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6月，我第一次到北京證實大法時，是一個還未走上修煉道路的常人。我的父親魏樹江，1996年得法，得法前曾經是一個被醫院判死刑的重病患者，是大法給了他新生（2001年8月29日在哈爾濱市道裏區公安分局看守所被迫害致死）。所以，我那時雖然沒有開始修煉，但“真、善、忍大法好”，在我心中已經深深的紮了根。我知道99年7.20後大陸電視、報紙的宣傳全是欺世的謊言。

2000年6月20日，從外地打工回哈，得知父親準備進京上訪，向政府闡明大法的真實情況，我心裏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激動。我感到向世人講清真相、讓那些善良的同胞不被謊言和假象所迷惑，也是我的責任和使命，因為我清楚大法和大法弟子是冤枉的。

2000年6月25日，我進京上訪證實大法的當天，發誓要做一名真正的大法弟子。26日我來到了天安門廣場，親眼目睹了一些手持“真、善、忍”和“法輪大法好”條幅的大法修煉者，被天安門的惡警拳打腳踢。我真的理解不了在這個擁有五千年文明歷史的國度裏，為甚麼容不下善良的人們說一句真話呢？我心裏在流淚，我毫不猶豫地掏出懷中“法輪大法好”的橫幅，心中的興奮難以言表。一個便衣搶走了我的橫幅，幾名惡警連打帶踹地把我架上了警車。黑布擋著車窗，車裏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同修和一個60餘歲的老太太，已經被打得面目青紫，眼角流血，他們是在廣場上打坐被抓的。惡警對女孩污言穢語，不堪入耳，哪裏有一點人民警察的形像，比地痞無賴還要下流。

湊了20幾個人，我們被送到了昌平看守所，在那裏我目睹和經歷了惡警的殘暴，同時也見證了大法弟子的無私和可以為堅持真理而捨盡一切的壯舉。一進看守所，惡警就讓我們蹲著，不蹲著或蹲不好就是一頓打，然後給照相，登記姓名、住址。許多弟子不配合邪惡。我看到一名20幾歲的女弟子，因為不報姓名、住址，被一個滿口下流言詞的惡警拉到一個小屋裏施暴（我清楚地聽到了那個惡徒的淫笑、女同修的痛哭聲和尖叫聲）。它們百般恐嚇，讓我屈服，我不配合，它們就毒打，不從再狠打。惡警用20萬伏電棍電擊，用其它刑具迫害我，我就是不報姓名、住址，於是，它們就把我挨個監號遊監，讓那些刑事犯人打我。最後它們發現了我的身份證，我在昌平看守所被迫害了3天後，由太平鎮和太平大隊來人把我強行綁架押回哈爾濱市道裏區看守所。它們北京遊玩的差旅費全算在我身上。在哈爾濱市道裏區看守所我被非法關押一個多月，其間讓我幹重體力活，幹不動就打。一天只給一頓中午飯，氣溫高達37度不給水喝，在監號只讓蹲著。因為始終不屈服，被它們勒索了4000元錢，才釋放我。

2000年12月25日，我第二次進京上訪證實大法，這時我已經是一個真正的大法弟子了。在天津換車被惡警劫持到天津防暴隊。在那裏惡警輪班非法審訊我，整夜不讓睡覺，強迫寫“保證書”，不寫就扒光衣服，推到走廊，往身上澆水，然後打開窗戶，讓風吹，我絕食抗議它們的暴行。第四天，因為怕出事，它們才聯繫哈爾濱市駐京辦，把我綁架押送回哈爾濱市道裏區太平鎮派出所，所長見我是第二次進京上訪，大為惱火，逼我坐了一上午的老虎凳，下午就給我送到了哈爾濱市道裏區看守所。在道裏區看守所，我被強迫幹體力活，而且惡警每次都問我煉不煉了，只要我說“煉”就是一頓毒打，這樣的打已經記不清有多少次了。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一個武警叫我到車床說幹點活，那裏已有十五、六個警察，它們問我：“煉不煉了？”我說“煉”。話音未落，惡警們一齊對我拳打腳踏，還有用鎬把打的，不知打了多長時間，我就堅定的一個信念“堅修大法心不動”，在我嘴裏不會說出“不煉”這兩個字。惡警怕出人命擔責任，只好把我送回去，並告訴我：不准告訴別人它們打了我。2001年2月7日，我被非法判勞動教養一年，先送到萬家集訓隊迫害，在那裏因制止惡警誣蔑大法，被拳打腳踢一頓。2001年2月12日我被送到了哈爾濱長林子勞教所，被分配在嚴管隊（4大隊），當日主管所長石昌敬先是惡毒誣蔑大法，然後逼寫“三書”，我堅決不寫，石ＸＸ問我：“你服不服從教養？”我說：“不服”。於是，我被它罰站地板塊，從早6時——晚12時，連續迫害了半個月，兩腿直立，不准動，變形就打；同時，強迫背監規，不背就抓住你的頭往牆上撞；另外吃飯時，別人可吃1-2個窩頭，我連半個都吃不上，有時只讓吃一小塊，上廁所只給5-6秒鐘的時間；不讓洗澡，晚上睡覺的床位只給25公分寬的地方，不讓翻身，也翻不了身，有包夾看著，翻身就挨揍。那時腿腫的、身體瘦乏的真是難以用語言形容，不只是我一個人，所有在長林子勞教所不寫“三書”的大法弟子，都遭受過這樣的迫害。

後來我又被它們遊隊到五大隊，這個大隊主要是實施精神迫害，它們用一些自欺欺人的謊言強行向我灌輸，企圖欺騙我放棄信仰，我雖然在大法中是一位新學員，許多法理還把握不好，但我知道修真、善、忍大法沒有錯，讓我放棄大法、背棄師父那永遠都不可能，我懂得我生命的真正意義就在於他能夠與大法在一起，證實大法，同化大法。

在五大隊暴徒們沒有達到目的，就又把我弄到了邪惡的二大隊，在那裏我見證了甚麼是高強度迫害。惡警強迫我們洗冷水澡，罰站20多個小時，還強迫開小飛機（90度大彎腰，胳膊向後上方舉，非常疼，一般一上午或一天）。每天從早到晚強迫我們聽誣蔑大法的歪理邪說，如果不聽或抵制不念，就施行殘酷迫害：上大吊（兩支胳膊吊到小號的鐵門上，半個月都不放下來，其痛苦無法言表。）記得一次有四位同修，只因在4隊不背監規，而被吊了半個月。從小號出來後因說了幾句法輪大法好而再次被吊。我們為此絕食抗議，第二天便把我們關到一大隊（因小號滿了）。我不背監規，一隊孫管教抓住我的頭，用力向牆上撞。一看堅決不背，就讓我背手直身坐在椅子上（一天坐20多小時），稍微一變樣就會遭到管教和犯人毒打。還用犯人對我們包夾（3-4個人看一個，如不轉化犯人就加期，激化矛盾），一看這樣還達不到目的，又把我送到四隊嚴管隊（已經是2001年7月末，其間已遊我十幾次）。

在四隊，因長期迫害，全身長滿了疥瘡，流膿，其癢無比，幾天幾夜睡不著覺，非常痛苦，然而那裏的惡警並沒有因為我長疥瘡而減輕對我的迫害，反而變本加厲。

2001年8月10日是我永遠無法忘記的日子，因為這一天所裏對我們進行了前所未有的“集體”大迫害，造成17人被打，7人重傷，一個昏迷不醒，惡警真是瘋狂至極呀！

早上我們在床上打坐發正念，惡警、犯人阻攔無效，最後把我們弄到操場上。在太陽的曝曬下練正步走，同修進行抗議。惡警準備把我單提出去打（因後來是我在喊），沒想到同修們把我護住，圍了起來，再次喊了起來。惡警一看制止不了，又把我們弄到樓上，樓上大廳裏坐滿了包夾，同修們抗議不坐。這時全所的惡警都來了，它們硬拉一名大法弟子坐到包夾面前，當時我上前制止，惡警和十多名犯人對我拳打腳踢，用皮帶抽，我無法招架，眼前一片漆黑，失去知覺。等我醒過來後，看見別的同修也在遭受同樣的毒打，我喊：“放開大法弟子”，話沒說完，又上來一群犯人和惡警打我（這樣反覆4、5次）。等我再次醒來時，一名身體強壯的惡警把我連續摔了7、8次（把人背起來用力向地上摔），這時我已感到死亡的降臨。主管所長石昌敬從樓上下來看到這場面，不但沒有指責犯人和惡警，還問犯人誰鬧得歡。有人提到了我，這惡人竟要把我送到老虎凳上。有同修說他這麼小，疥瘡這麼嚴重，又被打成這樣，你們真沒有人性。這樣我才避免了再次遭到迫害。

回去後我開始絕食抗議，三天後，幾名惡警突然找我說：“把你放了”，我認為真要放了我呢，回到家裏才知道，我的父親被哈爾濱市道裏區看守所迫害的已經奄奄一息了，它們是應家人的要求，讓我最後再看我父親一眼，隨後又被它們押回了勞教所，在我返回哈爾濱長林子勞教所的第13天，我的父親被迫害致死。

由於疥瘡日益嚴重，8月24日，我被無條件放回家裏（所裏怕出現生命問題而擔責任），回家後，太平鎮政府和大隊及派出所，不斷恐嚇威逼，繼續逼迫寫“三書”，我被迫流離失所。

這就是我因堅持對法輪大法的正信而遭受的迫害，我以及我被迫害致死的父親，只是千千萬萬個信仰真理而被人權惡棍江ＸＸ迫害的一個小小的縮影而已。江氏集團對法輪大法及法輪大法弟子的迫害真的是罄竹難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