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網2003年6月1日】寫出我的這段經歷,希望能給那些有類似情況的同修一些講真象的經驗。也很希望大家行動起來,像海外學員那樣,通過各種方式營救我們身邊的同修。其實這個過程能揭露邪惡、講清真象,還能聲援被關押的同修,也能接觸很多平時很難接觸的人,是一種很好的方式。但具體做時,一定要理智、智慧、正念足,也要注意別講高了。寫的不全面,請同修補充、指正。* * * * * 2001年1月我愛人被非法勞教,關押在當地勞教所二大隊。知道消息後,我帶上不滿十歲的兒子和我妹一起去送東西。勞教所的辦公樓裏陰森森的,連門衛的態度都特別惡劣。真的感到整個空氣中充滿了邪惡因素。管理科的女警察一聽說給法輪功學員送東西,特別不耐煩,還說風涼話。我們三個人一直用正念對待,要求接見,要求送東西,我們堅定的態度使他們非常害怕,我要求管教一定要讓他寫信告訴我是否收到物品。不長時間,果然收到我愛人回信。在勞教所等人時,我妹見門衛室裏有他們的一部份電話號,就往手上寫,被他們發現後硬將我們三人趕出去,連樓道都不讓呆,到樓外雪地裏等著。我回家後打勞教局舉報電話,舉報警察素質非常差,對探視家屬態度惡劣,語言粗俗,急需整頓。沒想到舉報中心還真批了二大隊,並回電話向我道歉。我下次去,他們表面真有所收斂。這增強了我震懾邪惡的信心,絕不允許邪惡囂張,這也是對勞教所裏面大法學員的一個聲援。 勞教所規定每月最後一個週六上午是探視日,但不准探視法輪功學員,也不能通信,不許送東西,甚至有時送錢都要登記身份證,出示單位證明。但我沒有被這些無理規定限制住,每個探視日都去,或送東西並附上清單,或送錢,有新經文時我就想辦法送進去。另外,每個探視日還是講真相的機會,此時,勞教大隊院裏有警察辦公,中隊所有管教都在。尤其來探視的家屬非常多,我就向他們揭露邪惡、講清真相。開始警察見到我時態度蠻橫,我找到中隊長,要求探視,他說「法輪功不許探視」,我問他:「這是誰規定的,符合法律嗎?有文件嗎?我自己去找」,他又講他們也做不了主,得有市公安局610的證明。我說那就把東西送進去吧,他們很不情願地收了東西。我又質問他們為甚麼不讓通信,他們竟撒謊說我愛人不寫。我妹揭露他們說:「我姐夫對我姐可好了,不可能不寫信,肯定是你們不給寄。」我也警告那個中隊長,你們別甚麼手段都用,如果我愛人有傷,我決不會接受。再有還收不到信,我就有想法。別的警察問我還煉嗎?我反問他:「這和不讓探視有關嗎?是不是你們有甚麼不能公開的的規定啊?」他不敢回答,溜了。又過來一個警察說:「你修真善忍,你得向內找。」我嚴肅地告訴他:「真善忍是宇宙的真理,如果你想昇華自己你可以修煉,但決不是讓你針對別人的。」還有一個小警察斷章取義師父的法,口氣又極不尊敬。看到他油腔滑調那種得意的樣子,我就大聲說:「瞧你那形像,白穿一身警服了,整個一個混混。」他們囂張不起來,都溜走了。事後我想自己也許當時心態不太好,但對邪惡在氣勢上決不能讓步,更不能妥協。回家不久,就收到了我愛人的信。 2001年4月的探視日,我們三人去送夏裝,他們拒收,中隊推到管理科,管理科推到警戒科,誰也不做主。那天好像有「領導」來視察。我跟他們大聲講理:「你們到底讓不讓送東西,我們這麼大老遠來了,你們推來推去的,這是甚麼態度,溜著我們玩兒呢?」他們很害怕,趕緊讓警戒科長來解決。這個警戒科長挺為難,又不敢承認從即日起不讓送東西,就想以哄騙的辦法讓我們回家,沒見效,他自己就想從大門溜走,那麼大歲數了,被江氏政府逼的想耍小孩的把戲,又可憐又可笑。我妹不讓步邊追邊喊:「你敢溜,我打車追你家去,你也得把東西給送進去。你們也太不講理了。」警戒科長走不脫,無奈地收下東西給送進去了。我也趕過去跟他講真象,他還比較有正念,後來又破例幫我們送過一回東西。 接下來我們這一地區邪惡就非常猖狂,學員被抓的也多,表面上甚麼原因被抓的都有。勞教所裏住進了邪惡的「工作組」(由市公安局610、司法局、勞改局等邪惡之徒組成),用各種非人的手段瘋狂地迫害法輪功學員,致使一部份學員在壓力下違心妥協了。我妹也流離失所了。那段日子壓力很大,但每到探視日我帶上兒子還是毅然前往。我想就是去近距離發正念也沒白去,我妹也捎信鼓勵我,只要往勞教大隊院裏一站,對邪惡就是震懾。不讓送東西,我就送100元錢,讓裏面的人有信心。我愛人回來說每次知道外面一點消息都很受鼓舞,還真起到了作用。所以希望有條件的同修還應做這方面的工作。我每次去都要質問他們為甚麼法輪功學員不讓送東西,然後利用機會揭露邪惡,向周圍的家屬講真象。有一次碰上一個新來的警察值班,我要求送東西,他不收,我問他為甚麼,他邪惡地說我擾亂他們辦公,要通知派出所抓我。我正視他說:「行啊,天這麼熱,我正發愁怎麼回去呢,還得打車。」他一看嚇不住我,就說好話哄,說別為難他,他做不了主。我就當著他的面用手機往勞教局打電話,讓他跟他們上級請示,他不敢接,正好他們中隊長路過,我拿著電話走過去,那名中隊長左看右瞧沒處躲,一溜小快步竄監區裏去了,狼狽得很。那麼多人圍觀,是非正邪一目了然。後來一位同修告訴我,那天她愛人(不修煉,去看朋友)也在,我走後,那幫警察商量:以後對付某某某的最好辦法就是咱們誰也不跟她說話,讓她隨便「鬧」。我當時給自己定的目標是打下去他們的囂張氣燄,聲援裏面的同修。不管他們表面上多張牙舞爪,真能豁出去,放下一切,他們真的甚麼也不是。 經歷了一段時間以後,我也反思自己向內找,儘量用純善之心講真象。我就以家屬的身份,用我家的遭遇做事例給勞教所管理科、中隊寫信,用很真誠的心勸善。我愛人後來回來時提到這件事說效果特別好,結合親身經歷寫,他們眼見為實,容易被觸動。我仍然每月的探視日都帶兒子去,風雨無阻。慢慢的他們就轉變態度了,我心態也比以前把握的好了。一次向管理科長詢問我愛人情況,他態度還是很冷淡勸我別來了。我誠懇地說:「我們來吧,你們就這種態度;我們不來吧,你們就說我們六親不認,你覺得我們應該怎麼做呢?再說誰家人在這兒誰不惦記呀!」旁邊一個高個子警察說:「你這種認識?(指堅定修煉)能讓他出來嗎?」我嚴肅地說:「如果你們有這種規定,我可以考慮和他離婚,也不能總讓他在這受罪呀!」那個科長趕緊說:「沒有,沒有,你別擔心,路遠天熱,你不用老來,讓見面了,肯定通知你,好多事我們也做不了主……」他從此不再敵視了。後來再見面他都禮貌地向我點一下頭。 12月有師父新經文,我又要去遠方出差,就請我愛人的弟弟(不修煉)、我母親(修煉)還有兩個同修帶上孩子一起去。我把經文藏好,並說發正念,不讓他們發現。可是後來我在出差地接到家裏電話,勞教所警察威脅我愛人弟弟說他們已發現送的經文,要將他哥送外地關押,又說別讓你嫂子來了,她總給我們找麻煩等。我心裏有點不穩,一方面堅定正念不怕他們;另一方面,我也給當地派出所長打電話,告訴他不許借過年之機騷擾我們家,家裏只有老人和孩子。如果有人找我麻煩就告訴我,我自己去找他們。我也勸他別再幹那種迫害好人的昧良心事了。他告訴我沒聽說有甚麼事,他也不參與了。我自己也覺得心裏踏實了,不覺得怕了。回家後,母親很高興,讓我趕緊去勞教所看看,別真把人送外地。我堅信環境越來越好,不會送走加重迫害。一夜我都沒怎麼睡,一直學法和看資料。第二天和一個學員一起正念十足地去了。我問管事的中隊長:「你們是不是有規定啊,到底甚麼讓送,甚麼不讓送啊?還聽說你們要送走一些人?」他趕緊說:「沒有,沒有,你愛人挺好的,也沒說要送走。」別的甚麼也沒提,態度還很好,我也沒想到會這麼順利。 我收到愛人捎出來的信,信上告訴我每週日中午執勤的警察去打飯,有約10分鐘時間,他在窗口等著和我說話。勞教所院子很大,一進院門,牆上有電網,有監視器,牆角落處還有崗樓,就跟電影裏日本鬼子的炮樓一樣。院裏面有一棟樓,非法關押著很多大法學員,堅定修煉的大法弟子,甚至常年不讓下樓,有兩個犯人24小時監視,寸步不離,沒有一點人身自由。從胡同裏能看到關押學員那棟樓的後窗戶,但是有崗樓,有監視器。我愛人當時關在四樓。第一次去有點怕,試探著喊我愛人的名字,越喊聲越大,正念越足,也就不怕了。很多人都伸頭往外看,那其中一定有學員。我就大聲告訴我愛人發正念手勢,也互相通一些情況,又鼓勵他正念闖出。談了十幾分鐘,很順利。我也很有信心。那段時間每週日我都去,有時也有同修和我一起去,近距離發正念,再找機會和他們交流一會兒,那種環境這種交流很可貴了。其間一次崗樓上的警察碰上我們了,很兇喊著讓走開,我迎上前給他講真象,他默許我們說幾句話儘量快走,監視器能看到,他會挨批。還有一次樓裏有警察加班,我在下面喊話,她伸出頭:「喊甚麼,想進來是吧。」我過去告訴她:「我愛人身體不好,又不讓見,過來看看。」她可能認識我,看看,頭縮回去,不管了。 這樣見面有十次後,被大隊長知道了。這個大隊長很邪惡。那天是探視日,我和孩子、一位同修一起去,院子裏警察特別多,而且專門在通後樓的路上兩個一夥,三個一組的。我徑直走向警察最多的一夥,「我問問情況,誰管?」一下子圍過來好幾個警察,氣勢洶洶,說話蠻不講理。我直言聽說我愛人身體不好,他們馬上逼問聽誰說的,我說給中隊某某打電話聽說的。一個高個子警察竟抵賴說無此人。我就他這種極不負責的態度和他講理,很多家屬圍觀。一個小個子警察說那是大隊長,我故意說:「您是大隊長,我很尊敬您,說話要負責任的,我愛人身體到底怎麼樣?」他火了:「你還尊敬我,給我上網,上小報,還找人給我打電話。」我正告他:「你自己都做甚麼了,你自己清楚,你可別怨別人。」我想不能讓他們這麼囂張,可又沒辦法,他們人太多,我不走,坐在路邊休息。過來一個指導員,這人也很敵視大法。他勸我走,我說心臟不舒服歇一會兒。又過來別的警察讓我走(他們怕我去後面喊話)。我就招呼同修帶孩子先回去。同修以常人的身份給他們講真相,並說非得讓走,她就帶孩子先走。那個指導員趕緊勸同修帶我一同走。也不像往日那麼猖狂要扣下人了。又過來勸我,說對別人態度從來沒這麼好過,告訴我差不多算了。我告訴他我忍著呢,你再說,我就哭了。講不好真像我很難過,就真的邊哭邊大聲說:「一年多了,人你們不讓見,來問問情況,看你們甚麼態度?一大幫警察欺負我一個人。還大隊長呢,一點理都不講!」院子裏的人都往這邊看,有警察,有家屬,還有出租車司機。我感到大多數人都很同情。聽那大隊長小聲說趕緊想辦法找一個出租車讓她走。也不蠻橫了。後來我愛人說那個指導員跟學員說七仙女和董勇還每年相會一次呢,一年不讓見也是太過份。2002年春節我去送東西時一個女警察很友好地拍拍我肩膀,向我點點頭。管理科的一個副科長態度也明顯變好。每次去勞教所,我都能感受到正法進程在深入,那些警察由開始的兇惡、囂張、敵視、沉默,後來有一些逐漸開始同情,態度在轉變。 2002年11月初,我愛人快到期了,我打電話給省勞教局和勞教所詢問情況,他們遮掩說快了,但就是不說具體日期。我問是不是因為開「十六大」,到期也不讓放人啊。又指出他們拿法律當兒戲,執法犯法。公司老總和同事知道我在往出要我愛人,很擔心我的安全,正開「十六大」,警察會抓你的,老總也通過朋友幫忙想辦法。我安慰他們我會小心。心裏想不能錯過這件事的機會,得去派出所和公安分局給他們講真象。沒想到氣氛特別好,他們對到期了還不放人也都挺不滿的。到處打電話詢問情況,最後是省「610」不讓放人。我說了很多,他們倒是很願意聽。其實他們心裏很清楚真象,但沒有正念,在被動的參與。我很誠懇地告訴他們別參與了,給自己留後路吧。這次所謂的敏感日期這一片還真沒抓人,也沒打電話騷擾。在11月的一個週日上午很順利將我愛人接回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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