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年，江澤民以一己之私，出於個人的妒嫉，瘋狂迫害法輪功，一時間，全國就像天塌下來一樣，法輪功學員被隨便關押、打擊、迫害。在我們師父、大法、和大法學員遭無理攻擊、誣陷時，我作為在大法中修煉的一員、作為國家的一名公民，我應該向政府講明我煉功受益的真相。我們一路上避開了公安人員設的關卡，來到了北京天安門廣場準備煉功證實法，還未等我們盤上腿，就被身邊的公安人員反扭著手（廣場上到處都是密密的警車、警察，可想而知自焚事件根本不可能）。打得我們臉當時紅腫發燒，不讓我們說一句話，就把我們拖上了警車，接著一個公安說又抓了七八個山東的煉功人，其中有一個年輕同修被打得站不起來，被公安拖上車。我們被送到北京某公安局，一進大門，就看到有幾個同修被反銬吊在鐵門上，裏面關滿了從全國各地進京護法的大法弟子。

後來，我們被非法關押在武漢婦教所，這裏對大法弟子的迫害非常殘酷。有一次八九個犯人一起毆打漢口大法弟子鄭旺英，有的拉著頭髮用腳踢她的頭，有的踢下身還嘴裏罵個不停。像這樣的事時常發生。十二月份的大冬天，姓王的惡警和犯人一起將我們十幾個人的衣服及鞋脫光，穿著秋衣秋褲，有的只穿著短褲，綁著我們的手、腳，把我們按倒在地上坐了三個多小時，直到晚上10：15才讓我們回監舍。當時王惡警狂笑說“你們明天不病我才佩服法輪功”，其實第二天我們誰也沒事，一大早惡警又是同樣的方式，叫我們光著腳站在豬欄的水泥地上，還往我們腳上澆冷水，並用透明膠封著我們的嘴。

2000年元月，我又寫好了上訪信直接去國家信訪辦（北京），只是希望政府從正面了解法輪功與大法學員，證實大法是正法，希望取消對我們師父的通緝令，再就是談一談個人修煉後身體受益情況及思想變化情況。沒想到，信訪辦門口有一百多警察，還騙我們說他們是專門接待法輪功信訪的，說甚麼裏面的工作人員接待不過來，法輪功學員太多了，強行把我們騙到一個大型賓館交給一夥警察，我就這樣被騙而開始了長達三年的牢獄迫害。

在看守所，他們經常對大法弟子上吊銬子、睡板子鐐，強行灌食，至於打罵更是常事。為了給我判刑，他們採用逼供，隨便將我沒說的話、沒做的事強加給我，把公民的正常交往說成煽動、串聯……

來到武漢女子監獄更沒有我們講話的權利，沒有任何的自由，不准和犯人交往說話，更不能談真、善、忍。我是第一批被判刑的大法弟子。警察、監獄幹部多次找我談話，強制要我按他們要求的攻擊大法師父、攻擊大法。我如實地告訴他們，我沒有犯罪，我們師父教我們煉功人，首先做個道德高尚的好人，在各種環境中修煉自己的心性，只做好事，不做壞事，在矛盾面前不與人爭鬥，遇事首先考慮別人等……我反覆告訴他們，我沒煉功之前，全身到處都是病，真是苦不堪言。98年煉功後，通過一年多的學法、煉功，按照大法的法理逐漸提高自己的心性，有很多病痛消失了，心情感覺很輕鬆了，家庭也變得和睦了。我的親人、家人、朋友、同事都為我學大法後的變化而高興。江××一意孤行的錯誤決策不僅僅是危害了我，包括我所有和親人，還有更多的人……當然也包括你們執法者，明知我們是好人，還要錯誤地跟著迫害鎮壓我們。

為了迫使我放棄修煉，那些惡警差點把我折磨死。他們口口聲聲叫著讓我們“轉化”，我不明白我煉功後越來越淨化的心、純淨無私的心，他們要將我轉化成甚麼樣的，轉化成像他們一樣打人罵人，心狠手辣的人？

到武漢女子監獄不到二三天，就開始罰站，不讓正常睡，有時一天只讓睡一二個小時，有時幾天不讓閤眼皮。每天獄警談攻擊師父、大法的話，再就是給我灌輸一些不好的東西，不接受就站中隊大門口，冬天12月份吹著刺骨的寒風。包夾我的犯人都是獄警指定的，包夾程度與犯人減刑、得表揚直接有關，如最壞的包夾犯人劉英、徐秀萍，總是百般刁難我，如只要我閉著眼，不服警察的安排，就對我打、罵、踢、夾眼皮、私藏我的冬衣。幾個人做的重活，劉英說大隊幹部叫我一個人做。洗澡不讓、上廁所她們高興就讓去、不高興就刁難。有一次，一個犯人好心給我換洗鞋，也被她倆報告管教警察批評此犯人，並把鞋子丟了。她倆不僅監視我，還要監視其他包夾犯人不准同情我，誰同情誰就遭殃，包夾我的犯人是一批又一批。

開始幾個月還要我在沒正常睡覺情況下進車間操作。一般犯人時常操作不小心就傷著手，甚至打殘廢的，我時常睏得站在危險的機台上睡著了，為了安全我常常去廁所用冷水沖頭、洗臉，有時把手腳往鐵上打、踢，避免自己摔倒在機台上，整個人都是模糊狀態。後來直接回中隊整天罰站，不讓睡，管教找很多犯人說甚麼幫教，其實，就是攻擊，我的一舉一動，每天由包夾犯人向管教彙報。我沒生病，也被強行送進醫院，管教惡警和八、九個犯人一起將我按倒在地強行灌藥。一段時間我被折磨得神志不清時，就符合她們讀、抄不好的資料，抄出來的東西就像蜘蛛網一樣，常說錯話、寫錯字。幾次強行要我讀不好的報紙，讀幾次，心就像針扎一樣疼痛，管教還呵斥我讀大聲點。2001年春節萬家團聚之時，我卻受到劉英、徐秀萍的折磨，關在監號裏。無法形容她倆的心狠手辣，從罰站的第三天起，我全身腫了半年，臉每天像紅紙。包夾犯人對我的折磨管教清楚地知道卻裝做甚麼也不知道似的。我每天就是遭受如此折磨。時常整個人像被電觸一樣東磕西倒，有時吃飯連人帶碗摔倒在地上，管教及犯人還笑。有時上廁所摔倒在坑上。家人接見時甚麼也不敢說、看到我全身腫也不敢多問。監獄管教也看到了我的危險狀態，就叫本地的猶大給我洗腦，她寫了一篇烏七八糟的東西，管教叫我按照她說的話再說一遍，就可以睡覺，我寧願承受難熬的痛苦也不說一個字。邪惡管教為儘快“轉化”我，最後一天一夜不讓我上廁所，我又餓、又冷、又難受，想起自己有時連白天還是黑夜都不知道的可怕情景，一時正念不強，就順從她們了，最後寫了所謂“決裂書”，硬是加上惡警的話後，才讓我打水洗及睡覺。惡警還恬不知恥地說這是為我好。2001年610頭目羅幹到武漢女子監獄視察，犯人問：假如羅幹問你還煉不煉法輪功，你怎麼說？我說我肯定會說煉。這麼好的大法，我雖然寫了自己不想寫的東西，但我心裏口裏沒有放棄，有時間就背經文。

彭敏為了維護大法而失去了生命，使我猛然認識到自己過去在迫害下的違心妥協是錯誤的，立即聲明自己堅持修煉大法。管教對我又開始實行嚴管，後因我身體狀況比較差，她們把我送到專門迫害法輪功的大隊。這樣我和徐祥蘭、密孝萍、崔海、劉桂琴等14名同修在一起。大家每天談自己的認識。我很坦然告訴同修，其實我早就清醒過來了。大隊管教找我談話，我直爽地告訴她們，過去所寫“三書”都是在迫害情況下所寫，我早已清醒過來。徐祥蘭談到她是在公共汽車站被公安人員強行抓走的，公安不講任何理由把她關進看守所，之後她愛人、女兒、還有愛人單位的職員都被抓。那些職員都被公安逼供、拷打。她是在這種環境下，才違心地妥協了。公安人員非法抄走了她家的全部金錢、財產，還有私人合法經營的公司。公司各種手續都是齊全的，就因為她們夫婦煉法輪功被公安人員沒收了，沒有任何手續、甚至連個白條子都沒有。徐說她自己心中從沒放棄大法修煉，她向監獄幹部寫了嚴正聲明，寫了壓抑在心中許多想說的真話。我們都看過她寫的。後來我們集體利用空餘時間學法、交流、集體嚴正聲明，向監獄管教反映自己受迫害之事。

我寫了自己被迫害的經過、寫了嚴正聲明，因為我的正言，管教惱羞成怒，多次想找岔把我返回原隊，後管教以抄到經文為由加重迫害，將我關進監獄最苦的地方――“反省監號”。在那裏，我飽受潮濕、蚊蟲叮咬、不讓洗、疼痛難受的折磨，十六天沒洗渾身那種臭味自己都難聞。反省監號以前是關最壞的犯人的，自從迫害法輪功後，這兒成了獄警們進行迫害的黑窩。惡警將不服從、不寫保證的堅定的大法弟子關到這裏，反銬站著，不讓睡覺，監獄幹部、管教、犯人輪流給大法弟子洗腦。漢口的同修宗敏就在這裏被迫害得全身浮腫，並且不讓與家人見面。我們隊裏的魏月秀老人，50多歲了，不配合管教的要求，跟她們講道理擺事實根本就沒用，也是被用同樣的方法折磨。包夾犯人一次說她默背經文，硬是把桌子上的髒抹布往她嘴裏塞，犯人不小心塞快了，把自己的手弄破了，說是法輪功學員有意咬她，難聽話罵個不停。管教來後，也幫著犯人，訓斥法輪功學員。

我們就是堅信師父、堅信大法、堅定地做個好人，就受到政府的如此迫害，真是天理難容！我只是說公道話，也受到管教的威脅。為了減少對同修的迫害，我要求見教育科的領導，她們不允許，管教多次逼我寫保證，否則就送回原中隊。到了中秋節，監獄幹部來監號視察，我們反映了我們受迫害的情況，監獄幹部吩咐各中隊讓我回隊。我回中隊後，管教總是找各種理由整我，包夾犯人監視。我在她們面前沒有人格，最後又是上銬不讓睡，常叫猶大給我洗腦、幫教，看不好的資料、電視等。十幾天不讓睡還要做正常犯人難以完成的工作量，不完成就別睡。我累得幾乎要倒了，有時不知怎麼幹活了，個別好心的管教叫我睡一會兒，惡警指導員知道後立即叫我起來，上銬子。張指導員把我銬得很緊，我很疼痛，要求輕點，她們不理睬，有些管教還說些難聽話。有一天晚上，我的兩腿突然像筋要爆炸似地疼痛，腳不能落地，因為當時反銬在鐵床上，不讓睡，向管教反映後，她們不理睬，還說風涼話。直到第二天，張才鬆銬。在勞教所的最後幾天，她們還叫一些猶大來亂說，我就用師父的法理，直指她們那顆不正的心。

我多次向獄方說，不要妄圖逼我放棄修煉，這是徒勞的，因為我親身體會到師父是最慈悲、最偉大的，師父淨化了我的身體、心靈；這三年來，我也體會到江××政權對煉功人的系統地迫害，他們形成了“上級壓下級，監獄領導壓管教，管教逼犯人”層層作惡的體系，用盡各種手段摧殘我們的身體，剝奪我們的基本人權。兩者相比差距是多麼明顯，這更堅定我修煉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