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最恐怖的酷刑與時代

一九五七年筆者在清華大學被打成全校學生中最大的“極右份子”，三月十四日深夜遭綁架，強送勞動教養。後來迫害升級，總共在二十多個不同的勞教、勞改所關押及強迫“就業”（俗稱當“二勞改”），在專政機關的絞肉機裏熬煎長達二十年，今將各種酷刑見聞及經歷簡述如下：

凡是被捕的嫌疑犯（稱“未為犯”），與外界被絕對隔絕，由公安審訊員“預審”，實為秘密審訊。結案後才交監察機關起訴，法院判決，此制度至今未改，這是人們“失蹤”的奧秘。

（二）最常用的酷刑

如果嫌犯“不老實交代問題，”審訊員可用各種手段進行逼供，最通常的手段是給戴上手銬、腳鐐、關入禁閉室（單人小黑牢）或布置眾犯人批鬥，高呼“不坦白死路一條！”，震天動地，心臟病患者可當場嚇死，必須指出，手銬的可怕，在於其戴法。遇上心狠手辣的獄卒，把手銬扣緊，鐵齒吃入皮肉，流血與腫脹事小，觸動腕神經，痛得直鑽心，才叫人談銬色變哩！

六十年代，在北京第一看守所，我因拒絕死背“老三篇”給戴上背銬數月。直到調走，才解銬，在北京第一監獄，我只因寫些外語單詞，又成為“反改造分子”給戴上背銬，還吊起來，鐵齒吃進腕神經，痛得我直叫喚。

第三種銬法，稱“蘇秦背劍”，從腰後和背後把雙手銬上，形同背劍，極可怕，劉濟昆在《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一書，有如下描述：“使我的雙手臂膀腫脹瘀黑，只有咬緊牙關忍痛。兩天沒喝水，卻不停地流汗，小便就欠奉了，到了半夜，與其說我睡覺，不如說是昏迷。”

一九九九年在美國一勞改研討會上，劉丹紅作證，她於九十年代在武漢監獄目擊一斯文的女死囚，用鐐銬被固定在木板上，如同耶穌釘在十字架上，稱“板子鐐”，據說是最新的刑法。

還有叫“和手衣”和“豬嘴”的刑具，前者衣褲相連，袖口褲口都縫死，據說可吹氣，後者形同防毒面具，戴上後，都可令人窒息，不常用。

我只因“頂撞隊長”一句，被禁閉一週，逃亡北韓引渡回來，禁閉四個月，有人禁閉一年，出來時我見他臉色蒼白，精神恍忽，如同精神病患者，禁閉的痛苦，唯有親身經歷才可體驗。

禁閉期間，每天只給三兩七錢五的囚糧（在北京相當於兩個玉米窩窩頭加上一塊鹹菜）只供囚犯呼吸的熱量，不致於餓死。

此外，還有一種棺材式的禁閉室，囚犯只能躺下，不能坐立，最恐怖，外界似乎無人知曉。

（三）最簡單而可怕的刑具與毒打

我未聽聞公安使用老虎凳一類的刑具，然而，一根一米多長的麻繩，比甚麼都恐怖。在北京一監，同犯宋某只因小事，四肢從後面勒緊，僅前身著地，稱“旱鴨泅水”。

七十年代初，“一打三反”運動時，在河北饒陽縣看守所兼監獄，有些精神病的劉學文，只因罵江青一句話，被站崗的軍人聽到，判死刑。刑前把他五花大綁，整夜吊在院子中央的曬衣柱上，有意強迫四週牢房的囚犯觀看，而那時是北風呼嘯，滴水成冰的酷寒季節啊！

調往衡水監獄，因在“犯罪原因”一欄裏我填“逃跑北朝鮮”，不寫“叛國”，結果，牢頭一聲令下“幫助幫助他認罪”，十幾個囚犯立即蜂擁而上，把我毒打。

韓某被打成瘸子（跛子），一個醫生被打斷一條肋骨，都僅僅因為“不認罪”，有些勞改隊打死人，牢頭加刑，而“隊長”的好自為之。須知，這些暴行都是“隊長”背後布置的，他們極少親自動手打囚犯。

（四）最恐怖的酷刑與另類酷刑－－挨餓

在團泊窪勞改農場，有人只因拔些花生偷吃，嘴也被戴上嚼子（馬具），現流亡美國的劉文波告訴我，他在河北隆堯縣唐家莊勞改家農場參加過死刑公審大會，唯恐死囚高呼“反動口號”，公安把木樁打入死囚的嘴巴（死囚為國軍湯恩伯將軍的姪兒。）不比在槍斃前把張志新的喉管割斷“仁慈”。

如今，公安，武警都擁有電棍，虐待囚犯最省事，最見效，無人不膽顫，西方財團只顧商業利益出售刑具給中共，應受譴責禁止。

長年挨餓和沒完沒了的繁重勞動，這是另類酷刑。

在“預審”期間，把囚糧壓得很低，利用飢餓逼供，無人不屈服。

一九六０年我在河北清河勞改農場屬下的“五八五”勞教分場勞動，最困難時只給我們吃用稗子草草籽做的餑餑，因份量太少許多人都相繼餓累死亡了。我因不甘於白死，於六０年六月六日凌晨冒生命危險從於家嶺分場鑽出電網逃亡，在北京被捕後判無期徒刑。多年後遇譚學文，他說“五八五”分場除他個別倖存，其餘都餓死了。已故包若望在《毛澤東的囚徒》一書中說“五八五”分場是“死亡營”，千真萬確。

在饒陽縣看守所，我們每年只有在春節吃到一頓肉，因缺蛋白質，人人身上都浮腫，鄒某因不堪挨餓，搶吃爬進牢房的昆蟲，中毒肚脹死亡。

在饒陽，春節那天有些高幹子弟要求張所長允許囚犯買些糖果藉此果腹。張所長立即召開大會，怒斥道“給你們都吃飽了，你們還會怕嗎？”一語道破當局逼囚犯挨餓的天機。

（五）沒完沒了的強迫勞動

在北京第一看守所，因囚犯多，只有部份人參加勞動，加工塑料鞋。雖然屬輕勞動，但當局強迫搞勞動競賽，緊張得一分鐘也不得停手。

在“五八五”分場，我們從事最繁重的勞動，出工與收工，兩頭頂月亮；兩人一副扁擔，抬極沉重的混土上坡築引水渠，一人突然倒下，鼻孔流黃液，奄奄一息，“隊長”竟斥為“裝病”，勒令兩人左右把他架起來，繼續抬重土，第二天他永遠醒不來了。

我呼籲聯合國及文明國家對中共施加壓力，廢除大陸各種酷刑的根源－－勞改和勞改共產奴隸制度。

中國大陸必須建立文革及勞教、勞改酷刑博物館，教育後代，永別酷刑。

韌鋒小傳 2001年7月23日

我生於一九二八年的荷屬東印度群島（今印尼）第四大城市棉蘭，與兄姐六人都是第三代華僑，故在家都說印尼話，兄姐都上英文或荷蘭文學校，我排行最小，遇上戰爭年代，情況最特殊，上過英荷中文三種學校。

在日據時代，因深受反日左派老師的影響，公開反對奴化教育，遭親日老師一個大耳光，從此罷學，組織秘密讀書會，專讀愛國與革命的作品（如《最後一課》和《列寧的革命故事》等）。

戰後讀毛澤東著作，反對殖民主義，支持共產黨與印尼獨立運動。我曾在新加坡上學和任教，加入馬來亞（不是馬來西亞）共產黨的青年組織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反對英殖民主義、“美帝”和國民黨。

一九四九年初赴香港報考中共辦的達德學校，不久因遭當局封閉，我和一批南洋左派同學於同年被中共保送到北京（乘英國船）。中共中央為我們特設華僑青年訓練班，以培養對外革命幹部為宗旨。我個人後來轉入華北軍政大學，決心將來學成回南洋加入印尼共鬧革命。

後來因病退學，重返沒上完的高中。這期間我因發現中共的暴政，於一九五二年決定出國。因不可能，於同年考入清華大學建築工程系本科（六年制）。一九五五年肅反運動時無故遭迫害，一九五七年整風運動時因抨擊肅反暴政，被打成全校學生中最大的“右派份子”，於五九年遭綁架，強送勞動教養，因不甘於餓死，於六０年鑽出電網逃亡，被捕後判無期徒刑。因判決書太荒謬，經上訴改判五年徒刑，但刑滿後強制“留場就業”，當“二勞改”。

六六年文革初期，當局決定把“二勞改”都發配到新疆開荒，我因有病，與其死在沙漠，不如再逃亡。從北韓引渡回來後又判十年徒刑。七０年“一打三反”期間，當局決定把我和其他一批人槍斃（原因僅僅我始終“不認罪”而已）只因查明我是歸僑，才免於死。我得出結論：中共是世上最狡滑、最卑鄙、最殘暴的政黨，中共不垮，中國不會有自由民主人權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