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李洪志先生向社會大眾公開傳授法輪功，因為功法祛病健身效果顯著，李洪志先生曾被授予“最受歡迎氣功師”的稱號，以及“邊緣科學獎”，法輪功迅速在中土大地上流行。

法輪功的迅速發展和廣受歡迎，觸動了政府中一些人的“敏感”神經。官方開始改變原來的態度，媒體開始攻擊詆毀法輪功。1996年，《光明日報》等一些報章雜誌先後發表過批判和指責法輪功的不實報導。1996年7月，中國新聞出版署動用行政手段對法輪功進行封殺，收繳封存法輪功書籍。隨後，《齊魯晚報》、《中國青年報》等一、二十家官辦的報章雜誌先後發表批判和指責法輪功的文章，輿論導向十分明顯。國家出版總署及中宣部也下令各出版社不許出版介紹法輪功的書籍。

與此同時，公安部門在羅幹等的授意下於1997年初在全國對法輪功進行秘密調查，想為“取締”作準備。1998年7月公安部一局發出公政[1998]第555號《關於對法輪功開展調查的通知》，先把法輪功定罪為“邪教”，可是，在全國各地，一條法輪功的罪證也沒有搜集到。這種“先定罪，後調查”，完全違反了中國法律規定。在《通知》的錯誤引導下，江蘇、遼寧以及山東等一些地方公安局，宣布煉法輪功的群眾煉功是“非法集會”，強行驅散，他們非法查抄煉功群眾的私有財產，對煉功群眾非法拘審、關押、打罵和動用宣傳媒介進行污衊性宣傳。1998年7月公安部一局又向全國公安部門發出《通知》，再度引發新疆、黑龍江、河北、福建等地基層公安部門強行驅散煉功群眾，非法抄家，私闖民宅，沒收屬於個人的私有財產等違法亂紀問題，引起群眾的強烈不滿。朱鎔基總理制止打壓的正面批示卻落入羅幹手中，被其截住而沒有往下傳達。

在4﹒25之前的三年裏，雖然指責、謾罵、誹謗法輪功的報導不少，但卻沒有一篇法輪功的辯白文章得以見刊。法輪功學員沒有任何說話、反映事實的機會。雖然法輪功學員通過各種方式要求各級政府部門維護公民合法權益、維護司法公正，但卻一直得不到回音，攻擊、迫害愈演愈烈。在這種不得已的情況下，採取集體上訪的方式，直接向中央反映冤情，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1999年4月，羅幹的連襟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學院《青少年科技博覽》雜誌再次發表詆毀法輪功文章。4月23、24兩日，天津市公安局動用防暴警察毆打反映情況的法輪功學員，導致學員流血受傷，並抓捕45人，造成“天津事件”。學員在天津市政府被告知公安部已經插手，要釋放被逮捕的法輪功學員，需要北京的授權。天津的公安也向學員建議：“你們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決問題”。這才是促成法輪功學員北京上訪的直接動因。

因此， 4.25上訪的根本原因是法輪功長期受到污衊，而中國大陸言論不自由，學員無從反映事實，無從改善所受打壓迫害的結果。為了得到一個自由安定的修煉環境，為了使被抓捕的天津學員被釋放，法輪功學員只有北京請願這條路可走。所以說，4﹒25法輪功學員上訪，是非常合情合理，也非常必要。

法輪功學員4.25上訪讓我們看到優秀中國人的人權意識、理性和大忍精神，為真理和信仰自由，敢於站出來堂堂正正說真話的正氣。可以說，4.25大上訪對恢復受慣精神洗腦的中國社會的道德與良知，有著歷史豐碑的進步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