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6月28日晚，警察來到我家非法抓捕我。但是陰差陽錯，他們和我擦肩而過，陰謀沒有得逞。但是，從此後，我便成了有家不能回的人，在外漂泊了近十個月。2001年4月10日凌晨2點左右，我在睡夢裏被驚醒，睜眼一看，一群來勢洶洶的警察已經闖進房間。從此，我的牢獄生涯開始了。

我下面揭露的是「北京勞教人員調遣處」惡警的犯罪事實。從拘留所到被非法判刑（只要是在北京被判的）之間，有一個非法關押大法弟子的集中營，即所謂的「勞教人員調遣處」。這裏的惡警也在參與迫害中犯下重罪。

2001年5月29日，我和幾名功友同時被綁架，並一起被劫持到北京郊區的一個外面是磚紅色的大圍牆的地方。不久，從大鐵門出來兩隊警察，用兇狠的語氣訓斥我們，叫我們分男女兩隊站好，並且強迫每個人把頭低下，我前面一位年輕的女功友，沒有低頭，一個警察用電棍一直電到她低頭為止；進入大鐵門後，惡警又要求我們全體低頭，一惡警向我吼道：「第四個的白頭髮沒有低頭！」一個皮膚很黑的女警察馬上像猛虎一樣朝我撲過來，對著我的頭，一掌打了下來。我心裏一點都沒動，還覺得它們真可笑，犯得著對「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修煉人這樣大動干戈嗎！

警察左轉右轉地把我們帶到一座灰色的破舊的大四合院裏，命令我們雙手抱頭蹲在地上，並一一叫進辦公室寫「保證書」（讓抄寫現成的「保證書」），那位女隊長坐在椅子上，讓不妥協的大法弟子蹲在她腳邊，用穿著尖頭皮鞋的腳不停地踢這些大法弟子。還罰我們兩手抱頭，頭低到兩腿之間，腳跟並攏。罰我們在院子蹲一夜，餵蚊蟲。

後來，我們又被強迫面牆而立，不准動，不管是颳風下雨，還是烈日炎炎，都要這樣折騰一天。有好幾個功友因蹲在大太陽底下，膝蓋都被曬出了亮亮的大水泡。它們還採取污辱的方式強迫法輪功學員脫光衣服，接受「檢查」，並把衣服和被子撕得亂七八糟，這是對人格的莫大侮辱；

天快黑了，才給我們「分到班裏」，當我們把破舊的衣服拿到班裏時，又要受班長的訓斥，強迫我們進門必須大聲喊「報告」、「是」，並說今後只要是門，進出都得說這三個字，一定要大聲，否則的話，就讓你一直喊下去，直到發不出聲音為止。

在這裏，大法弟子被剝奪了做人的一切基本權利。那些隊長動輒大吼大叫，開口就罵，舉手就打。

我們沒有一點人身的自由，就連上廁所也受到監視。只允許用2分鐘上廁所，而且必須請示組長，班長，隊長，有時是整隊人一起去，低頭抱首，走路時腳要抬成90度，還要走直角，放下去，要聽得到「劈啪」聲。否則，頭部立刻遭到重擊。上廁所時，還有一個人坐在你對面看著你。我本來大便不通暢，在那樣的環境裏，一個月只有幾次大便了。

洗漱也只給五分鐘。一到時間，水就被強行倒掉，不准洗。因為經常不能刷牙，偶爾有機會漱個口，也是滿口血水。

十幾個人住在12個平方米左右的小房子裏。只有八個床位，多餘的人就睡在床下的地鋪上，頭還必須露在外面，要讓隊長看到。裏面很髒，到處是蒼蠅，蚊子。晚上搜身點名之後，就鎖上門。大小便就在頭旁邊的小桶裏。睡覺時還有人看管我們，我有好幾次是被從睡夢中叫醒的，他們說我在煉功。

每天很少睡眠，一睜眼就要幹活，拼命幹。比如包筷子，一百多斤的大麻袋都要我們去扛，裝卸。幹不完活的話，不准洗漱，不准換衣服（夏天），不准睡覺。「調遣處」就靠我們幹的活創收。

法輪功學員之間不准講話，兩個人之間插一個非法輪功學員監視我們。我們學員之間就靠眼神和微笑保持溝通。在裏面惡警們就是變著法子折磨大法弟子。

我們在裏面不但要遭受惡警察們的折磨，還受到其他惡人的侮辱。除了這些最常見的折磨方式，更殘忍的還有「坐飛機」──把兩手向後高抬起，彎腰低頭，長時間地讓你保持這樣的姿勢；還有讓下蹲起身，不停地做，要做三百多個才行；令人髮指的是一些惡警用電棍電年輕的女功友的下身等等。

我在裏面一個多月的時間裏，被折磨的只有七十多斤。我能講述的折磨形式只是一點點，掛一漏萬，那種對我們精神的摧殘用任何語言來描述都顯得蒼白無力。

我後來被非法關押的地方──北京新安勞教所（又名北京女子勞教所），原來只有一個大隊，100個人，後來增加了6個大隊，非法關押的都是法輪功學員，而且是不斷地有進有出。惡人折磨我們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想把我們從身體上，精神上摧殘到極點，令我們崩潰。然後，逼我們違心的寫一紙不煉法輪功的「保證書」。為了強迫一群遵從「真善忍」的人們，違背自己的良心去寫一紙「保證」，惡人們不擇手段。

被非法關押的法輪功學員中，有目不識丁的農民，也有受人尊敬的大學教授；有年輕人，也有七十歲的老人，都是因為堅持修煉法輪功而被綁架的，這真是曠古未有的冤獄啊！連勞教大隊的隊長也承認：「這是歷史上從來沒有的，有這麼多白髮老人和婦女被關在監獄裏」。但是即使這樣，幾乎所有的大法弟子都沒有被所謂「轉化」。我們能忍受常人不能忍受的苦和累，侮辱和折磨，因為我們堅信「真善忍」是沒有錯的，做好人是沒有錯的，大法是最正的，我們是大法弟子，是邪惡壓不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