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月22日，我和幾個同修一路幾經盤查，幾次換車於下午到北京。我們4人在天安門廣場的人民大會堂西南角樹下過了一夜。 第二天，我們去國務院信訪辦，被攔截並送到了北京豐台體育場。那天體育場有數不清的同修，場內氣溫達42、43度，並且不讓吃午飯（我們早飯也沒有吃）。晚上我們被市駐京辦事處連夜遣送回當地。在車上我們向警察洪法。在縣公安局登記後，被鎮派出所接回再登記，然後讓我們寫「保證」。我寫的是要按照大法弟子的標準做好（現在知道了，甚麼都不應該寫），他們在中午把我放回家，並勒索了80元，說是「路費」。

二、直言上書

我用自己的真實姓名寫掛號信給國家領導人李鵬、李瑞環、丁關根、伍紹祖，以及文化部和中央信訪辦（分別於1999年7月30日和8月3日發出），要求還法輪功清白，恢復公民修煉法輪功的自由。

通過學法，我體會到了「頭掉了身子還在打坐」的堅定，在2000年4月18日再次給中央領導人寫信，直言上書。在信中，開頭我引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普遍認同的理論，然後把自己修煉前後的變化詳細介紹了一遍（包括戒煙、戒酒、戒賭，和身體狀況的變化以及思想道德的回升）。我們村長、縣人大代表經常在公共場所誇獎我：「人人都像你這樣，警察都不用了。」 於是我徵得他的同意，把他的評價也寫到了信中，寫給了中央幹部，以證實大法好。請中央領導用善心、用公心參政議政，還法輪功清白。一個月後，鎮長找到我，說縣委組織部把我的信轉給他了，他們怕受牽連，不許我再寫為法輪功鳴冤的信。

7.20以後照舊堅持學法煉功，並在我家開的商店放師父的講法帶。

三、被縣公安局非法抄家拘留

2000年11月20日，我第四次給中央幹部寫信，要求為法輪功平反。這次有幾封信被市公安局扣下了，於是市局找到縣公安局，又找到當地派出所，對我進行了非法抄家。翻走《轉法輪》一本，講法帶一套，還有各次寫信的底稿。我被非法拘留15天，上警車時，警察告訴我的老伴和孩子：星期一拿3000元錢去接我，我告訴家人：不要帶一分錢，我們沒有錯。

拘留所只有我一個大法弟子，我每天向犯人們洪法。12月9日，我被放出。回家後第二天我就和我們周邊2個鄉鎮的大法弟子切磋、出去證實法。很多人走出來了。

2000年12月18日，縣公安局的3個警察伙同鎮派出所警察又到我家的商店去搶劫、綁架。他們把商店翻了個底朝天，搶走《洪吟》1本，講法、煉功錄音帶18盤。在這次非法抄家的過程中，商店的300元錢不翼而飛。我當時完全可以走脫，但是沒有做好：因為他們騙我說跟他們去一趟，了解一下情況就回來，我就跟他們去了公安局。結果被關到拘留所，並在2001年2月21日被非法判勞教2年。

在拘留所期間，我和另一位大法弟子一起向犯人和警察洪法，我們沒有筆，就把別人給的半個氣槍子彈頭咬成條狀，當作筆來默寫《洪吟》和《論語》。

四、在葫蘆島市教養院正念正行抵制迫害

1、堅定修煉　喜得經文

被關到葫蘆島市教養院後，我拿到了「教養決議書」，就兩次申請覆議，但沒有得到答覆，後來管教人員說：「法輪功」不給覆議。

2001年3月，教養院開始試圖迫使我放棄修煉，過了8天後，惡警見我很堅定就放棄了。對於其他堅定的大法弟子，葫蘆島教養院用盡了非常殘忍的手段。後來我被送到一樓專管大隊和其他堅定信仰的同修關在一起。在那裏我們受到了很多迫害。

葫蘆島市教養院有一個邪惡規定：每煉功一次、每學經文一次、到期不放棄修煉……都要加期幾個月。我每天半夜起來煉功，四防員就報告管教隊長，隊長找到我，問我為甚麼煉功，我就向他洪法。他說：你煉功別叫別人看到。從那以後，我們漸漸都公開煉功了。隊長上廁所路過我們屋的時候都把臉轉過去。

我們這些堅定修煉的大法弟子得不到新經文，那時非常苦的。在我們最難的時候我們得到了有善心的人對我們最有力的支持。慢慢地我們也能看到很多新經文。在教養院的日日夜夜，師父的法和新經文是我們闖過一個又一個關難，並逐漸走向成熟的法寶。

2、特殊的接見

2001年6月15日，我的老父親到葫蘆島市教養院看我。獄警見我父親這麼大歲數，就允許我父親見我，但是要求我父親勸我放棄修煉。我父親一見到我就悲痛得哭喊起來。我平靜地安慰他，他情緒漸漸穩定下來，然後，他沒有按照教養院的意思來阻止我修煉，只是告訴警察隊長：我兒子是個孝子……。就在20多分鐘之後離開了。

3、揭露邪惡　講清真相

2001年11月28日，我們一樓全體大法弟子給葫蘆島市市長寫了一封信：要求為法輪功平反，還我們師父清白，允許公開煉功。然後，教養院答覆我們說是可以轉給市長。

因為部份學員絕食抗議要求公開煉功，教養院動用防暴警察把我們一樓的大法弟子全都用手銬銬上後，開始百般摧殘。在這次迫害中，有的學員被打掉兩顆門牙；有的肋骨被打斷；有的被打得頭腫了老大；有的被打得變了模樣；我被銬在床上5天後才放開。30日當晚，幾名大法弟子被送往看守所繼續迫害，有的同修後來被判了刑。

在教養院裏，我用線在背心和衣服上繡了「真善忍」、「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管教讓我放起來，不要穿，但我一直穿在身上。到了4.25的時候，我就把「紀念4.25兩週年」寫在床板上；到了5.13，我們就集體慶祝世界法輪大法日，祝願師父生日快樂。

我總是找機會和管教們談心，談他們的家庭情況、他們的身體狀況、談右派、談網絡，然後側面地洪法，這種方式為我們講真相打開了一扇扇門。

在葫蘆島教養院，我多次給教養院幹部寫信，一是洪法，二是揭露惡警對我們的迫害。我以我的「教養決議書」為證據，向他們說明我是冤枉的；所謂的「罪名」是捏造的。我又給中央幹部寫信，揭露葫蘆島市教養院、葫蘆島市政府不執行「行政訴訟法」：覆議不答覆、捏造罪名。

信交給獄警隊長幾天後，他們答覆我，說要給我個「說法」。後來他們找我談話，說要放我。我問他有沒有條件，他說沒有，我說沒有條件還行，如果有條件，那我寧可再呆上1年。後來我被提前釋放。我不清楚釋放的原因，只知道是師父加持的結果，也是得自己念正才行。

五、再次遭綁架、再次在邪惡環境下正法

從教養院回家後，我繼續按照師父要求做好三件事，並給親朋好友發光盤、傳單，講真相。

2002年10.1之前，鎮派出所所長帶人又闖進我們家，翻走講法、煉功帶各一盤。我就天天找他們要磁帶（因為抄家時我不在家）。

2002年，我又被一群惡警綁架，先到派出所，說是了解情況，我知道他們要劫持我去洗腦班後，就藉著上廁所的機會翻牆走脫。但當時我法理沒有悟清，怕連累常人，就又自己回到了派出所，然後被送到了洗腦班。那次他們一共抓了16個大法弟子，惡人以送勞教相威脅。我因為堅持修煉不妥協，又被關到了葫蘆島市教養院。

被送到教養院的途中，我下定決心：一定要將隨身帶的一枚法輪章保護住，並做好了各方面的保護準備，果然保護住了法輪章。教養院隊長告訴我：願意躺著就躺著，願意睡覺就睡覺，每天5個半小時的在教師室的邪惡洗腦我也不用去。我後來被調到大法弟子的房間，可以和同修切磋。調屋那天，我向管教聲明：以後我也不會去那個教師室。警察同意了。

2002年12月我被釋放回家。回到家以後，我找到派出所，告訴警察所長：不要再幹壞事迫害大法、大法弟子了。

我又投入了正法的滾滾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