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0月30日下午，我被送至馬三家教養院女二所一大隊。我心裏根本不承認這種沒有任何法律程序的非法勞教，和其他大法弟子一起堅持個人信仰自由，堅持學法、煉功，卻遭到女二所所長蘇境和一群男女警察的殘酷迫害：蘇境和女警察手持電棍在門口堵著，男警察在屋裏對我們拳腳相加，有拽頭髮的，有把衣服全扯壞了的，拳、腳、巴掌、電棍一齊上，就這樣它們還覺得打得不夠，又在門口單個往外扯，一個一個地弄到別的屋裏去「收拾」。即使這樣，也沒使大家改變，它們越打，大家越背我們師父的經文。

1999年11月中上旬，我們寫申訴狀遞交到院方，要求將其轉至省、中央，幾天過後也不見回音。後來大家集體在走廊裏煉功、學法，要求見院長。在我們背《論語》時，「四防」人員李鳳蓮說：「我叫你們背！」從前邊到後邊挨個打。李鳳蓮本是女人但卻男性化，從說話聲音到著裝打扮都是男人樣，個子雖矮卻打人兇狠，在瀋陽以打架出名，就是因為打人才被判教養。它專門往胸、脖子、嘴、頭上打，打得我吐了很多血。隊長來了之後，我指著地上的一灘血說：「看把我們打的！犯人有甚麼權力，憑甚麼敢打我們？是誰指使的？我們要請律師。」被打的學員中我能記住名字的有：戴麗國、崔亞寧、羅麗、屈姣、劉豔秋、周豔春、江新、王慧豔。

1999年12月，我被調到女一所二大隊，和其它犯人一起參加超強體力勞動，每天都要勞動16小時或更長時間。有一天晚上沒出工，讓背寫《勞教人員守則》，我不背，「四防」李鳳清把我和楊虹、李鴻舒（另外兩名大法弟子）叫到一個空房子裏，讓我們兩腿豎直，兩手著地，然後開始毆打我們。我要求找隊長，她卻不讓，直到她打累了，打不動了才罷手。夜間值班隊長劉素文查崗，看見我正在煉功，就狠命地抽打我的嘴巴。因為我不認為自己是犯人，所以不寫犯人作業，因此被坐班韓麗霞（吸毒犯人）狠抽耳光。在我因煉功而被罰撅時，坐班張曉芳用肘尖狠命地刨我的腰部。

在馬三家教養院沒有絲毫自由，每天24小時都在嚴密的監控之中，不經允許不能和任何人說話、打招呼，不讓家人接見。原來是兩個犯人看著我，後來因我向犯人洪法、講真相，由此那個犯人得了法。此事被大隊長知道後又給我增加了暗包夾，每分每秒都由3個犯人看著我，隨時向隊長和大隊長報告。惡劣的環境、超負荷的勞動、精神上的壓抑、肉體上的摧殘，使我每月一次的月經停止了8個半月，說話聲音由大變小。2000年10月下旬，說話就更費勁了，到後來只能用筆寫了。因呼吸受限，吃飯下咽也是難事了。指導員李書環命令4、5個人把我抬去醫院。沈醫大超聲報告單上寫著幾×幾、幾×幾、幾×幾的多個結節，後初步診斷為結甲炎。後因我的身體狀況繼續惡化，睡覺有時不能平臥，呼吸困難加重，頸部活動受限，腮側、臉都腫了，吃飯長期處於維持生命的狀態，進一點流食，教養院怕擔責任，於2000年11月1日將我送回當地。

回到家後，惡人仍然沒有停止對我的迫害。2000年11月7日上午，南票區缸窯嶺鎮派出所所長郝樹山帶領四、五個人找到我的住處，將門踹壞闖進屋內，搶走我的書、磁帶、法輪章、大法師父像、錄音機等物品，並把我劫持進拘留所。在拘留所我滴水未進。三天後，拘留所打電話叫派出所取人，當天又把我送到區醫院。缸窯嶺鎮派出所所長對於我的身體狀況向局長作假彙報，於是2000年11月11日我又被送回馬三家教養院。在教養院，派出所指導員張同光對大隊長董彬說我在家能說話，（實際上當時我因說話費勁已經幾個月都是用筆寫了），為此三大隊指導員張君還打了我。

再次回到教養院，我的處境越發地艱難了。一天晚上，教養院不知從哪裏請來一個所謂「專家」，在中隊辦公室（在場的有教養院副院長孫鳳武，女一所所長周謙），那個人問過我的年齡後，用手在我的脖子上摸了一下就說：「神經性的，沒事兒。」（當時我的脖子活動受限制，超聲報告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寫著多個結節），並告訴院長：「你們該咋做就咋做吧。」於是我又陷入了重災之中。孫院長說我是裝的，讓給我加期。隊長們不叫人給我紙和筆表達意見，六、七個叛徒不分晝夜地輪番地圍攻我，向我施加壓力，並給我灌食，種種折磨一齊向我襲來，逼我放棄修煉。

在此種情況下，我的身體除了表現出前述各種症狀外，又增添了頭痛（像要裂開似的）、腰痛、腹痛等症狀，而且吃了就吐，後經馬三家醫院B超檢查，診斷為佔位性病變（即癌症）。於是馬三家教養院於2001年5月30日再次將我送回當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