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年7月22日，我們一家三代人來到省政府，要求無條件釋放所有被抓的同修，等待我們的是全副武裝的警察，汽笛聲，各種警車來回穿梭，空氣都像凝固了一樣。我們站在隊列的前面，攝像機對准我們不斷地攝像，我想：哪怕是機槍來掃射我都要維護大法，說真話。

99年10月1日，成都《商務早報》刊登文章，把法輪功列為十大要案之一，我和另五位功友一起到報社講法輪功的真實情況，記者在一旁記錄。攝像機給我們攝像，當時我們很高興，以為他們要正面報導，結果我們被警察送至拘留所，分別非法關押了15天。

99年12月3日，我和兒子一起到北京證實大法，兒子當時8歲，當天和其他不認識的功友去了天安門，兩天後我們被抓。母親（68歲）在我被抓後也隻身一人到了北京護法。我被帶到成都駐京辦，由於另一位功友的聯繫電話被警察搜出放在桌上，我立即把它抓起放在嘴裏，當即被戴上手銬，銬在室外的石獅子上。後來才知道兒子也被關在這裏，兒子告訴我：由於天上下著雪，他就抱輪（第二套功法），很快就被抓上警車。在駐京辦，晚上兒子和衣睡在椅子上，功友看他太冷，便脫下外衣給他蓋上，被保安發現後，功友被打了一頓，並被戴上手銬在寒風裏凍了一夜，手還被打破了。

幾天後，四川來警察接我們，臨行前，警察威脅我說：“限你在半小時內，說出你吃進去的電話號碼，否則回去就重判。”我一點沒動心，過了很久，兒子問我：“那個惡警咋沒來呢？”我說：“他說了不算。”

回到本市，我們被關在戒毒所，在所裏我堅持煉功，被惡人一腳踢出室外，強制我們脫下皮大衣在寒風中凍，讓我們長時間蹲在地上體罰，兩天後，便把我轉到拘留所非法關押。二十幾人住在十幾平米的房子裏，室內臭氣熏天，早上起來，我只能用便池裏的水解渴、洗漱，惡人們還經常有意斷水，十幾人守著大、小便吃飯是常有的事。

有一次，它們強行讓我們看非法審判李昌等研究會成員的錄像片，看完後，所長說；“你們的頭兒都不煉了，你們還煉不煉？”我立即站起來說：“我們修煉人是以法為師，沒有榜樣。”把所長氣得不行，他本想利用此事達到洗腦的目的，結果只好草草收場。

由於我不放棄修煉，就來回反覆不間斷地拘留我，直到2000年3月1日，我已被非法拘留4次，從未讓回家。時值“兩會”期間，我想：我不能再被他們關在拘留所，我得到北京去上訪，請師父幫助我，無論如何我得出去證實法。這天，管段民警來接我，說：“你把被子放在這裏吧，反正下午還得回來。”我說：“不，我這次要回家。”他以為我的思想開始動搖了，便找來我弟弟交了2000元錢，他們還逼著我弟弟寫了保證書後，才放我回家。

回家後，母親告訴我：她到北京後被抓，很快被接到駐京辦，在駐京辦裏，由於天太冷又沒有床，她只好把雙腳放在椅子上，被保安發現誤以為煉功，結果被踢打並被叫出去罰站。後來也被送到戒毒所，體罰跑步，由於年齡太大，腳不太靈活，結果跑步“不合格”，又遭到罰站、挨餓，在又冷又餓的日子裏度過了漫長的一天。兩天後，又被送進拘留所，不分白天、黑夜來問還煉不煉，回答“煉”就被警察叫出去多次罰站。拘留期滿後，被派出所接回，管段民警欺騙說：“你女兒因煉法輪功被判3年，你不能住在她家。”母親說：“不行，我多年一直住在女兒家，我還要給外孫做飯。”警察不分青紅皂白地強行用車把母親送到兒子家，8歲的小外孫被丟在家裏無人照看。到兒子家後，又被兒子家當地的警察強行攆回老家。

3月2日我繞道上北京護法，我來到北京信訪局外，馬路兩旁停滿了全國各地的警車，巷道口早已被堵得水泄不通，上百雙眼睛死死盯著巷道口。我好不容易擠過人群，向信訪辦裏走，巷道裏三、五成群的便衣警察來回走動。這時我的兩腿僵硬，兩眼平視前方，頭根本不敢左右晃動，心裏只有一念，請師父幫助，一定讓我走進信訪局。進去後裏面也是眾多的便衣警察來回巡視，在我的表還沒填完時，就被便衣警察發現是為法輪功上訪，他們抓住我的衣領，拖到門口把我甩出屋外。這時我才發現已有幾位大法弟子在那裏了，最後好不容易才把表填完交了進去，他們就不放人了，等著當地駐京辦來接人。

3月18日我被接回，又被送進拘留所，反覆拘留5次，在這期間，我們集體絕食抗議邪惡的迫害，結果被七、八個男警察按在長凳上強行灌食。功友們一起切磋，我們得出去證實法，於是便集體寫申訴書，直到5月24日才被放回家。

6月8日，惡人在展覽館辦誹謗大法的圖片展，我便寫了一篇《澄清事實真相，還法輪大法清白》的文章，到展覽館門口去散發給看展覽出來的人們，寫出了電視台以我的事例顛倒黑白欺騙善良群眾的事例：我99年10月到《商務早報》報社時向他們說：“我多年醫治無效、並抽了一根血管都沒治好的先天性右下肢血管瘤病，煉法輪功後不治而癒。”後來，電視上播出了我撈褲腿給他們看的畫面，卻換上了誣蔑法輪功的解說詞，胡說甚麼“法輪功把我煉偏了，煉出了血管瘤，法輪功不准我打針、吃藥”云云。我把他們這一醜聞揭露後，惡人們於6月13日來非法抄了我的家，在我沒穿鞋的情況下，強行把我拖下三樓，襪子被拖爛，膝蓋和腳都被石梯擦破，我便絕食抗議，後來非法判了我一年勞教。

8月，我被非法送到資中楠木寺女子勞教所，由於人心太重，作了大法弟子絕對不該做的事：說了假話。在師父的慈悲下，經過背師父的經文，迷路三個月的我終於及時悟了回來，並立即寫了嚴正聲明。在聲明中我再次把電視上以我的事例污衊法輪功的事實寫了出來，交給了勞教所管教，結果被它們非法加期三個月。

後來，給我安排了兩個包夾，叫她們管住我的嘴，管住我的手，24小時都跟著，吃飯、睡覺、上廁所都左右不離。

2001年春節到了，成都教委的人來所裏“關心”勞教人員，和我們“談心”，我便問他們：我因為揭露電視上的謊言而被勞教，硬說我是和XX黨對著幹，你們說這冤不冤？大法是被迫害的。我把我的真實情況告訴他們，他們都明白了電視上的是謊言，便沒有一人再說甚麼了。

2001年7月，惡警隊長說我在做“反轉化工作”，便把我和另10位大法弟子關在10平方米左右、不低於40℃高溫的房間裏嚴管，因吃、喝、拉、撒都在裏面，使室內臭氣熏天，每天不讓離開房間半步，每天早上六時起床開始坐軍姿，不能閉眼，不能動嘴，否則被認為在煉功或背誦經文，直到晚上10時以後。

2001年8月，我被調到和其他案犯關在一起，一次在討論“天安門自焚”事件，我發言把電視上造假欺騙群眾的事說完後，大家都明白了電視上在搞假，結果我成了活廣告，把管教氣得不准我再發言了。

9月29日，我勞教期滿被當地派出所接回，因我不放棄修煉，又要把我送進拘留所，並填了拘留15天的通知單。我不從，要申訴，它們還是強行把我送了進去，進去後我就寫申訴，結果我被關了10天。

11月初，我到戶口所在地去補辦身份證，警察問我現在怎麼樣？我說：“挺好的。”他說：“那就寫個認識吧。”在認識中我寫道：師父教我們做好人，說真話，可現在的人寧願被騙也不敢聽真話，我們的上訪之路成了走進監獄的入門之路；我說真話揭露電視上的謊言被誣陷成了跟XX黨對著幹；因為我堅修大法，你們卻非法拘留我12次，非法勞教一年零三個月。假如大法真象媒體說的那樣，還需要政府勞民傷財叫我們不煉嗎？他們看後暴跳如雷，說我真不識相，就憑你這份認識我就可以把你丟進去（指監獄）。我立即站起來說：你說了不算，真話告訴你是在救度你，難道你也願意我說假話騙你嗎？我繼續發正念，只聽到他們的聲音由高變低，最後和善的問：你辦快件還是慢件？並把地址和電話寫給我，說：那我就把你的認識放在你的檔案裏吧。

因補辦身份證還需辦事處蓋章，我又到辦事處說明來意後，他們大吃一驚，原來你就是XXX，我們為了你檢查寫了一大堆，又是辦學習班，又是挨罵，還不認識你，你還找上門來了。我給他們講真相，他們看著我活生生的例子，不得不承認事實，並說：“你千萬不要說你的身份證是因煉法輪功被沒收的，你就說是被火燒了，或洗衣不慎掉水裏了……”，我說：“不，我絕不說假話。”他們說：“都到這份上了，還要說真話，看樣子法輪功硬是好。”另一人接著說：“說實在的，現在只有法輪功敢說真話了。”

12月22日，住家地辦事處主任、管段警察偽善地給我送來掛曆，26日區婦聯主席又來“關心”我，28日晚12時左右又來了七、八個邪惡之徒（包括送我掛曆的惡人），把我綁架至看守所。

在監室裏已有11位同修，我們每天堅持集體學法、煉功、發正念，拒絕勞動。一次一個女管教（20來歲，很兇，人人都怕她）叫我出去登記，她兇巴巴地喊：“蹲下！”我站在一旁發正念不理她，她又高聲吼：“蹲下！”我繼續發正念不理她，這時，她已氣得臉紅脖子粗，就對一個犯人吼：這是個啞巴嗎？犯人趕緊跑出來讓我說話。過了好半天，我發完正念，才慢慢對她說：“我看你長得挺漂亮的，怎麼你的長相和你的言行一點也不相稱呢？”她不好意思了。我說：“法輪功學員可不是壞人，”我給她講“自焚”真相，又把我的褲腿撈起給她看……，她吃驚地問：“你去過勞教所？上面不是跟我們說勞教所的全部都已轉化了嗎？”我說：“那都是騙你們的，假如都轉化了，我還會到這裏來嗎？”她的表情非常驚愕。從此以後她對法輪功學員改變了態度，有甚麼事她就跟我說。

一天，又進來一位功友，她說：“XX區很邪惡，從看守所放出去又關進拘留所，拘留所放出去又送進看守所，幾乎沒有放回家的，我就是從拘留所轉過來的。”我說：“我就屬於XX區，但我就不信這個邪，我肯定回家。”第二天就到期了，她說：“我得把東西都帶走，萬一回不去在那邊好用。”我說：“你不該有這一念，修煉沒有萬一，師父不是講過一念之差的法嗎？”結果這位同修到今天都沒有放回家，一直被非法關在洗腦班。而我一個月後被接回派出所，所長問我今後的打算，我說：“以真善忍的標準做個好人。”我的話一出口，他氣急敗壞地對管段民警吼道：“把她甩進去（留置室）！”我立即站起來答道：“你說了不算，你們非法關押我本來就是錯的，不要把我的善心當作是怕，我今天肯定得回家。”說著話我就往門外走，管段民警急了趕緊把我拉回去說：“別著急，坐下消消氣，所長是在氣頭上。”我坐在椅子上心中念著所長的名字發正念，過了一會兒，管段警察對我說：“你看這個留置盤查24小時的表所長已簽了字，你還是到留置室去坐一會兒，我就放你出去，給所長一個面子，等一會兒我叫你弟弟來把你接回家，我已經和他聯繫了。”我說：“不行，誰給我們大法弟子面子了？只有他才有面子嗎？我自己回家，不用誰來接。”不久我弟弟來了，結果警察所長還用車將我送回家。

2002年4月，由於同修發真相資料被惡警帶走，說出是我給他的資料，結果惡警一起來非法抄了我的家，抄走了我大量的真相資料、不乾膠貼、橫幅等，並強行把我送到看守所，我拒絕進審訊室、拒絕進看守所，結果被警察一腳踩在我的背上，用腳踢了進去。

在看守所我拒絕點名報數，並絕食抗議，查監時照樣立掌發正念，結果被惡警強行戴上腳鐐手銬，並將手腳銬在一起，無法直腰，強行灌食。過了幾天他們又把我綁在死人床上迫害，每天強行灌食2次，長期把我綁在死人床上不准上廁所。一次我要求上廁所，被死刑犯用手銬把我的頭打了兩個洞，當即血流如注，血順著頭往下流。血水浸濕了枕頭，浸濕了衣衫，警察不但不管，反而說“活該”。我絕食15天後，被派出所警察接回。到了派出所他們讓我在釋放通知書上簽字，我接過來一看，原來他們把“逮捕”二字改成了“拘留”。當天下午他們把我送到六醫院，我要求回家。第二天一早，我趁辦事處守我的人漱口時，跑下樓，在樓梯上她追上我，我對她說：“無論如何我得回家。”她說：“那只有等上班後辦出院手續，打電話叫辦事處開車來接。”後來他們把我送回家，並叫辦事處的人在我家吃住，長期守著我，下午，我和守我的人上街買菜，在她買水果時，我發正念走脫，從此流離失所。

16大前夕，辦事處主任則威脅我母親拿3000元錢交我上次住院的醫療費，我母親說：“我女兒只住了一個晚上，就要3000元，我沒有錢。”他們說：“沒錢就賣電視機、洗衣機，”“你們敢！我孫子還要看動畫片的，你若敢把電視機搬走，那他就來找你拼命。”就這樣，最後不了了之。

2002年12月8日，我剛上樓準備回家，結果有人跟在後邊，我感覺有點不對勁兒，就慢慢走到門口，他仍然跟著我叫我開門，我說：“我又不認識你，憑甚麼開門。”他順手掏警官證，這時我才認出他就是前兩天跟我見面的“同修”，原來是個特務。很快他把我絆倒在地，家裏的一位長期絕食出來，剛住到我家的同修也被連累一起綁架了。我再次被非法抄家，他們搜走了我3000元現金，惡警把我的嘴用膠帶繞頭纏幾周封住，頭上籠上黑塑料袋抬走，弄進一個賓館，把我銬在椅子上，不准我閉眼睛，不准我睡覺。由於我不配合他們，結果被警察拳打腳踢不說，還把我的鞋脫下來打我，用牙刷刷我的臉，用上鞋器（打人的專用工具）使勁打我，用煙頭燒我的手背，用煙熏我的鼻孔，還把酒潑到我的臉上。我若閉眼，警察就會輪番使勁搖晃我，使我頭暈目眩，若再不睜眼就用冷水澆，他們多次用冷水從我頭上慢慢澆下來，直到我全身裏外的衣服全部濕透。這樣整整折磨了我6天，要我說出家裏被抄出的真相資料、光盤和經文的來龍去脈，我不配合，並堅持絕食抗議。後來，派出所惡警對我進行非法刑事拘留，我立即發正念全盤否定。我想：請師父加持，無論如何我也要出去，揭露特務，以免更多的大法真相資料點被破壞，更多的同修被迫害。經過多種辦法嘗試後，最後我選擇了最笨的辦法——從4樓跳下想奪路而走。

後來，他們把我送到醫院，我下半身多處骨折，盆骨骨折，右腿還是粉碎性骨折，我發正念全盤否定邪惡對我的迫害。他們說需要手術，麻醉師說：“不行，身體太弱，在手術室恐怕下不來。”漸漸地我的雙腿腫得像“大象腿”，並且變成了紫黑色。我絕食要求他們放我回家。最後警察怕承擔責任，只好用擔架把我抬回家，此時我已絕食30天。

回到家裏，親人們已經認不出我了，她們只能用勺子一小口一小口地餵飯給我，只能用吸管喝水，無法大小便，只能用嬰兒的“尿不濕”。由於不能翻身，長時間保持一個姿勢，我的背疼得苦不堪言……

在師父的慈悲中，在同修們的幫助下，在大法賦予我的強大正念下，大法的神奇在我身上展現出來，我現在已能扶著牆慢慢在室內移動了。

在此借明慧一角，向偉大的師尊致以崇高的敬意！

向所有幫助過我的同修們表示深深的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