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上海首富周正毅及中國銀行高官劉金寶的金融腐敗案，成為中外輿論關注的熱點之一。海內外媒體對此解讀，要麼從私營資本積累的原罪出發，挖掘原罪背後的制度成因；要麼著眼於金融系統的監管漏洞，警示潛在金融危機的嚴重性；要麼專注於中共高層爭鬥，猜測此案背後的胡溫體制與「上海幫」之間的齷齪，胡溫上台後的第一次重拳反腐，便直指從來沒有腐敗大案曝光的江派老巢上海。一連串涉嫌經濟犯罪的富豪逐個曝光，在胡溫領導的抗炎初見成效之後，此案再次成為胡溫政績的最新標誌。

金融腐敗吞噬公共資源

然而，評論者很少論及：近些年愈演愈烈的金融腐敗的最大受害者，既不是倒霉的富豪，也不是落馬的高官，而是無權無勢的平民儲戶。富豪和高官的貪婪厚黑，通過不正當手段掠奪了大量本該使全民受益的公共資源，早就應該受到法律追究。即便在歧視私營經濟的現行制度下，私營老闆的財富原罪有其外部性原因，但他們在主觀上罔顧道義的唯利是圖，也應該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而沒有財產權、知情權、監督權、罷免權的弱勢百姓，無法在權力化的市場上與強勢權貴們競爭，對自己積攢的辛苦錢在金融腐敗中的巨大損失，也無力討回起碼的補償和公道。

對百姓財產的最大侵害，無疑是違法違規貸款造成的銀行壞賬，正在以隱蔽的方式吞噬著百姓的未來。近幾年，涉及到違法違規貸款的金融腐敗案直線上升，從成克傑到王雪冰，從賴昌星到楊斌，這些腐敗大案皆與金融犯罪高度相關。私營富豪大肆行賄，高官為富豪的非法融資大開方便之門，黑幕後的投桃報李所損害的，與其說是國家利益，不如說是公眾利益。就眼下的周正毅等人的案子而言，據媒體初步披露的案情，周正毅在上海幾大國有銀行獲得的貸款高達上百億人民幣，正在被審查的中國銀行（香港）前總裁劉金寶一人，就涉嫌向周正毅發放違法違規貸款三十億人民幣，還有另一被追查的上海富豪錢某涉嫌問題貸款四十億人民幣。再如楊斌，他從多家銀行騙取了至少七億餘元的貸款。最近中共財政部的例行檢查，建行的問題資金高達一百億人民幣。

銀行不良資產是最大金融隱患

銀行不良資產的居高不下，已經成為中國最大的金融隱患。前央行行長戴相龍承認：即便不算已經剝離到資產管理公司的壞賬15688億（現僅收回1360億元），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比例仍然高達25.37%，為22898億元。而據海內外專家的研究和業內人士的透露，實際不良資產比例高於50%。也就是說，靠國家信譽支撐的銀行體系的支付鏈條極為脆弱，隨時可能因突發擠兌而崩潰。另外，到二○○二年底，積極財政政策使國債餘額達到25600億元，相當於二○○二年GDP的25%。各地方政府也搞赤字繁榮，每一任新班子都要為了政績而加大投資，銀行貸款不夠就行政集資，集資不夠就挪用專用款項（如糧棉收購款、扶貧款、教育費甚至救災款），積累起高達60000億人民幣的地方債務。加之失業者越來越多且日趨年輕化，退休年齡越來越小且人口老齡化，致使社保基金的缺口高達八萬億。

顯然，私營老闆的違法違規貸款畢竟是銀行壞賬的小頭，大頭是政府對國企的優惠融資（貸款和股市）。根據二○○一年中國統計年鑑顯示：儘管企業資產的帳面值為126211億元人民幣，但負債率高達73.9%，為93271億人民幣，淨資產僅剩下32940萬億人民幣，其中的國企資產才9882億人民幣。但是，由於中共政權對私營經濟的制度歧視，所以，被控以金融犯罪的人主要是私營老闆，而很少見到國企法人因違規違法貸款和債台高築而被追究法律責任。

更惡劣的「合法腐敗」

中國政府的財政收支和經濟政策，從來不會徵得納稅人的同意，更沒有國會的辯論和批准，只要政治局做出決策，人大的批准手續不過是橡皮圖章而已。所以，無論是巨額財政赤字，還是優惠國企造成的金融黑洞，實際上都是比「非法腐敗」更惡劣的「合法（惡法）腐敗」。但是，如果按照現代政治文明的合法性常識來衡量，中國的政府預算和優惠國企就根本不具有合法性。而那些用於滿足政權高層的個人意志偏好的政績工程（江澤民的國家大劇院、李鵬的三峽工程和朱鎔基的上海磁懸浮等等），那些用於鎮壓異見的巨額開支，連表面上走過場的惡法程序都可以省略！這些為了政權穩定及權貴利益而肆意揮霍社會財富的做法，在中國卻具有無人敢於質疑的「合法性」，被揮霍的財富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經過層層轉嫁，最終皆要由無權無勢且忍辱負重的百姓承擔。

居民高儲蓄的背後

大陸媒體和御用經濟學家不斷歡呼中國經濟的「雙高」奇蹟（宏觀經濟和居民收入的高增長），居民儲蓄以每年上萬億的速度增長。今年二月初，媒體披露的銀行存款接近十萬億，不到半年又直奔十一萬億了。然而，大陸媒體和經濟專家很少論及：在貧富差距、地區差距日益擴大和弱勢群體受損加重的情況下，為甚麼還會有如此高的儲蓄率？高儲蓄可能導致的經濟後果和社會後果如何？實際上，大陸體制下的居民高儲蓄是畸形的、病態的，與其說是百姓收入不斷提高，不如說是民眾的無奈。

首先，社會轉型所帶來的生存壓力日益加大，絕大多數百姓把餘錢存入銀行，主要是為了應付未來的生存危機：子女上學、買房、就業、看病、養老等費用越來越高，而社會保障體制供給又嚴重不足，所以只能節衣縮食地自己積蓄。

其次，高儲蓄來自民間投資渠道過於窄小且風險極高。現在的民間投資渠道──非法集資和合法股市──都成了只進不出的吞金黑洞。權貴們設計的集資陷阱侵吞了大量民脂民膏。受騙百姓投入到集資陷阱中的錢，即便這類集資被曝光，因其屬於非法集資或金融詐騙，也隨著某些替罪羊的倒霉而無影無蹤。從沈太福案到鄧斌案再到新國大案等，受騙的百姓皆損失慘重。特別是，李鵬之子李小鵬被指直接參與的新國大非法集資案，高達五億人民幣的集資款，隨著台商曹予飛被處決而完全蒸發掉。受害的集資者們為了討回自己的本錢，在北京堅持數年的上訪告狀和示威遊行，公開打出「李鵬還錢」的標語。但是，即便在李鵬已經下台的今天，他們仍然沒有討回起碼的公道。而中國股市僅僅是國企圈錢和權貴們掠奪民間財富的投機場所。截至二○○二年，炒股的散戶90%賠錢，遂使百姓再不敢輕易涉足，而只能把餘錢存入相對保險的銀行。再次，對於經濟發展而言，被外國學者稱之為「儲蓄高燒」現象，說明了困擾大陸經濟的內需不足，非但沒有任何改觀，反而日益加重。生存的巨大壓力和投資的高風險，使民眾寧願把錢存入銀行，也不願消費和投資。

透支國家未來的金融黑洞

目前中國面臨著巨大金融隱患，金融系統和上市公司的作假比比皆是，銀行壞賬（50%）和國家的隱形債務（十六萬億），已經使整個國家淪為資不抵債的赤字中國，所謂「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變成「鐵打的債務流水的官」。即便有十一萬億的居民儲蓄，也無法彌補靠透支百姓資產和國家未來的債務黑洞。惡劣的經濟環境和弊端叢生的金融系統，造成了極具中國特色的另類「損不足而奉有餘」：一方面，是極少數有權有勢的富豪們從銀行獲得巨額貸款，並把由此生出的巨額黑金大量轉移出境（每年高達300-400億美元）；另一方面，無權無勢的百姓只能把養家糊口的微薄積蓄存入國家銀行，世界第一的中國人口也造就了世界罕見的高儲蓄率。這一進一出的資金流動所造成的巨大金融黑洞，除了惡性通貨膨脹，再無其它解救之途。一旦發生惡性通脹，被洗劫的主要是百姓的存款，而那些暴富的極少數富豪們，其個人資產早已大量轉移到海外。他們在國內做生意賺錢的資本，一靠權力，二靠瓜分剩餘國有資產，三靠國有銀行的貸款，四靠對民間財富的巧取豪奪。換言之，中國潛在的金融危機，最終皆要由無權無勢的平民儲戶承擔。政權及其權貴們就是在用透支百姓未來的方式，來維持高增長的政績和膨脹家族的腰包。

赤字的小康中國

總之，執政黨的自私和短視，為了當下政績而肆意透支民眾未來；獨立的輿論監督和司法約束，深層弊端得不到及時的揭露和有效的矯正；國人的普遍麻木和正義感真空，更無法形成足以令政權動真格的民間壓力。於是，在黑箱體制的封閉下，大面積的金融腐敗，得到曝光的只有極少數，而大多數腐敗行為及其深層弊端，卻得不到及時的曝光和遏制，只能造成弊端的持續積累，越積累越難以有效消化，等於把防止危機爆發的責任無限期地推卸給未來。

從毛時代的紅色的貧困中國，到江時代的赤字的小康中國，權貴們坐吃山空，吃祖宗吃百姓吃後代吃未來，十多億國人多年來創造和積累的財富，別說現在的將近十一萬億存款，就是再有一個十萬億，也不夠特權集團侵吞和揮霍。

二○○三年六月十六日於北京

（《爭鳴》2003年7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