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月20日江澤民政治流氓集團開始無視事實地造謠、誣陷、迫害法輪功，從此，我和眾多大法弟子一樣開始遭受各種殘酷迫害。首先是來自我的工作單位的迫害，校長多次找我談話，目的是要我重複江氏集團誣蔑法輪功的謊言。我深知：修煉法輪大法使我身心受益非淺，怎麼能如此不負責地隨便撒謊騙人呢？我根本無法接受這一無理要求，於是毅然決定辭職離開學校。

99年9月27日，我開始進京上訪，28日上午11點多，當我在招待所休息時，被前來查房的派出所民警非法劫去盤查，當天下午，我被非法關押在看守所。在看守所裏，我一直堅持煉功，在幹警的示意監督下，號長命令我不要煉功，我不聽，繼續煉，號長連續多次阻止我抱輪，後來強行把我的胳膊擰到背後，按倒在地。而後，我又繼續煉。

9月，市公安局及鎮政府共去了四人把我從北京非法押回了公安局。當時警察夏某說“你要說不練了，我們就放你回家，回家後你愛怎麼煉就怎麼煉，沒人管你，我們不願把你送到看守所裏，你又年輕又有文化，太可惜了。”我說：“這樣不符合我修煉真善忍的標準，我不能那麼做。”就這樣，我被非法關押在看守所。在看守所裏，我仍繼續煉功，在最後一次提審中，警察對我說，你只要答應不進京了我們就放你回家。我不答應。隨後，公安局把我送進了馬三家教養院，非法勞教三年。

入所後，我們第一批被非法關押的法輪功學員全部被送進了女二所，隊長要求我們集體學背“三十條”，我不從，站在地中間起頭背“論語”和其它經文，這時，那個臭名遠揚的邪惡所長蘇境手拿電棍開始電我的脖子，而後又電了錦州的崔亞寧等其他大法弟子，接著尖叫著讓我們全體蹲著，我又起頭蹲著背經文，而後，各個房間的大法弟子全部開始背經文。這時惡警們開始抓帶頭的，因當時我們內部有勞教犯專門監控我們，所以我很快就被惡警叫去盤查，問是不是我起的頭，我不吭聲。於是第三天下午晚飯前，我們幾個帶頭的大法學員被隔離開，我被送進了女一所與普通勞教人員同住在一起，參加每天長達15-16個小時甚至更長時間的超體力勞動，做縫紉機活。幾天後，所長周勤帶領大約七、八名幹警把我們10名大法弟子叫到教室內，由周給我們讀誣蔑法輪功的報紙，其中一名大法弟子起頭背“論語”，我們便齊聲一起背，這時，周及其他幹警惡狠狠地連喊帶叫地打我們，其中的一名惡警揪著我的頭髮使勁往地上按，我用力掙脫著，並不停地背經文。

回到車間後，我沒有參加勞動，隊長罰我站著，我繼續背經文，隊長指使工頭惡狠狠地踢我、揪打我，而後，我被關進小號。大約在99年11月下旬，我又被送回了女一所，仍堅持煉功，遭到了眾多普通勞教犯的嚴重毆打，每次被打後臉部均處於毀容狀態，全是疤痕無法見人。最重的一次是：我的頭部被10多名勞教犯圍著圈在地上踢來踢去，當時我明顯感到腦袋沒了、空空的，鼻子被她們的拳頭打的大量流血，無數耳光打的我兩眼直冒金星，耳朵嗡嗡作響，並且也流了血，不久便昏死了過去，而後被它們用水潑醒。那天晚上，隊長瞿豔輝讓我回去睡覺，別煉功了，我說：“我回去肯定要煉功，你們一阻止我，就影響其別人睡覺，我還是在走廊站一宿吧。”自從這次嚴重被打後，人雖然活了，可是眼睛從此便看不清東西了，模模糊糊的，耳朵的聽力也嚴重下降，就像有東西把耳朵堵住了一樣，腰部被踢的連續20多天不敢彎，上、下樓非常吃力，晚上睡覺很難翻過身來，而且我還睡在兩名犯人的中間，儘管如此，還得與另一個人把40多斤的垃圾筒從三樓抬到垃圾場，我就是咬牙堅持著，整個腰部就像被釘了鐵板一樣。打我最狠的兩名勞教犯人均在當時遭到了報應，她們兩個的身體和我一樣，走路極其困難，渾身疼痛難忍，不打我時就好了，一打就壞。後來她們也知道是打我造成的，慢慢的就不敢再打了。

其實勞教們打我們並非她們本意，是隊長叫她們打的，誰敢不打就給誰加期，無奈，犯人不得不從命。有名勞教犯親口對我說：“看到你們挨打我就想哭，害怕，不敢看你們。”還有的說：“看到你們挨打我就躲到牆角裏偷著哭，怕壞人向隊長報告受處分。”甚至有的犯人說：“我們只能以‘打’你們的方式，保護你們不被其他犯人打。”因為這裏規定，不允許犯人對我們好，不允許犯人和我們談法輪功的事，誰違犯了就嚴肅處理，所以勞教犯誰也不敢跟我們多說一句話，完全把我們孤立起來，限制起來，走路、幹活、睡覺、上廁所、吃飯一天24小時均有指定犯人監控，大法弟子之間根本不允許說話。在此期間，因與犯人集體背“三十條”時，家住葫蘆島的大法弟子蘇菊珍背經文，被大隊長王豔平叫到禁閉室讓她把衣服脫光了，用電棍電遍全身，電了整整一夜，到了車間時，我發現她的臉上被電的全是大水泡，嘴上也是，眼睛臉部全都腫了，青一塊紫一塊的，慘不忍睹，無法再多看一眼。我被嚴重毆打後的第二天，因拼命要煉功，被王豔平強行關進了禁閉室，用手銬將我的雙手背銬在暖氣管上，只能站著不讓睡覺，指定兩名犯人看管。就這樣，我開始絕食了。到第三天時，王豔平帶我到醫務所檢查，醫生說我嚴重脫水，需喝鹽水，回去後，隊長派犯人給我鹽糖水喝，我不同意，王隊長氣極敗壞地拿出高壓電棍猛擊我的脖子，我渾身被電的直哆嗦，無法控制自己，小便失禁，尿了一褲子。

2000年1月初，馬三家教養院女一所與女二所開始出現轉化現象，當時我在女一所一大隊三分隊，這個隊全是法輪功學員，與勞教犯分開了，目的是讓放棄修煉的人給大法弟子的洗腦。由於我們的思想特別堅定，邪惡找不到可鑽的空子，便採取了最後的一招用來發洩。一天早上起床後，幾名叛徒的“骨幹”把所有堅定的學員叫到一個房間，她們說：“今天我們幾個人把德給你們一人分一份。”說完我們被她們四、五個人打了兩個大耳光，我多說了兩句話被多打了十多個耳光，第二天早上起床後她們分別又在各自的寢室打了我們這些堅定的大法弟子，我也被打了兩個大耳光，身邊被打的有田莉、李曉豔等，其中一名年輕的叛徒往堅定的學員潘琦的臉上吐痰，另兩名叛徒把瘦弱的潘琦按倒在床上不讓她動，出工時也不讓她走，後來在四防員的責令下才讓潘琦出工了。潘琦是大連市醫科大學的學生。

2000年5月至8月期間，我、蘇菊珍等幾名大法弟子被送到女二所一大隊進行強制“轉化”。先由猶大分批輪流談她們的邪悟，不讓睡覺，見軟招迷惑不了我，便開始罰我蹲，從晚上十點到下半夜二點不許挪動，不許站起來，由惡毒的叛徒監控。幾天後，見我還是無動於衷，叛徒給惡警出壞招，讓隊長用電棍逼我，還邪惡地斷章取義稱其為“棒喝”。五月二十五日上午，女二所一大隊長王乃民的等惡人把我叫到辦公室，一進屋王乃民說：“今天我叫你過關你能不能過去？”我見三名隊長張、王、黃各持一根電棍。我心裏別無雜念。隊長分別讓我的雙手握在電棍上，見我沒反應，便讓我的雙手心放在電棍的電源頭上，另一名隊長把電棍觸在我的後脖子上，三根電棍同時電，當時我心中強烈告訴自己：我是大法弟子不怕這一切。發出這一念後，正巧我要去廁所，回來後我以為我還要繼續挨電棍，發現與我同去二所的潘琦被叫到屋子裏，想必她也挨了電棍，就這樣第一次被電了十多分鐘後結束。

五月二十七日下午，分隊長張秀榮把我叫到辦公室，一進屋大叫著讓我把鞋和襪子全部脫掉，坐在地上，然後她手持兩根電棍電我的雙腳心、腿部、上身、嘴唇、頭髮，邊電邊大叫著：你說不說。我說你怎麼電我也不“轉化”，這一說她來氣了，命令我站起來電。當時師父的法清清楚楚地告訴自己：“我的根都紮在宇宙上，誰能動了你，就能動了我，說白了，他就能動了這個宇宙”（《轉法輪》）師父的法理使我感到力量無比，這樣想的時候，惡警的電棍總是不好使，換了一根電棍也不好使，她見這樣電我不解恨，雙手扔下電棍瘋狂地揪著我的頭髮使勁地來回掄，惡狠狠地打我耳光，就這樣持續四十多分鐘，因吃晚飯才停止了這次迫害。以後無奈的處罰就是讓我蹶著，姿勢為雙腿與腰成九十度，雙臂平行下垂，放手不准靠在膝蓋上，雙腿不准打彎，嚴重時要求雙手著地，非常苦的，每次時間最少一小時，時間長的一上午。蘇菊珍思想特別堅定，被惡警張秀榮用手銬將她的雙手背銬起來吊在鐵床上，雙腳離地，頭朝下，這是張秀榮帶我親自看的，那意思是我還不妥協就和蘇菊珍一樣折磨。看完蘇菊珍後我很心酸，心疼的眼淚頓時湧入眼圈，強忍著沒流出來。蘇菊珍也多次被惡警用電棍電過，那時幾乎沒有幾個能挺過電棍、體罰這種迫害的，許多人被迫妥協。那種場面完全是一個罪惡的人間地獄，沒有一點人性，精神上的高壓讓人感到生不如死，無法形容那種苦。為了向主子報功請賞，為了名利，惡警們不惜以犧牲大法弟子的生命為代價，殘酷迫害大法弟子，使女二所“轉化率”一時間成為全國最高，從此全國有許多省市、甚至江氏集團迫害法輪功的頭目先後多次到馬三家教養院女二所“參觀學習經驗”，尤其是湖北省某勞教所派幾名惡警坐陣實習一週。因為配合當權者迫害法輪功得力，馬三家教養院全體惡警被江氏集團評為“集體二級英模”，每個隊長都分別發了獎金不等，按折磨人輕重，“轉化”率高、低分錢。

雖然那時的我思想堅定，可是，至今還痛心被邪惡之徒偽善的謊言迷惑過，曾經跌倒過。跌倒的原因是：相信了叛徒的謊言。在此聲明作廢。2000年8月30日，我又被送回女一所，分到二大隊，由於不斷用法理對照自己，再加上我及時地看到了師父的經文《去掉最後的執著》，使我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很快於9月2日向隊長遞交了聲明，聲明“轉化”材料作廢，並在9月4日下午集體出操時堅持煉功。當時被隊長趙國榮揪著耳朵帶到了辦公室，進屋後不容我多說話，厲聲命令“四防員”把繩子、手銬、高壓電棍拿了出來，命令我把鞋和襪子全部脫掉坐在地上，讓“四防”用繩子把我的雙腳捆綁在一起，惡警趙國榮用手銬將我的雙手銬在一起讓我無法活動，然後她手持電棍咬牙切齒地狠電我的雙腳心、腿部、上身、兩胳膊內側，長時間不拿下來，邊電邊問我煉不煉了，儘管我被電的很疼痛，我仍咬牙說‘煉’。聽後惡警就更加惡狠狠地電我的胳膊，導致我的胳膊起了嚴重的大水泡，淌膿水近一個月才恢復正常，至今還留有疤痕。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