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4月，我在為要不要去北京上訪的事情猶豫。雖然法理上已經明白，但是由於面臨著失去即將完成的學業，還有親情過重等原因，還做不出最後的決定。那天下課後去同修A家裏，想和他交流這方面的體悟。進門後發現已有客人捷足先登了，A為我們作介紹，說他叫劉鋒，愛爾蘭回來的同修。簡單地寒暄之後，我提出了阻礙我的幾個問題。劉鋒說，他的親情也是很重，他說那我就給你講講我的經歷吧，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1999年12月，劉鋒家裏通知他，說他祖父生病了，想見他，叫他回家。於是他決定回國。途中在香港轉機，正趕上香港有心得交流會，於是他和同機回國的兩個同修一起去參加。這次心得交流會的稿件很有意思。法會第一篇稿件叫“大法在召喚我們”，一個同修講應該進京上訪，去證實大法，講得非常好。可是第二篇稿件就說我們應該在家精進實修，上訪是不對的。第三篇稿件又是說上訪對，第四篇就講在家實修對。劉鋒說當時自己學法不紮實，覺得有點發懵，他搞不清楚到底怎樣才是對的了。法會後，與會同修作了長時間的集體法理上的交流，一直交流到深夜。最後大家終於達成一致，認為還是進京上訪才是此時大法弟子應該做的。

於是第二天，劉鋒改變行程，與幾個同修一起搭上了去往北京的列車。到北京之後，幾個人先找住的地方。找旅館的過程中，他們不斷地與出租車司機講大法真象。有的司機比較緊張，說都甚麼時候了，你們還敢在北京城裏講這個？！有的司機就比較理智，很認真地在聽。

當晚他們在北京住下來，每個人都在想應該怎麼去做。經過思考之後，劉鋒決定給總理寫一封信，講清我們法輪功學員當時所受的干擾和迫害，然後送到總理家裏去。第二天一早，劉鋒一個人拿著寫好的信，出門打車，說是要去總理家。那個司機說是不敢拉他去，於是他叫了第二輛車，那司機也不敢。劉鋒不願放棄，接著叫車。終於第三輛車的司機說是可以送他到總理家對面。路上司機問他找總理幹甚麼，他就藉機和司機講真象。

到了目的地，劉鋒下車，發現總理家周圍布滿警察和便衣。我問他當時怕不怕，他很坦率地回答，他當時確實很怕，但是想想自己做的是最對的事情，就心一橫，衝著大門走過去。因為畢竟有些緊張，劉鋒忘記了去敲門，而是走到了門衛面前。門衛問他來幹甚麼，他說他要給總理送一封信，門衛問關於甚麼事，他說是關於法輪功的。門衛說：“那你跟我來吧。”接著把劉鋒帶到後面的派出所。警察對劉鋒一番審訊之後，扣下了他的護照，把他關在派出所後院的一個露天的房子裏。十二月份的北京，夜間氣溫能達到零下二、三十度，劉鋒在那個寒冷的房間裏被關了一個晚上。

次日，劉鋒被押送回大連，隨後被關進大連姚家看守所。在那裏面，他和A關在同一個監號裏。A是一個很精進的老學員，學法特別紮實，他能將師父的好多法一字不差地背下來。劉鋒說他自己學法晚，那之前又不是很精進，好多法理上的東西記得不那麼清楚，剛好有A的幫助。在他們的交流中，劉鋒越來越清楚和堅定。

在拘留期間，當地派出所四次提審劉鋒。他說那四次對他來說，都是在過親情關，父母使盡渾身解數，試圖讓他放棄自己的信仰。父親對他軟硬兼施，一會兒跟他講他作為一個工薪階層，送兒子出國是多麼不易，一會兒打他，一會兒又當著那麼多人的面給他跪下等等，只求他寫一份“保證”，不再修煉。

劉鋒說最後一次最難過。不但父母，他的所有親戚也都來了。保證書已經有人替他寫好，警察答應，只要他在上面簽字，就歸還他的護照。家裏找了輛車，大家告訴他，只要他肯妥協，他隨時可以拿上護照，坐上外面停著的那輛直通機場的車，回到愛爾蘭，那個自由的國度，繼續煉法輪功，繼續他的學業（他原本應在2000年6月完成學業）。這麼多的親人，從早上開始一直輪番勸說他。到下午四點多，劉鋒在心裏和師父說，“師父，再這樣下去，我真的有些挺不住了，怎麼辦呢師父，我應該怎麼做呢？”正是危難之際，突然腦中閃過一個想法。他問警察要了支筆，問警察在哪裏簽字。警察高興地急忙指給他，他在指定的位置寫下了“見真性”中的“堅修大法心不動”幾個字。那一瞬間，劉鋒說，他那顆浮動的心一下子就平靜下來了。親友看他如此，頃刻間都走了。劉鋒最終闖過了那一關。

半個多月後，警察拿他也沒辦法，只好把他放回家。劉鋒說，回家之後的關更難過，因為那時父親不允許他出門，他接觸不到同修了。他被父母軟禁在家裏，沒辦法學法煉功。劉鋒說，不用學習，又不讓修煉，他不知道他還能幹甚麼。他每天除了吃飯睡覺，就是傻傻地坐著。幾個星期後，父母也覺得這樣下去不是辦法。父親終於答應讓他出去走走。劉鋒於是跑到認識的同修家裏，在同修的幫助下恢復了學法。在學法交流中，他在逐漸地成熟。

從劉鋒的那些經歷中，我看到只要心中對法、對師父堅定，最後總是能“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我想起師父說的“環境是自己開創的”。

我第一次上訪回來後，很快又聯繫到劉鋒，聽他講了那以後他的遭遇。後來父親發現他出去的時間總是很長，找的也都是大法弟子，根本也沒有要放棄修煉的念頭，反而更加堅定。他的父親被媒體的謊言所迷惑，並懼怕當權者的迫害，就開始限制他出去，並且打他。他父親下手非常狠，甚至打得他口吐鮮血，濺在家中雪白的牆上。實在挺不住了，劉鋒就從家裏跑出來，等到晚上再回家。有一天父親告訴他：“你今天再出去，就永遠也不要回來了！”劉鋒還是去找同修了。傍晚回家，無論他怎麼敲門，家裏人都不再給他開了。從家裏出來已經很晚了，劉鋒不想打擾同修，一個人去中山廣場站了一個晚上。

第二天，劉鋒去一家快餐店問需不需要幫忙的。由於他的英文很好，去那裏吃飯的外國人又很多，餐廳決定錄用他。問他要身份證，他說沒有，因為他是大連當地口音，人家也沒深究。劉鋒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能給他提供住的地方，掙多少錢甚麼的都無所謂。當晚，劉鋒就和在餐廳打工的外地青年一樣，住在了餐廳的地下室裏。臨睡前，劉鋒坐下來煉功，同事問他，“你幹甚麼？”他回答：“煉功！”“甚麼功？”“法輪功！”“啊？！”同事嚇了一跳：“你怎麼敢煉法輪功呢？”於是劉鋒講開了大法真象。最後同事表示理解。

幾天以後，同事告訴劉鋒經理要找他談談。一個經理要找一個普通員工談話，劉鋒明白，八成是自己煉功的事經理知道了。他早已做好了充份的思想準備和最壞的打算。經理看見劉鋒進來，叫他坐下，問他：“聽說你是煉法輪功的？”“是。”接著劉鋒就開始跟經理講起了真象。還沒講完，經理打斷他：“行了，行了，別講了，我知道了，我媽就是煉法輪功的！”經理說，她叫劉鋒來是想和他商量一下，因為經理在店外還有其它生意，不能每天呆在店裏，可是店裏沒個可靠的人經理又不放心。經理說，劉鋒真是煉法輪功的就太好了，她知道大法弟子都是好人，她準備讓劉鋒也做經理，在她出去的時候幫她照看一下店。她想問問劉鋒願不願意。劉鋒點頭同意，經理說，這下她就放心了。

從那以後，劉鋒就有了穩定的工作和經濟來源，他利用這種便利條件和同修配合著作了許多講真象的工作。他買了電腦、打印機，又買了一輛摩托車，載著同修去發材料。他們甚至把真象資料都貼到市政府、法院和司法局的大門上去了。後來，有一次被警察抄到了車牌號，摩托就不大騎了。不久以後一位同修抵制邪惡抓捕，從樓上跳下來，把腿摔壞了。治腿需要好多錢，劉鋒就把自己的摩托車賣了，把賣車的錢送給了那位同修。

在工作單位中，員工都很喜歡這位說話和氣的小劉經理。他們說，劉經理從來不訓斥人，誰有了錯誤，他只是和人講道理，說這事為甚麼不應該這樣，為甚麼應該那樣，大家都說劉鋒講得可好呢。一次大家一起吃飯，有幾個員工剩了一些，劉鋒就把剩的拿過來自己吃，並且用師父的故事和大家講不應該剩飯的道理。那以後大家都不再剩飯了。因為他做的好，從經理到員工，大家都護著他。來查身份證了，就把他藏起來，不熟的人打電話給他，大家就說他不在。

2000年的中秋節，劉鋒買了月餅和葡萄，回了一趟久別的家。他對父母說，“中秋節是全家團圓的節日，所以我回來了。從前無論我做過甚麼，做錯過甚麼，都是因為我修的不好，而不是法輪功不好。希望你們能諒解，能理解我。”父母的氣早已經消了，只是父親太倔，不願承認。劉鋒說，他也不想回家住了，牆上的血跡還在，看了還有些傷心。2000年的10月份，劉鋒又去了一次天安門，後來平安返回到大連。由於國內查得越來越緊，劉鋒又換了一家快餐店工作。

我們一直保持著聯繫，直到2001年8月份我出國。以上就是我認識的劉鋒了，我覺得他是一個非常好的同修，其實一定還有他默默地做的好多事情，我可能還不知道呢。

我希望海內外大法弟子能共同努力，早日把他營救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