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99年7.20那天我到煉功點煉功，知道了公安抓了不少大法弟子。8點鐘我們趕到省裏去反映情況，省裏解決不了。我們煉功也沒違反國家規定呀，國家憲法裏都有“信仰自由”這一條，所以我們就決定到北京去反映情況。可是到車站一看，火車站、汽車站早已全部戒嚴。沒辦法，只好騎車去北京。走到一個收費站時被扣留，第二天，被派出所一個警察和村治保主任接回，扣到晚上11點左右才放人，在扣留期間強行照相，我拒不配合。

99年7月底，在天安門被惡警強行帶到前門派出所，送往豐台體育場，挨個登記，又送往駐地扣留一夜。第二天一早被公安分局接回，轄區派出所惡警脅迫我家屬一起逼迫我放棄修煉，逼我寫保證，我不肯。

99年10月下旬的一天，我回娘家給父親過生日，派出所惡警和治保主任強迫我丈夫一塊開車把我從娘家帶回，並脅迫我說：有事出村要向村治保會請假。真是沒有一點自由。

我為了師父和大法的清白，2000年元月的一天，按照國家憲法的規定我又到北京上訪。剛到大門口，就被十幾個便衣圍住，逼問我是幹甚麼的，一聽是為法輪功的事，就強行把我拉到車上，送往駐京辦事處。到辦事處後，就把我銬到大廳的椅子上。後來當地的派出所來了四五個人，一見面就破口大罵，戴上銬子，上車也不讓坐，帶回本市，經過審問，把我銬在院子的鐵柱子上（臘月初八），從早到晚十幾個小時，半夜也得在雪地裏站著挨凍，不許吃喝。後銬在暖氣管上，第二天傍晚才放開，關到滯留室拘留15天後仍不放人。後我開始絕食抗議，因絕食，一個惡警衝過來，對我又打嘴巴子，又拽頭髮瘋狂地踢我，過後逼我站牆根，對我進行迫害。並逼我的家人交了470元。

2000年中央兩會期間，每天早晨8點村治保開車把我弄到派出所，晚上再放回來，對我實行監禁。2000年7月的一天傍晚，村治保又領著派出所的幾個人到我家，謊說我有傳單，對我家進行了強行抄家，甚麼也沒搜到，又強行把我帶到派出所審問，我不配合，又把我強行拘留幾天。

2001年元旦村治保和派出所又強行把我們帶到派出所，並逼我們寫“保證”，我拒絕後，又被關押一星期。2001年12月我在縣城講真相，被惡警綁架，罰款6000元。

2002年3月底的一天晚上，連我們轄區以外的派出所也來我家非法抄家，抄走講法錄音帶、錄像帶各一套及幾本大法書籍和師父的法像，並非要把我丈夫（不修煉）帶走。我丈夫不去，經村治保證明後才沒有被帶走。

我們當地的惡警經常綁架法輪功學員，還不讓人說真話，動不動就拘留關押；還要對我們這些本來不富裕的村裏人“罰款”，張口就是幾千，像綁票一樣，還要說我們“擾亂社會秩序”，到底誰犯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