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０年我剛到加拿大的時候，寄宿在一家高中。我們宿舍的hall master(宿舍管理員)是北京人。我們經常有事沒事地閒聊。她說她是北航畢業的，移民來加也有幾年了。她常談起她的女兒和先生。她給人感覺很親切，就像自己的長輩一樣。

有一次跟她聊天兒時，不知怎地談到了六四。六四那年我才七歲，所以說根本就沒有甚麼印象。只記得電視上說甚麼北京發生了暴亂，是甚麼甚麼人在搞蓄意破壞，但沒過多久就一切平靜了。後來就再沒有聽說過有關「六四」的事，甚至於「六四事件」這一名詞還是出了國才知道的。所以說我對此特別好奇，便專心一致地聽她講。

「８９年的時候我在北京政府部門工作。當時我們聽到有學生向政府請願時，都特別理解，也都挺支持。就是我們單位也是同樣的看法。因為學生的思想不像成年人那麼複雜，他們又沒有甚麼政治背景。所以他們的出發點一定是為了國家好。而且我們那時候特別信任政府，認為中央領導一定會虛心聽取意見，一定會解決好這件事。可是沒想到卻發生了那麼血腥的鎮壓。」

「我為甚麼說六四的事我清楚哪？因為第一槍就是在我家旁邊開的。」「六月三號晚上我們剛把女兒從幼兒園接回家不久，就覺得外面的氣氛不對頭。大概在六，七點左右我就聽到了一聲清晰的槍聲。（那時可能是對天放槍）我緊張地對我先生說：‘開槍了！’他說：‘不可能！政府絕對不可能開槍的！’說著他就說要到外面看看。沒過多久他回來說人太多了，他擠不過去。後來我們就在恐懼中度過了一晚，晚上多次聽到槍聲。」

「直到六月五號我們才敢到街上看看。哎呀，太慘了。我看到大馬路上有被坦克車軋出的整個的一個人的人型，整一個肉餅。後來聽說其它地方被軋死的人還多。有的坦克因為速度太快都沖到馬路牙子上去了。還有好多車在路邊翻著，有的在冒著煙。還有的斷胳膊斷腿就在馬路旁邊擱著，有的還是焦的。」

「那些當兵的其實甚麼都不知道。他們一批一批地是從各邊遠地區調進北京的。他們自己其實很害怕。我看到有好多是新兵，他們端著槍，那手都是抖的，眼裏充滿了驚恐。後來知道是上面把他們隔離了，天天給他們灌輸說他們要對付一大群反革命恐怖分子。而且教育他們如果聽到命令一定要開槍。可當看到自己面對的卻是大批手無寸鐵的市民時，他們也不知所措，但是上面已經下達了命令。我真的看到了他們在發抖。」

「後來到單位後，立即召開大會。然後每個人都要寫檢查，做批評與自我批評。其實每個人心裏都明白是怎麼回事，可以說所有經歷過這件事的北京市民心裏都清楚。我們單位的領導也知道這一切都是違心的。但是違心的又怎麼樣？照樣得寫檢查，照樣得開大會。如果你不做，你將面臨的是甚麼你連想都不敢想。」

「我和我先生從此便對政府失去了信任。他後來到南方做生意去了。我幾年前移民到了加拿大。很久了都找不到對口的工作，可是你就是讓我在這兒當一個小小的hall master(宿舍管理員)我都願意。因為在國內整天心情都非常壓抑，人都是帶著面具活著。而且經常得提防這個提防那個，因為在北京那個地方如果有誰看你不順眼把你整得妻離子散簡直輕而易舉。我們真的覺得活得太累了就出來了。六四的事我開始跟誰都沒提過，因為我真的不願去回憶那段血淋淋的歷史，我每想一次我的心都在滴血。」

「我現在為甚麼想把它說出來？我公公和婆婆剛從北京過來探親。他們跟我講中國政府現在正在嚴厲鎮壓法輪功。說法輪功是×教，危害國民。哎，我聽都不用聽就知道是怎麼回事。只要是中國政府花大力鎮壓的東西往往都是好的，甚至可能是很好的。我公、婆給我講的政府怎麼說法輪功不好哇，真是覺得那是六四的再現。我心裏憋得難受極了，我見了誰就想把六四的事講出來。因為六四不僅僅摧殘的是民眾的肉體，而且它在精神上和道德上摧毀了中國老百姓對正義的堅持。政府以「為了繁榮穩定」為藉口掩蓋了一切。六四讓中國人變得明哲保身，對很多事變得麻木不仁。其實有時我也覺得自己無能，我也覺得自己是一個逃避者。但是沒辦法呀！一，兩個人又能改變得了甚麼呢？說實話，我從心裏佩服煉法輪功的人。我開始覺得自六四之後沒有人敢為了堅持真理，堅持他們心中認為對的事而不服從政府。我也不敢相信有那麼多的人做到了！不簡單哪！……」

現在回憶起聽完她講了那麼多我從來都不知道的事後，心情非常複雜。但更多的是震驚。因為剛剛從國內出來，而且以前在學校裏接受的都是一套套很絕對的「道理」，我的思想在當時還是非常封閉和保守的。當我看到「廬山真面目」時，心裏升起的是無限的悲哀。自古不乏憂國憂民之士，可以說我也是其中之一。可是現在，中華民族的明天在哪裏？誰才真正是華夏民族的希望？

(2003年6月2號寫於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