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吉林市勞教所對我施酷刑：十數根電棍加身　皮膚焦糊起泡

我於2000年正月十五去北京為大法上訪，為師父討還公道，結果在天安門廣場被無理抓捕，強制送回蛟河後被非法勞教一年，後又加期3個多月，才從吉林市勞教所被放回（2000年2月22日開始，2001年6月1日結束）。

2001年3月20日，吉林市勞教所法輪功大隊一中隊的管教朱廣吉把我叫到走廊，說：“你在這等著。”幾分鐘後他拿著電棍回來了，逼我坐在凳子上脫了上衣，把電棍架在我右肩上，惡狠狠地說：“看看你們大法厲害，還是我的電棍厲害！”接著，他就在我的頭上、臉上、身上、脖子上電起來。不一會，中隊長趙中江又拿來一根電棍，離我的耳朵有一段距離，用電棍前面的兩極對著我的耳朵，一按開關前面就放出一個乒乓球大的電球鑽進我耳朵眼裏，這樣持續電了幾分鐘。他們看我不屈服，就又電我的前額、臉、鼻子。見仍不起作用，就到別的大隊借了兩個電棍繼續電我，直到電棍沒電為止。

過了10多天（4月初），由於瘋狂的迫害，一中隊最堅定的就剩下我們三個大法弟子。這時，來了一個滿臉兇惡的駐所檢查官，後邊跟幾個管教，他問我們：“你們不轉化呀？”我們說：“不轉化！”他剛走，我就被叫到管教室，一進門立刻撲上來幾個如狼似虎的管教，嘴裏嚷著：“你不是不轉化嗎？這回不用你轉化了。”說著，七手八腳把我按到床上，兩手扣在床兩邊，管教劉濤掄起橡皮棒子照我的後腰就是三棒子。隨後把我的腳也綁上，全身都捆上繩子，抱來一抱電棍，一個管教踩著我的腦袋，其他的用電棍電我的全身，十來個電棍一起下手。我制止他們說：“法律不允許你們這麼迫害我，再說我根本就沒犯法啊！我出去一定要告你們。”這些惡警一點也不在乎，繼續折磨我。朱廣吉電我的脖子、嘴，在嘴唇上拉鋸似的使勁電，6、7下以後我就腫痛的失去知覺了；王景波電我的腦袋；趙中江不停地電我的大腿。其他人也一起電我的全身，電了一個小時電棍沒電了方才停止，把電棍抱走充電去了。此時，我的脖子臉頰都被電的焦糊、起泡，下巴、嘴唇不停地淌水，貼上衛生紙不到半分鐘就濕透了。過了一個來小時他們又來了，每人拿兩個電棍四面圍上，管教劉濤喊道：“一起上啊，人少了不管用！”五六個人一起折磨一個小時，停了一會又來電我半個多小時。有的電棍剛一電就沒電，管教迷惑不解：“剛充的電哪！”

第二天早上，劉濤又威脅逼迫：“你快寫了吧（指所謂的“保證書”），一會管教幹部都上班了，電棍充的足足的你等著吧。”我沒搭理他，心想：不管他，反正我是不會寫的。白天，他們弄了些藥水藥布非要往我淌水的下巴上貼。晚上，惡警中隊長張伯良值班，拿來四個電棍（其中兩個是30萬伏的），還有一本《轉法輪》，說要跟我探討探討。半夜時他把我從睡夢中叫起來，他淨說些不著邊際的歪理，我不願跟他談，再加上被摧殘的非常虛弱，就睡著了。這下惡警張伯良找到了迫害的藉口了，說我不搭理他，拿了兩個30萬伏的電棍在我的腳背上電起來，我忍著痛靜靜地看著他行兇。一會，他不敢正視我，收起電棍溜走了。第三天九點鐘王景波把我放回一中隊。

以後，惡警們又強迫我們做八公分的窄板，腳平放在前面的床板上，大腿小腿懸空坐了一個星期。又讓我們坐床邊，一側身子懸空，我們抵制沒有做。後來又逼我騎坐在大約4分的木頭方子上（聽說這是給死刑犯上的刑罰）。

據悉，這些違法暴行都是大隊長牟岩背後操縱指揮實施的，表面上還做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樣子。

（二）在九台勞教所遭受迫害的經過

2002年2月9日，我向主管法輪功問題的副鄉長姜喜財講真象，讓他別再助紂為虐、別再參與迫害法輪功學員。結果晚上7點松江派出所所長馮治國就闖到我家中，以我正在看《轉法輪》為由把我強行綁架到派出所。姐姐找他們要人，馮治國對我說：“你要說你不煉了我就放了你。”我斬釘截鐵的回答：“我為甚麼不煉呢，法輪大法好啊！”第二天，馮治國一夥把我綁架到公安局，又投入到看守所中。在看守所裏馮治國又一次企圖動搖我：“你現在後悔還來得及。”我說：“我不後悔，你們就是一夥強盜，非法闖入我家裏搶書、抓人。”這次一進看守所我就開始絕食抗議對我的違法迫害。看守所幹部說，他們沒權放人，就強制灌食折磨我，第四天、第七天灌兩次，第十四天灌一次。這期間惡警所長、管教多次找我談話，我告訴他們：“我煉法輪功沒有錯，現在身體健康、家庭和睦、受益很多，政府不讓練是錯誤的，至於關押我們強制我們放棄信仰“真、善、忍”就更是錯上加錯。”不久所裏通知我，我被判勞教兩年，從2002年2月9日起。

於是，在3月20日我被送到九台勞教所繼續遭迫害。當天下午因為我不肯“決裂”，被勞教所送到教育隊四中隊。在勞教所幹警的唆使下，一個叫張老七的刑事犯拿著一根半米長的塑料管，惡狠狠的問我為甚麼不決裂。我就給他法輪大法如何好，我不能決裂，再說哪有弟子和師父決裂的呢？他說：“不管怎麼樣，到這裏沒有不決裂的，都得決裂！”我說：“我不決裂！”他就找了幾個犯人把我綁在床上，開始用塑料管在我全身使勁抽打。他打累了又換一個叫朱老六的犯人繼續抽打我的後背。朱老六打了二、三十下突然癱坐在地、呼吸困難，待了一會才站起來走了。第二天別人在四中隊要打我，朱老六看見了就制止說：“你先別打他了，讓他好好想一晚上吧。”他又告訴我：“你好好想想吧，再有這事我也保不了你了。”我說：“我沒事，你以後別幹這樣的壞事了，對你不好的。”

有一天教導員高克找我談話，我向他洪法，他手裏正拿著一串鑰匙，照我腦袋上打了三下，說是讓我“明白”。我告訴他：“你就是知法犯法。”他無話可說，就讓我回去了。當天晚上犯人張大鵬、張老七等四人見外面沒有管教，就對我說：“你們不是都會背法嗎？背背我們聽聽。”我就大聲背了《論語》的頭兩段，他們聽的很認真。可是他們害怕管教，不敢讓我繼續背，那個張老七還拿著板子照我後背砍了幾下要我停下來。第二天吃完飯，他們又把我弄到四中隊逼我決裂，張老七拿著床板做勢要砍我，張大鵬故意阻攔到：“慢，不能打死他。”就這樣，每天吃完飯這些刑事犯就迫害我一陣，刑法有：用木棒捅肛門、用手鑽腋窩、後又用塑料管捅腋窩、抓腳心等等。當時我的腋窩被他們鑽得感染化膿。

那時，3中隊的管教李班長自稱是我蛟河的老鄉，他找我“談心”，過一天晚上讓我寫思想彙報，我就寫親身收益的感受：法輪大法好，通過修煉大法我身體健康了，脾氣變好了，家庭也和睦了。他看了後說：“你寫的啥呀！”馬上告訴別人收起來，別讓領導看見。

有一天，惡警郭所長和七八個管教、幹部找我談話。我一進辦公室他就問我：“修煉幾年了？家裏有甚麼人，為甚麼修煉？得到甚麼好處了？”我告訴他們：“我修煉六年了，家裏還有弟弟一家三口和一個72歲的老爹。”他們說：“你老父親都那麼大歲數了，你還扯這個幹啥？”我說：“修煉大法好啊！這是人一生中最好的選擇。父母哪有不為自己的兒子找到一個好師父而高興呢？”他們又說：“你師父都跑美國去了，賣書掙了那麼多錢去享福去了。”我說：“師父1996年就已經去美國定居了，怎麼是逃跑呢？！誰寫一本暢銷的好書不掙錢呢，合理合法，有甚麼不對！你看好你也寫，恐怕你寫還沒人看呢？！”他們又問我得到甚麼好處，我回答說：“我從前身體不好，幹活也幹不動，也沒精神，現在幹活也不累了、脾氣也變好了，地也能種好了、收入也增加了，道德也高尚了，這不都是好處嗎？”最後他們沒有辦法了，就讓我回去。

大約是第七天，三班護舍犯人張大鵬和另外幾個犯人把我強行綁在床上，用比雞蛋還粗的大綜繩在我後背猛打了三下，用床板在我後腰抽了四下，又用塑料管在肚子上抽了六、七下（肚子上的血痕後來化膿了）。打完後我痛感到後背裏像開了鍋一樣。半夜疼得醒來，發覺後背脊椎右邊上至背中間鼓出一條像鐮刀形的血泡。早上醒後看到血泡破了，膿淌了出來。我的臉色在被迫害中變的蠟黃，所裏還逼我去看傷，教導員高某說我“快要死了”。這期間一個叫劉玄中的犯人強迫我到倉庫裏，朝我的後脖子砍了一掌，照後背打了幾拳，向小腹踢了兩腳，踢得我好一會兒才直起腰；而劉玄中當場就遭到報應：突然發出像氣球放氣一樣的聲音，然後就強打起精神回到二中隊，趴到桌子上睡了三個小時才能起來。那以後他再也不打我了。

後來，勞教所又跑來幾個人來做我的“工作”，和我交談，我就把我的修煉體會給他們講了。他們問我：1996、1997年就開始控制《轉法輪》等大法書的發行了，青島和南方的兩個公司大量印銷盜版書籍，這不是違法嗎？我說：“是啊，好書不讓人印，非給禁止，人們又想看，就有這種商販印盜版書，國家損失了稅務收入，這不是那個江XX哪根筋搭錯了嗎？再說，商販印書“盜版”，也就根本不會給原作者任何稿酬。怎麼還反過來說我們師父斂財，根本講不通嘛。再說，師父傳佛法是對個人、對社會、對國家都有益的事。古時候印修煉的書國家都無償地幫助，可是現在卻這麼抓打壓，這不可笑嗎？”他又問道，割光纜插播真象，這不是破壞公共設施嗎？我說：“這公共設施是為人民服務的，是讓老百姓知道國內外新聞及真實情況，而江氏流氓集團為了栽贓陷害法輪功，不斷導演了‘自焚’、‘殺人’等騙局，使全國以至全世界人民受到造假新聞的欺騙和毒害。在這種情況大法弟子利用人民的宣傳工具，站在客觀公正的立場向人民講清真象、記錄邪惡政治流氓集團對大法弟子的毫無人性的迫害，這不是大善之舉嗎？這是做好事啊。”他們說：聽你這麼一說，好像也有道理。

在五月二十日，我被分到一大隊水田大隊。當晚二中隊管教高某問我：身體怎麼這樣差？我回答：“強制轉化，被迫害的。”高某竄上來向我臉上連打了三、四拳，還指使我後面的犯人打破了我的耳朵，血浸濕了我的衣服。這以後，勞教所見強制轉化失敗，轉變方式折磨我們：讓這些堅定的大法學員頓頓吃苞米麵發糕；每月非法延長勞教期10天；每天直挺挺地“坐板”，不許自由走動。直到8月節後，才讓我們出去割稻子、打稻子。入冬以後，勞教所又逼我們挑揀葵花仔仁，晚上10點以後還不許休息。

約春節前十來天，我向管教惡警嚴正抗議：“我們做好人、堅持信仰真、善、忍，對我們非法勞教關押已經是殘酷迫害；強迫我們超負荷勞動、剝奪休息權更是雪上加霜。我堅決反對這種強加的迫害！”此後，我就坐在床上拒絕為勞教所幹活。一天，孟繁榮大隊長進屋對我說：“你在這坐著舒服不？”我正視著他答道：“不舒服。”他又問：“那你在甚麼情況下最舒服呢？”我微笑著告訴他：“結束無辜的關押迫害、得到自由最舒服唄。”他無話可說，站起來就走了。

過了正月十五元宵節後，勞教所又開始新一輪的瘋狂迫害，播放誹謗大法的造假錄像。每個中隊都有不畏生死的大法學員站出來阻止播放謊言、拔下電視電源，我理所當然是其中的一個。勞教所更加邪惡地迫害我們：電棍、關禁閉。我被馬教導員叫到其辦公室，裏面已有20多個管教。管理科長鄭海令問道：“你為甚麼不看電視、不挑葵花子仁？”我質問道：“《憲法》規定公民有信仰自由、言論自由、人格尊嚴、人身權利不受侵犯。我們因為信仰法輪大法而遭非法關押，勞教所還強制我們看那些騙人的東西，強迫我們放棄對‘真、善、忍’的信仰，這是你們應該幹的嗎？”他蠻不講理：“這個問題我以後再跟你說！”然後他就喝令幾個犯人把我投入禁閉室。那時的氣溫在零下三十度左右，室內沒有暖氣，勞教所的管教還故意打開禁閉室的窗戶，室裏像冰窖一般。而且，只給我們一個褥子、不給被子，過兩天才給把窗戶關上，凍的我全身發抖、徹夜難眠。又過了兩天，我和另一個大法學員姜林（扶余縣的）因絕食抗議迫害而被野蠻灌食（我從2003年的正月十八日正式絕食，直到2003年的7月16日被無條件釋放，歷時5個月）。勞教所不知在食物裏放了甚麼有害的東西，我們倆都腹痛、嘔吐、昏迷。當天下午孟繁榮大隊長才把我們調回四中隊，並惡毒地嘲諷道：“你們就這麼大能耐呀？”四中隊也沒有暖氣，各大隊的暖氣都承包了，為了多賺錢，勞教所黑心地根本不給暖氣，屋裏很冷。第二天我發覺腳被凍壞了，腳背腫脹，左腳的中指和無名指都起了大水泡。

又一天，惡警孟所長和管理科長找我談話，“勸”我吃飯。我正告他們：“儘管你們這樣迫害，我仍嚴格地按法輪大法的要求，用善心對待你們。可你們應該清楚，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如何對待我們這些遭受無辜迫害的好人，也關係到你們生命的未來。路是你們自己選擇的。”孟所長仍惡狠狠地說：“給你三天考慮時間，不吃就拿你做典型整治！”

然而，從那以後他們再沒找我，只是每天兩次的強迫灌食、打針。幾天後看我生命出危險了，他們才害怕擔責任了，把我送進醫院搶救。在醫院裏，往往給我打吊針的時候要扎遍全身，一扎兩三個小時。醫生檢查後，認為我的腳暫時不能截肢，就把我送回勞教所。第二次因我心率過低（每分鐘低於40次）又把我送進醫院。醫生說，要把我凍傷的腳趾和食指都截掉。我告訴他：“不用截了。”過幾天，我把壞死硬化的無名指頭掰斷了（根部只有中間一根脆骨相連）。勞教所的惡警竟厚顏無恥地說：“你真有‘鋼’，省得我們花錢了！”後來，我身體極度消瘦，勞教所被迫第三次把我送進醫院。但醫生已找不到血管扎針了，隨時都有生命危險，勞教所才通知我家屬，以所外就醫的方式把我接回家，時間是2003年7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