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我和其他地區的同修保持一個比較鬆散的聯繫，到他們煉功點煉功，支援他們的活動。但我對其深層的涵義並不理解。我總是權衡，我的路費是否夠，是否值得去一趟。我總是擔心我幫助了別人，就沒時間做我自己的事了。每次我幫其他同修的時候腦子裏都在想，我這段時間又忽略了我的那些媒體、政治家，我沒關心好我的「環境」、我的「領域」。我甚至批評那些幫我的同修，他們應該先把他們自己的家、自己的城市或自己的國家做好，然後再做其他的事。

如果哪裏出了問題我常常想，同修沒修好，所以環境這麼糟。同時我的環境總是很和諧，我就想，我比其他同修修得快得多，我的環境總是這麼好，我還得等待其他跟不上正法進程的人。我從來沒想過這正是需要我幫助的地方。

另一方面我愈來愈覺得我的思想有些不對勁。我反覆看書，師父要求我們成為一個整體，他稱我們是「正法時期的大法弟子」並告訴我們，我們就像功的一個個小粒子，在華盛頓講法上，師父說「你們是個整體，就像師父的功。」

我嘗試把自己從自以為是的高處移下來，開始愈來愈多地參加集體活動，和其他人交流、更多地和他們在一起，最終真正成為這種助師正法的功。可是我只是理性上認識了而沒有深入內心。如果同修詢問得多了，比如需要修改文章，我就又擔心起來了，怕我的政治家受影響，或我給家庭的時間太少。如果我總是被打攪，我怎麼能像一個偉大的神那樣圓滿我自己的世界呢？這就像一個我無法突破的怪圈。

可是我決心要突破它、我要精進、要達到師父的要求、跟上正法進程。所以我和其他同修發起了營救熊偉的明信片活動，我負責很多協調工作，問題來自四面八方，甚麼時候出來、多少錢、甚麼樣？一切都亂糟糟的，一連幾天我都在分發明信片和傳單，不能做其他大法的事。一開始我覺得是邪惡的破壞，讓我在這些事上浪費時間，以致不能做「重要」的大法工作。後來我悟到，其實我們具體做甚麼並不重要，這裏沒有甚麼高低之分。這種想法是在人世中一直深入我們骨髓的觀念。常人總是想，人得發揮他的能力，從孩童始人們就注意一個孩子有甚麼天賦，應該如何盡可能發揮。

這種觀念像一個堅硬的殼包著我使我固守其中。現在我覺得非常輕鬆，充滿力量。我感覺更接近宇宙真善忍的特性了。後來我學習《在2002年美國費城法會上講法》，師父說：「說我有多少功勞了我就能怎麼樣，是，對於常人來講是那樣的，對宇宙的法理在某個特點中，在某個特殊的環境中也可能看這一面，但是真正的提高是放棄，而不是得到。」

我試著愈來愈把自己和其他同修看作是神，而且都管理著天體，同時為了完成自己的大願，都肩負著偉大的正法使命。師父說：「其實你們知道嗎，那些大覺者呀，他們在天上有很多事情也是要互相協調、商量的。」（《在2002年美國費城法會上講法》）我這樣理解：我們都在救度自己天體裏的眾生，同時助師正法，所以我們必須好好合作。「而且呢，哪塊有不足，還要無條件地默默地給予補充，使它更圓滿。」（《在2002年美國費城法會上講法》）

我認識到，我把我的活動擺到前面，只想把我的城市地區的事搞好，這已形成我的一個強大執著，它像一堵牆把我和其他大法學員分開，使我們不能形成一個整體的功。我只注重我的政治家、媒體、我的煉功點、我的環境，我把這些做好了就開始等其他人，等他們也達到這個標準。終於我發現原來別人在等我走上來，一起搞活動，像一個粒子一樣溶於功中。做應該做的事，而不是自己想找甚麼活動做，怎樣做。師父說：「被救度者怎麼能選擇自己怎麼樣被救度呢？掉到水裏了，人要救他，他卻說：你不能夠直接用手救我，你得用一隻我喜歡的船來救我。那怎麼能行呢？「（《在2002年美國費城法會上講法》）

我認識到參加集體活動的重要性，比如在中使領館前發正念。對我來說這不再是那些有使領館的城市的弟子的事情，因為邪惡聚集在那裏，而不在我所在的城市。那裏才更需要我盡我的一份力。所以我上週末去了慕尼黑領館前發正念。我感覺很好，好像慕尼黑的眾神對我呼喊：「來這裏幫忙，我們有重要事情要做。我們需要援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