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1999年6月份集體煉功，不法之徒們用水管子向我們身上撒水，還把水潑到煉功場地上、放高音喇叭干擾我們煉功，強逼所有在場的煉功人照了像。我們告訴他們；修煉大法「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按照師父教導我們的「真、善、忍」做好人，身體得到了健康。他們就沒話說了。

有一次，我回家的路上，被早已守候在橋底下的暴徒們攔住了，並伙同我們村的惡人把我劫持在家裏監視我，還把師父法像、煉功圖、大法書及煉功帶、講法帶等全部抄走了，當時我心裏很不是滋味。這次他們監控了我四天。

到了秋天10月份，晚上我在家裏睡覺，惡人們把我叫了起來，把我帶到街辦。在辦公室，惡人問我還有大法書嗎？我說「書都被你們抄走了。」他就叫一個惡徒把我帶到了看守所，銬在了椅子上，不給飯吃、不給水喝、不讓大小便、更不讓睡覺。

2000年我去北京上訪，在火車站被我們村的惡人劫持到街辦。惡人問我去哪兒，我說到北京給師父說句公道話。它們就瘋狂地叫喚，「你咋不在這裏說？」我說：「是你們逼我們去的，在這裏都沒有說理的地方，所以我要上北京去。」它們就逼我給它們幹活、洗衣服，卻不讓睡覺、不讓大小便、不給水喝、不給飯吃。在街辦關了三天，惡徒又把我帶到看守所。在那裏還是不給飯吃、不給水喝、不讓睡覺、不讓大小便，還不讓煉功，我就要煉，就不聽它們的。關了半個月後才叫我回了家。

回家呆了一個月，我還是要去北京。陰曆4月份，我自己坐火車來到了北京，用了一天時間，才找到信訪局。在信訪局門口，被便衣們劫持到車上，帶到了駐京辦。村裏大隊委員和鳳凰街辦惡人拿著手銬來押我。回去的路上，它們在飯店大吃大喝，把我銬在外面等著。它們吃完喝完，又給自己家買了許多貴重的東西。把我帶到了街辦後，逼我跪在嵧渣上，問我還煉不煉功，我說煉，它們就用竹條、棍子打我，它們自己打累了也不住手，由於跪地時間太長，我暈倒在地上，它們卻說我假死。它們又逼我在它們的菜園裏幹活，卻不給飯吃。在值班室裏，我實在餓得不行了，就對兩個值班的要點東西吃，李家村的一個惡徒說不給我，我也就沒吱聲。後來一個小青年給了我一個饅頭，我問它們要點水喝，惡人說不給。我就好不容易乾啃了那個饅頭。我被它們打得青一塊、紫一塊，腿上淌血，磕了一道大深口子，惡人又把我送到了看守所。在那裏關了半個月，受盡了折磨。它們逼我家人拿錢，說不給錢就不放人，我說沒錢，它們就劫持我到家裏，碰巧我女兒在家裏，給了錢它們才罷休。惡徒又到大隊裏要了三百元錢，騙了雙份的錢。每次劫持我到街辦、看守所、都強逼照像，每次索要10元錢費用。平時，邪惡之徒們常來家裏騷擾，干擾我和家人的正常生活。

2001年秋天，我正在家裏扒玉米粒，惡人闖到我家，把我帶到了大隊裏關起來，家裏給送飯也不讓吃、也不讓睡覺、不讓大小便。把水潑在地上，叫我站在上面，一站就好幾個小時。（因為我大兒子得了癌症，需要人伺候，就放我回了家，但還被它們監控。）當時和我在一起關押的還有其他同修，有一個同修（後來被邪惡之徒活活打死，《明慧》有報導。）她抱著一個五個月大的孩子。後來，邪惡之徒逼我交5000元錢，我沒錢，它們就逼大隊交。大隊裏給拿上了。

我堅決跟著師父走，堅修到底，同時，希望咱們不論在家裏的還是在外面的同修，都要把握好自己，無論再忙，也不能忽視學法，做好師父講的三件事，學好法，講真象，發正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