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在，人們一談到“修煉”，就想到出家。由於江氏集團的造謠宣傳，很多人誤認為大法弟子不顧家人等等。實際上，法輪大法的修煉要求修煉者就在常人社會中，放棄自己不好的心，骯髒的念頭和做壞事的想法，處處歸正自己的言行，按照真、善、忍的標準做好人，更好的人，更更好的人。

當然，我沒做過甚麼驚天動地的大事，只是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在一點一滴的小事中不斷地以真、善、忍的標準要求自己。記得一天同事問我：“你煉了法輪功後，變化確實很大，工作比以前更認真負責了，脾氣更好了，處處替別人著想，不自私。但我還是不理解為甚麼分獎金時你不爭呢？”我告訴他我們修煉人要做到的－－不圖名、不圖利、自覺按照高標準要求自己。多好的功法，能使人道德昇華，身體健康，社會祥和，但卻在中國大陸遭到無端的鎮壓，正所謂功高而謗興，德高而毀來。但是不管怎樣，法輪大法的美好，法輪大法的法理已經像種子一樣播撒在人們的心田。

在我被非法關押之後，鋪天蓋地的造假宣傳給我70多歲的父母帶來了很大的壓力。但是令我感動的是，有許多我認識和不認識的人們默默地安慰他們，幫助他們。雖然我的父母從未煉過法輪功，因為擔心我的安全也勸阻過我，但是在信中他們說，他們不會為我坐牢而感到羞愧，因為我是一個正直、善良的人，在他們心中我依然是他們的好兒子。

在這場邪惡的鬧劇中，謊言的宣傳迷惑了眾生，用欺騙的假象掩蓋了事實。所有對大法和大法弟子打壓的藉口，都是建立在一個個謊言基礎上的，在不公正的對待下，得讓人有說話的權利，這是人最基本的權利。而我本著對國家對人民負責的態度和做人的良知，向國家向世人講述法輪大法的真實情況，何罪之有？然而我卻因為講真話被定罪判刑，關押在德陽監獄。

對被非法關押在這裏的大法弟子，包括我自己，監獄又是如何執行法律的呢？我們申訴的權利被剝奪，還要承受各種暴力與強制手段的迫害，被逼迫寫所謂的“保證、悔過書、揭批書”，目的是逼迫我們放棄對真、善、忍的信仰。

2001年2月22日晚約7點，德陽監獄四監區大門突然緊閉，警察劉新春把我叫到操場上，強迫我寫“保證”，他滿嘴酒氣，邊威脅邊用拳頭猛擊我的頭部，見我堅持不寫，又殘暴地用警棍在我身上一陣亂打，我的慘叫聲驚動了許多服刑人員，紛紛跑出來看發生了甚麼事，劉對他們吼道：看甚麼看，都給我進去。法輪功學員蔣虹說了句：見不得人，才不讓看。旁邊有幾個犯人就對蔣虹一陣暴打，劉也走過去，對著蔣虹的頭部就是一拳，還叫犯人好好“幫助”一下，於是犯人們將蔣虹拖進巷道，十多個犯人湧上毒打。劉又轉身對我說，你回去，讓他們“幫助幫助”。我帶著滿身的傷艱難地向監區走去，剛進巷道，就有人拉滅了燈，十多名犯人一湧而上。最後又把我推進操場上，強迫我們五位大法弟子和新來的犯人一起走軍訓，過程中不停地被毆打，一直持續到晚上十點。等其他犯人睡下後，又把我們五人帶上四樓輪番毆打，打了一陣把筆遞給我要我寫“保證”，不寫又是一頓暴打，一次一次，直到我已神智不清。這種嚴重違法的暴力行為卻被說成是“愛心、耐心、恆心”的教育。

當我們聲明自己在暴力下造成的不符合法輪大法的言行一律作廢，堅修大法後，監獄又對我們進行了種種邪惡的迫害：罰站、面壁，在烈日下曝曬，超長時間超強度的勞動。大法學員王曉松被安排到鑄造車間抬鐵水，收工後，其他犯人休息，我們卻還要面壁罰站。王曉松被累得吐血，找到隊長要求休息，隊長卻置之不理。

2002年7月上旬，德陽監獄開辦了洗腦班，我和16名法輪功學員被關進洗腦班強行洗腦。每天早上8點半到下午4點，頂著烈日不停的圍著操場跑步，每個學員身邊跟著2個監督崗，有的學員累得休克，有的皮膚被烈日嚴重灼傷。二監區管教邱慎在晚上休息時，以“談話”為名不讓王曉松休息，逼迫寫“三書”，還惡毒的說：受不了就去撞牆啊，死了我們用攝相機拍下來。幾天後的一個深夜，十多名警察用警棍圍著王曉松和張志剛毆打，王曉松被打得昏死，由監督崗背回去。第二天邱慎又用警棍毆打王曉松。

寫到這，我停止了回憶，我不願再回憶那一幕幕血腥殘暴的畫面，一顆顆變態扭曲的人心。作為大法弟子，我們並不記恨誰，也不懼怕甚麼，只是希望我們的善良慈悲，和對宇宙真理的堅定能換回那些人的良知和對法輪大法的正見，停止打擊善良，也是對他們自身生命的挽救。從客觀上講，江氏集團採用種種邪惡的手段迫害大法弟子，用欺騙的謊言矇蔽世人，敗壞了國家和政府形像，摧毀了中華民族的道德基礎。

世間自有公道在。世上的任何人，無論他地位再高，權力再大，手段再高明，都逃脫不了生老病死的自然法則，最中都要被善惡必報的天理所裁決。自1999年以來，中華大地各種災禍頻頻，越演越烈，這是上天的警告。古人云：兼聽則明，偏聽則暗。

我忠告那些至今聽信謊言、在金錢和權力控制下參與迫害法輪大法的人們，趕快清醒，去掉惡念，珍惜自己，善待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