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9月8日。在天安門廣場我被警察非法拘捕，原因就是我是煉法輪功的。我被押送到廣場派出所，許多大法弟子都被關在一個鐵柵欄裏，約有幾十人，其中年齡最小的才十來歲左右。9月被長春公安局把我轉押到長春駐京辦事處，當天把我和其他長春大法弟子押回長春。共60人通過特殊通道直接上火車，在車廂與車廂連接處我們一個挨一個站著，連衛生間也塞滿了大法弟子，就這樣每個人還被強迫交了100元錢。

1999年9月中旬左右，我第二次進京上訪，在天安門廣場與外地同修交流時，被公安非法抓捕，仍被送到廣場派出所。登記時，惡警認出了我，說要給我提高提高，簽發了去北京昌平看守所的票子。我們帶的大法書、法輪章均被搶走，還強迫每人買50元錢質量低劣、過期的食品。4天後，我被長春公安接回長春，經審查登記後我又被放回來。為了維持生計，我找了一份臨時工作。

大約在1999年9月27日前後，我在班上接到派出所警察的電話，讓我去他那裏取身份證（其實是騙我）。我到派出所時（晚6時左右）我母親（大法弟子）已經在那裏（也是說身份證一事騙去的）。到派出所後不准打電話，不讓回家，去廁所有人跟蹤。在我和母親再三要求下，我父親帶我的小女兒（4歲）和我有病的小妹妹也來到派出所，小女兒抱我大腿哭喊著：“要媽媽，我想媽媽，不要媽媽走…”。因我拒簽票子（票子上寫的監視居住），公安拖到晚8時30分左右，我和母親被強行拉上車，警察開車送往八里堡看守所。我的父親（嚴重冠心病，曾患心肌梗塞）帶著我4歲滿臉淚水的女兒和我的有病小妹妹含淚一步一回頭地走了…

我們到八里堡看守所時已經擠滿了一屋修煉人，人挨人，連廁所上邊都躺著人，近150名同修，有躺著的，坐著的（沒地方躺下）。大家交流後得知都是在班上或在家中被所在派出所用各種藉口騙來的。在日後的幾天裏看守所被非法關押的同修猛增至800人左右，被分在5個房間（3個女房間，2個男房間）。在這裏不准學法煉功，否則惡警大罵，大打出手。我們就在後半夜3點多鐘起來集體煉功。在這些被關押的大法弟子中年齡最大的70多歲（一個工廠的老廠長），最小的17歲（重點高中11中學一年級學生，因煉法輪功被開除學籍，上北京上訪後被抓到這裏的），有孕婦，有盲人，有柱拐杖的，她們行走不便，都是同修們格外照顧生活的，還有吉林大學教授、大學生多名，還有一名警察（她穿著警服，從北京被遣送到這裏的）。我們都是因為堅修大法，要為大法討回公道、為師父討回清白，被以監視居住為名無任何法律手續強迫非法關押在這裏的。

被關押後幾天，我體悟到不法公安在無限期拖延，我們要求：“還師父、大法清白，恢復學法煉功環境，不限制出版大法書。”我開始絕食抵制迫害，隨後同修們陸陸續續開始絕食，很快大家基本都絕食。惡警假意找我談話，卻把我和其他幾名同修直接送到長春戒毒所。在戒毒所呆了7天，又轉押到長春鐵北看守所，又叫鐵北大籠，和死囚犯關在一起。我所在監室只有我一個修煉人，白天坐硬板，晚上“砸刀魚”──就是每個人一顛一倒側位伸直腿躺著（又叫魚罐頭）。因我很瘦，骨頭硌得特別疼，難以入睡，吃的是沒蒸熟的、有時有老鼠糞的苞米餅子，有時味很重，喝的是一點油星也沒有的爛菜湯。我在鐵北大籠被非法關了40天，不允許學法煉功。堅持煉功的同修，被幾個人用鐵鏈子連在一起，手銬腳鐐，連在一起。直不起腰，行動非常艱難，在這裏真是度日如年。

40天後，警察告訴我被勞動教養兩年，罪名是所謂“擾亂社會秩序”。當時，讓我簽字的警察對我說：“不管你簽不簽，都得送你勞教。”

1999年11月，我被押送到長春市黑嘴子女子勞教所新生隊，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幹活，洗漱只給5分鐘時間，甚至剛坐下沒吃幾口就被喊起立。晚上通常要加班加點地幹到10：00甚至更晚。我親眼看到刑事犯人對大法弟子大打出手，有一次，我剛說了一句：“不准打人。”就被揪住頭髮，拽出屋外。在這裏惡警打罵是家常便飯。

一個星期後，我被分到二大隊，當時，我身上染上了疥瘡，越來越重，刺癢難耐，整宿不能入睡，加之每天繁重的體力勞動，被刑事犯人隨便叱罵，耳聽著大法弟子由於煉功被上刑的慘叫聲不斷，眼見著一個個被折磨得骨瘦如柴。有一個大法弟子被電完後，滿臉焦糊腫脹，面目皆非。我悟到：不能再這樣讓邪惡逞兇，就開始煉功。管教強同芹接到報告後，伙同其他管教如狼似虎地撲進來，把我拖到管教室，用竹板子打我的臉，用電棍電我的頭、臉、脖子，穿著警靴的腳踢我，我痛苦的滿地翻滾，大小便失禁。第二天起床時，被窩裏還有一股焦糊味。

那時候，二大隊，大隊長任峰、管教張麗蘭對大法弟子特別凶殘。一小隊管教劉連英迫害大法弟子特別瘋狂，大法弟子任某某就是被她迫害死的。管教指使犯人協助她們迫害修煉人。勞教所裏惡警們經常叫囂：“打死你們白打，打死你們算自殺。”

吉林市大法弟子翁月潔和2小隊一名姓張的大法弟子被迫害得精神失常。1小隊管教劉連英所在隊的大法弟子被迫害得特別嚴重，上死人床幾十天，管教還厚顏無恥地說：“一般人頂多能挺1-2天。”大法弟子經常吃不飽飯，還要做超負荷的勞動，吃不飽飯有兩個原因：1.是剛坐下吃飯沒吃幾口就喊起立，去幹活，2.經常飯少。勞動時間長使得大法弟子個個骨瘦如柴，可是，管教揚言：“累死你們叫你煉！”。

上邊來檢查工作時，馬上把所有的活都掩藏起來，讓我們洗漱乾淨看電視（平時經常起床就幹活，不讓洗漱）。上廁所時都有犯人包夾，不許說話，不許遞眼神，否則就會遭來一頓毒打。大法弟子家屬接見時，存的錢和食品，經常被管教和犯人貪污。管教指使犯人越迫害大法弟子者，越能提前解教，促使犯人隨時對大法弟子用“私刑”。管教還強迫大法弟子家屬罵大法師父、罵大法，如不罵就別想見人。

有一位姓張的同修，被管教劉連英關小號30天左右。當時我被迫害得長滿疥瘡，潰爛程度幾乎達到全身的100%，二大隊管教說這太可怕了，從來沒有見過爛成這樣的，即便這樣，惡警也不放過，還照常幹活。

勞教所一大隊住在一樓，二大隊住在二樓，三大隊大法弟子煉功學法，被施以暴行，我們二大隊經常感受好像地震一樣。管教叫囂：“聽到了嗎，誰敢煉，就這個下場。”平時經常被翻號，如翻到大法書，遭毒打，電棍電…一天天過去了，大法弟子被迫害的情況開始升級，有的被上了死人床-沒鋪褥子，固定在鐵床架上，大小便在床上；有的關小號，有的被電得死去活來。

渾身爛得沒有一塊好地方的我，再也承受不住了，於2000年5月在強大的壓力下寫了3書，於2000年8月被提前解教回家，雖然回了家，但心裏灰暗痛苦極了，在同修關心、耐心幫助下，我重新振作精神，開始學法煉功，做真相，在大法的感召下，我逐漸地走上了“堅修大法緊隨師”的光明修煉大道。

2001年8月29日勞教所來電話，催我回去辦解教手續，8月30日我將準備好有署名的嚴正聲明錄音準備在勞教所播放。8月30日派出所也來電話找我，為避免他們對我的進一步迫害，我不得不流離失所，漂泊在外到現在，有家不能歸。

據家人介紹，我流離在外的以後時間裏，勞教所所長、派出所、區治保科多次來電話，到家騷擾。而且刑警隊也到家砸門，使家人正常生活受到嚴重干擾，精神壓力很大，鄰居也受牽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