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月20日，如晴天霹靂，打破了我們追求美好生活的希望，一時間電視上瘋狂地誹謗大法與創始人（李洪志先生），惡警對大法弟子又抓、又打、又押、又判……，大有天塌之勢。鄉派出所不斷到我家騷擾，讓交書，不許煉功，逼寫“不煉”的保證。當時真被攪得暈頭轉向，後來才慢慢明白過來，我們按“真善忍”做事，有甚麼錯？一點兒也不理解所謂“上邊”的決策。於99年10月20日左右，我們幾個同修抱著對政府的信任，抱著政府能傾聽民聲，為民作主的美好願望，依然進京上訪，去行使公民的合法權益，去如實反映一下我們每個人學煉法輪功後的受益情況，不料在心中嚮往的天安門被惡警不由分說帶到天安門分局，到那一看，屋裏關滿了上訪的法輪功學員，大家在一起背《論語》等經文，那坦坦蕩蕩的莊嚴場面，令人感動，惡警捂著耳朵說：“別背了，我聽不了。”其實是正的壓倒一切邪的。後來我們被分留到各個駐京辦事處，邪惡怕我們走脫，用手銬將我們銬住。回到當地才發現拘留所已非法關押了100多同修，惡警非法拘留30天後，還逼著寫甚麼“保證書”，遭拒絕後竟向家人勒索3000元押金，說是怕再進京上訪。

2000年4月23日，我和老伴、兩個女兒與另外兩個同修，一行6人抱著“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純善之心，再次進京上訪反映民情，不承想被舉報，在北京剛出檢票口沒幾步，就被等候在那兒的惡人劫持回來了，並沒收了我們隨身帶的錢，又被非法關入當地拘留所。拘留期間，惡警看我們一家四口，影響比較大，就唆使在馬三家被它們騙得邪悟的人來給我們一家四口洗腦，失敗後，邪悟者氣得直罵。關押我們一個月後，它們又無恥地向家人勒索每人1000元，不交不放人。回家沒呆幾天，惡警又上門將我和老伴脅迫到鄉派出所，非法關押40多天，我們時時處處以“真善忍”的標準要求自己，周圍的人都知道學大法的是好人，只是弄不明白這麼好的人，為甚麼被鎮壓，敢怒不敢言。鄉政法委書記不斷來喝斥、嚇唬我倆，還將我們關進一個空屋，屋裏雖有一張床，但不許睡覺，逼我們坐板凳，每人每天交9元伙食費，又逼我們寫保證書，遭拒絕後，它們又耍新花招，將我兒子從上海搬回來，又是威脅、恐嚇，又是引誘、哄騙，當時怕兒子失去工作，違心寫了“保證書”，還被勒索了2000元罰金，一直到過2000年7月20日以後才放我們回家，其實強制是改變不了人心的。[注]

由於惡人經常上門騷擾，使我們家無寧日，完全沒有了正常生活。無奈，2001年10月，我和老伴搬遷，鄉派出所想方設法打探到我們住所，從此不得安寧，經常上門“關心”，怕我們進京上訪。

2002年4月左右，鄉派出所與政法委書記又來讓我們寫保證，不寫就辦班，後來又來了兩輛車，十幾個人，它們在公共汽車站剛好看到我80多歲的老父親（當時父親串門回來剛想坐車回家），政法委書記伙同其他人竟將年邁的父親圍住，連哄帶騙地將我父親帶來要挾我們，在光天化日之下，十幾個人兩輛車強行將我老伴送入邪惡的洗腦班。

2002年5月23日晚上，政法委書記與鄉派出所所長又與外鄉邪惡一塊開兩輛車來，企圖綁架我與二女兒（當時女兒不在家），並圍攻我住的樓，又瘋狂地敲門，驚動了四鄰五舍，我不想讓它們抓進去迫害，最後被逼無奈，從四樓跳了下去，昏迷不醒，邪惡見勢不妙，怕擔責任，灰溜溜地開車跑了。我被送入醫院，昏迷5天5夜，情況危險，手術後我才甦醒，經診斷：盆骨、左肩都有裂紋，左腳後跟粉碎性骨折，右大腿骨折，左眼歪斜，渾身疼痛，住院19天，花去25000多元，被邪惡迫害得一貧如洗，無法正常生活。這一切使我懷念99年7月20日之前自由學法煉功的美好時光，更使我堅信大法，看清了邪惡的惡霸嘴臉。

身體上的承受，經濟上的巨大損失，精神上的折磨和壓抑，生活上的顛沛流離，並沒有使我們全家屈服，反而更堅定了這顆修煉大法的心，我們依然按“真善忍”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也不記恨那些因不明真相而參與迫害我們的每個人，只希望他們能趕緊懸崖勒馬，儘快覺悟，給自己留條改過的後路。

大法在我們全家人心裏已深深紮下了根，溶進了我們的血液裏，誰也改變不了我們信仰“真善忍”這顆堅如磐石的心，誰也阻止不了我們去向被惡毒謊言矇蔽的廣大民眾講大法真相，誰也阻擋不住我們修煉的步伐，我們大法弟子的明天是絕對光明的！

［編注］署名嚴正聲明將歸類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