橫幅標語，抗議冰島政府的不義之舉，並嘲笑獨裁者的到訪。（詳見明慧網報導：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2/6/16/31832.html）

那天晚上，我回到議會附近的小山上，獨自一人在長椅上打坐，這引起了附近7、8個喝著啤酒的年輕人的注意。他們圍了上來，重複著中共在當地媒體上散布的有關法輪功的謊言。我平靜耐心地開導著他們。幾個小時之後，他們主動要我教他們學功。學完第一套“佛展千手法”，他們不住地告訴我“抻”得真舒服。其中一個小伙子說：“你應該見我們的首相，向他講明法輪功的真相。”分別時，他們各個與我擁抱。

第三天下午，我們在機場附近為江氏“送行”，警方對我們出奇的友善。“送行”完畢，許多警察當起義工，用警車把我們一車車地送到機場候機大廳。

19、“一國兩制”還是“兩地江治”？

去年6月底，我飛往香港，“迎接”江氏出席香港“回歸”大陸5週年。29日夜抵達香港機場。30日清晨坐在寬敞的大廳正閉目休息時，突然被一陣喧嘩驚醒。我站起來，只見一群移民官員從海關方向疾步從我旁邊經過。一位中國女士從人群中聲嘶力竭地呼救：“放下我，放下我！你們不能這樣無禮！”透過外面的的移民官員，我看見5、6個年輕力壯的移民官正全力用白色帆布把一個年輕女士包裹得嚴嚴實實、挾持著強行遣返。那位女士顯然痛苦不堪。一位40多歲，身穿連衣裙的婦女正指揮著：“抓緊她，不要鬆手！”還有一位男性官員不停地用攝像機記錄著這個實施暴力的場面。

我忍不住了，跑過去，大聲用英文呵斥他們必須立即停止暴力，把人放下來，讓她自己走。“否則，我會把這一切全部公布給媒體！”有人試圖阻攔我，其他人慌慌張張地加快了腳步。我跑上一條電動傳送帶，反方向移動，以便與這些步行的官員保持同步。我大聲呼籲來來往往的旅客共同制止這種野蠻行為。加上那位女士拼命掙扎，穿連衣裙的婦女沒辦法了，讓人把她放下，按在地上，並請我去勸說。我闖過去，彎下腰，用中文問她的姓名。她喘著粗氣，斷斷續續地告訴我：“我叫楊向東，是日本橫濱的法輪功學員。”

我起身質問那些官員，香港不是一國兩制嗎？為甚麼向中國大陸看齊，也迫害法輪功？！無人作答。最後穿連衣裙的婦女出於無奈，放棄了這次遣返，允許楊女士站起來，隨他們走回海關辦公室。

我回到機場大廳，找到一個免費電話。剛要給香港英文報紙<南華早報>打電話，投訴香港移民官的劣行，兩位香港佩槍警察出現在我面前，要求查護照。他們記下姓名和護照號碼後，其中一個以警告的口吻用英文說：“Behave yourself！”（“規矩點！”）我對他說：：“It is your Immigration officials who need to behave.”（該守規矩的是你們的移民官員。）他們沒說甚麼，轉身離去。

既然身份已經暴露，也就沒必要再隱蔽甚麼了。我先把剛發生的一切通知《南華早報》，接著就在機場大廳的另一側盤腿打坐。

下午4、5點突然從睡夢中醒來，後來從新聞報導得知，江氏就是那時在香港機場降落的。我和一位朋友不出關，選擇在機場內煉功、發正念清除環境中的邪惡物質因素，此舉顯然讓等候我們出關以便及時扣押、迅速遣返的“各類官員們”大失所望。但礙於機場內中外遊客熙熙攘攘，不便下手，對我們的行動看來一拖再拖。

午夜12點，大廳一片寂靜。在機場過夜的旅客大都進入夢鄉。只有我們倆還在盤腿打坐。突然，一大群移民官員出現在我們不遠處。其中兩個人走過來，要求檢查護照。看過護照，又要查機票。因為我們用的是電子機票，他們沒有查成。他們問我們為甚麼不出海關，我們說擔心會被他們的同事用帆布把我們也包裹起來，扔進飛機。所以我們選擇當過境旅客。他們告訴我們，若是過境旅客，只能停留48小時。我們說，還好，還可以繼續停留24個小時。

兩位剛離開，不一會兒又從那群人中走過來兩個人，再次要求查護照。這時那群人已挪到離我們5、6米的地方盯著我們。其中唯一的一位老者恰好是機場宣傳材料上介紹過的當地“名人”，原香港“基本法”起草人之一。我想來的正好，便上前兩步，向這位“要人”講起大陸正發生的對法輪功的迫害。幾個移民官員急忙挺身護住他。我笑笑說，你們20多人還怕我們一男一女嗎？我只是希望他了解文革時期的悲劇又重新在中國大陸上演。

移民官拿著我的護照翻過來倒過去，不知在查看甚麼。我猜他已看夠，便伸手把兩本護照抓住，收回，還給同伴，把自己的放進褲兜，然後扣上鈕釦。剛放好，我發現那個官員已繞到我身後，我正想轉身，他突然把我攔腰抱住，用廣東話大聲招呼他的同伴。就這樣他們蜂擁而上，把我們二人劫持，連推帶搡地關進海關辦公室。我的護照被他們趁機搶走。

推我最兇的一個人使勁用一隻手揉著自己的另一隻胳膊，看來很難受。目睹他們這種偷偷摸摸的拙劣行徑，我忍俊不禁，問他們：“難道你們就這樣對待江氏不喜歡的過境旅客嗎？”他們低頭不語。我們要求通知美國領事館和媒體，他們推托了一陣兒，在我們一再要求下被迫同意我們使用他們的電話把這一切通知《南華早報》。

後來他們讓我們在“拒予入境通知書”上簽字，我們拒絕了，覺得十分荒唐：我們不曾申請入境，只是在機場等待轉機，卻被他們強行拉進海關走過場。

香港公務員畢竟不同於中共假惡暴制度下薰陶出的“人民公僕”。上早班的移民官聽了我們的陳述頗感意外，表示了同情和無奈。一位身材略胖的中年人告訴我們他也信佛。我說你看同是信佛之人，可法輪功卻在大陸遭受血腥迫害，不僅如此，在“一國兩制”的香港也正在遭受不公正對待。他問我發正念是怎麼回事，我便簡要地把修煉人利用通過修煉而產生的“功能”清除另外空間操縱人的邪惡因素的道理講給他聽。

他們原計劃找一架一早離開的客機，儘快遣返我們。由於座位緊張，沒有成功。只好等下午的航班了。這樣我們在海關辦公室煉功和發正念一直延續到江氏下午離開香港之前。

他們沒有對我們動“粗”，但還是動用大批人力，前呼後擁，直到“送進”飛機為止。坐在我旁邊的是位香港老婦人，搭機回多倫多。她對香港政府在中共控制下經濟持續下滑、失業率不斷攀升、公務員變相減薪以及特首強行通過23條頗為不滿。她悄悄說，公務員準備最近上街遊行，抗議減薪措施。我跟她提到香港的“一國兩制”正迅速被“兩地江治”所取代。大陸瘋了似地鎮壓法輪功，香港當局緊跟其後。她指著<蘋果日報>的圖片，對使用暴力遣返台灣法輪功學員十分不滿。我掏出<拒予入境通知書>，講述了我們如何在機場內不曾出關就被劫持的經歷。她聽了目瞪口呆。她告訴我在多倫多經常碰見法輪功學員，知道他們是非常好的人。

今年7月1日香港50多萬市民上街大遊行標誌著中共在香港推行“兩地江治”的破產。祝願更多的香港市民珍惜他們的民主權益，為了香港的未來，共同抵制實為陷阱的“23條”立法案。

20、重上天安門

當人落水時，我該如何做？當殺人放火出現在眼前，我又該如何對待？的確，我可以站在岸邊呼喊他人來救人，也可以扔出繩索或想出別的辦法去營救落水之人；對行兇者我也可以站在遠處高喊“抓壞人！”但這不是我的為人處世之道。如果說，1989年我可以挺身而出為絕食學生講句公道話，做件公道事，那麼，當這場危及中華民族和人類未來的邪惡迫害甚過殺人放火千百倍時，我豈能袖手旁觀，隔岸觀火。作為一個信仰真善忍的修煉人，我必須挺身而出，維護真理，窒息邪惡。這是我的義務和職責。

很多事說來容易，一旦付諸行動就顯得阻力重重。但是，這迎面而來的阻力對修煉人來說，卻又是心性提高的修煉過程。

2000年2月我申請到護照。隨即到中共駐紐約領事館申請簽證。結果被拒簽。理由是：作為出生在中國的美國公民首次申請簽證回中國，必須出示中國的出生證或中國大陸簽發的旅行證件。看來命該去不成，我感到一塊石頭落了地。後來我隨一對法輪功夫婦去紐約中共領事館會見中共外交官，呼籲中共停止迫害。這位官員與我年齡相仿。我談起6-4，談起有關我過去的一切，包括如何逃出大陸以及如何從修煉法輪功得到益處。也談到我申請簽證，但被拒簽的經過。他看來很受觸動。在我們結束會面時，他居然向我們索取<轉法輪>。

不久之後，我意識到我不能因為拿不到簽證就順水推舟，放棄回國抗議邪惡迫害的機會。我想既然為了個人的自由可以偷渡來美，為甚麼不能為維護真善忍的信仰偷渡回去哪？想到此，我辭去工作，買好一張單程票，告別了家人，來到香港。

當地的煉功人勸我先到中國旅行社試辦簽證。結果，一下就拿到了。原來一抵達香港就算第一次進入中國。從香港再申請赴大陸的簽證，原來那個限制便失去了效力。就這樣，我於2000年6月2日下午坐上北去的列車。

上車後我躺下就睡。不知過了多久，蒙朧中被人叫醒，發現車廂裏只有我和兩個大陸警察。他們要我立即從上鋪下來，隨他們出去。原來列車進入深圳後要在邊防站停車，檢查身份。我竟渾然不知。邊防人員看過我的護照，盯著我使勁地瞅，然後又連忙翻著一個本子，對照上面的照片。沒有發現破綻，放行了。我心想看來紐約的那位外交官沒有見利忘義，把我的一切通報給中國政府。

軟臥車廂除了我還有一位北京大學的中國文學史教授，剛從香港中文大學講學回來。另外兩位是僑辦的官員，一老一少。經過這番檢查，我睏意全無，便拿出袖珍版<轉法輪>，坐在下鋪讀了起來。正讀著，旁邊那位教授忽然問我：“看的是甚麼書”？

“<轉法輪>”，我答道。

“甚麼，”他有些緊張。我把書的封面遞給他看。

“快收起來，這是禁書”，他面部肌肉抖動著

“為甚麼？這本書教人向善，使無數人身體健康，道德回升。為甚麼不許看？”

“不許看，就是不許看！”僑辦的老太太在一旁幫著腔。

我凝視著教授，問他：“您教中國文學史，想必對中國歷朝歷代文人墨客修佛修道的故事知道不少。修煉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大內容。教人向善，遵循真善忍有何不對？”

教授說不出話來。

“89年6-4您大概也在北京。共產黨明明血腥鎮壓民眾和學生，卻誣陷學生和市民為‘暴徒’，還說天安門沒死人。您為甚麼相信和順從這個靠謊言和欺騙混日子的政府？”

教授和老太太都不再說話。我便和僑辦的年輕人聊了起來。女列車員也不知甚麼時候停住腳步，依著門框聽我們談著法輪功。就這樣從法輪功在海外洪傳到國內的血腥鎮壓，我們談了近一個小時。最後我告訴他們我會在第二天到天安門去煉法輪功。教授和老太太又吃一驚，勸我千萬不要去，說去了也沒用，還說抓起來就回不去了。我告訴他們：“如果去了真沒有用，我也就不來了。既然來了，我就沒想著再回去。”

6月3日傍晚，列車駛進北京。當晚在朋友家過夜，第二天一早，悄悄溜出，乘頭班公共汽車，趕到天安門廣場。在晨曦中，我從容走上金水橋的主橋，站到武警的後面，放下背包，開始做第一套功法：佛展千手法。

彌勒伸腰，
如來灌頂，
……

從前我家就在南河沿大街上，離天安門近在咫尺。走路去天安門最多不超過半小時。從小到大，我來這裏上萬次而不止，卻從未有過像那天清晨那樣的殊勝和莊嚴。因為我在用生命捍衛著真善忍，捍衛著無所不在的佛法！

遊客駐足觀看，聚集在我身上的目光和異樣的表情引起武警的注意。他回身發現了我。他想用手把我頭前抱輪的雙手強行按下，沒有得逞，便用對講機呼叫同伙。不會兒，一個身材短粗的便衣匆匆走到我跟前，掄起拳頭照我的肝部狠狠打去。砰的一聲，我竟紋絲不動，也不覺得疼。我繼續抱輪。他們各自拉住我的一隻胳膊，強行把我往橋下一輛麵包車那兒拖。一群人圍觀著，我開始大喊：“佛法無邊，法輪常轉！”

一上車另一個警察便連踢帶打，一直把我打到最後一排才停手。可我還是不覺得有絲毫的疼痛。“兜裏裝著甚麼？”他呵斥著。“<轉法輪>。”“交出來！”他吼著。這本書是香港學員借給我的。我曾告訴她，只要我活著，我就把書帶回來。我怎能交給惡警呢？！“你交不交？”他再次吼著，做出準備動手的架式。我一邊雙手護住褲兜，一邊斬釘截鐵地說道：“你要敢搶，老子就一頭撞死在這裏。”他有些不知所措。就在他準備動手的時候，坐在駕駛座位上的警察突然對他大喝一聲：“你給我住手！”他停住了。我猜他可能從我的背包中發現了我的護照。

車子開到廣場上的另一輛警車旁，我被押上那輛車。後排坐著兩女一男。他們向我合十，原來都是修煉人。一警察不知為何突然對其中一位女士大打出手。我拍拍他的腿，說：“朋友，請不要打人了。”他看我一眼，真停了下來。接著我們被押送到天安門派出所。

這個派出所坐落在廣場東南，歷史博物館西面。這裏原有一座小紅樓。1976年4-5運動爆發時，曾是鎮壓的指揮中心。不知何時拆了重建，改為天安門派出所了。警察把大陸學員關進一個鐵籠子裏，把我帶到一間辦公室。簡單登記後就不再理我。我趁機回到鐵籠子那兒和裏面的5、6個修煉人交流。他們分別來自河北的保定和廊房地區，還有一位50多歲的男士，來自寧夏，是個音樂學院的老師。和他們交談，我看到自己的許多不足。那是一種無法形容的差距，可能是因為修煉人各自攜帶的能量場強弱不同所造成的。在他們身邊，能感受到一種不可言表的祥和與美好。

很快我被押到北京市公安局外事處，從他們對我姓名的反覆盤問，我再次確信紐約的中共外交官沒有為中共盡心。既然如此只好請他們按護照提供的信息整理備案了。他們有些惱羞成怒，又是給我照相，又是做指紋記錄。外事處的一個科長揚言一定要把我查個水落石出。

外事處的其他幹警對我都很客氣。他們看我煉功根本就不理睬。一個幹警在值班時甚至向我借<轉法輪>閱讀。他告訴我他一身病，也想學法輪功，但又怕丟了“飯碗”。我勸他先偷著煉。他告訴我他們已離休的老處長就煉法輪功。我問是不是那位“塔山戰鬥英雄團”的戰鬥英雄，他說正是。

說起來很有意思。89年6-4期間，在建國門外交公寓附近，有一“解放軍”中彈喪命。戒嚴部隊非說是公寓裏有特務打冷槍所致。結果朝著外交公寓一通開火。事後戒嚴部隊責令公安局外事處立即實地調查。那位老處長帶著一個年輕翻譯和一個彈道專家跑上跑下地調查此事。最後從彈道分析發現，致“解放軍”於死命的子彈來自死者身後幾十公分之內。也就是說子彈跟幾十米外的外交公寓沒有任何關係，完全是另一個“解放軍”開槍或走火所造成的。當報告上交到戒嚴部隊指揮部，一位大校拒不接受，認為絕不可能。老處長為此哭笑不得。

外事處看硬的不行，就來軟的找人想從我口中套出我從北京哪個大學畢業的。結果還是一無所獲。

第二天晚上，科長找到我，問我準備怎麼辦？我說這話應該由我來問你。我在天安門煉法輪功被你們的人連踢帶打，抓來兩天，居然還問我怎麼辦？他又說，要抗議去美國白宮，幹嗎來北京？我說，誰讓江澤民在中國鎮壓法輪功來著？！

最後他沒辦法了，說，“我看你就煩，趕快走。”說著，就教人把我押到北京機場，塞進當晚的最後一班國際航班，經上海送到法國巴黎。幾小時之後，又飛過大西洋，回到我的第二故鄉。

後記

終於了卻一個長久的心願。但願此文能幫助讀者對江氏四年來殘酷鎮壓法輪功的邪惡本質有更清醒的認識，同時也能對法輪功有進一步的了解。若能達到此目的，寫作的辛苦則甚麼也不是了。

江氏對法輪功的迫害仍在繼續，但在無數法輪功學員頑強的和平抗爭下，愈來愈力不從心，且大勢已去。

最後謹向在寫作期間對我給予鼓勵和幫助的朋友表示誠摯的謝意。

（丁柯 2003年8月14日清晨於新澤西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