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師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

師父《在2003年美中法會上的講法》中說：“如果這場迫害叫人給結束了，大法弟子多丟臉——我們沒有證實法，沒有從迫害中樹立起威德來，我們大法弟子沒走出我們的路來。我講了，這個路是要給未來留下來的，是不是這個事很重大？”

從1999年7月20日江氏一夥公開迫害法輪功以來，新加坡的媒體，尤其是華文媒體轉載了無數誣陷法輪功的新聞，扮演了非常不光彩的角色。在媒體的長期誤導下，新加坡人大都對法輪功存有嚴重誤解、偏見、甚至仇視。有相當多的人甚至連自己本國政府的立場也不清楚，認為在新加坡煉習法輪功不合法，他們中間有些居然是國會議員。為了阻止媒體繼續犯罪，為了解救眾生，新加坡的大法弟子走過了幾年的艱辛。對媒體的誣陷報導我們曾經是憤怒，激動，對他們的蠻橫無理曾耿耿於懷，對政府部門的不理不睬也曾經灰心喪氣，最後又對現狀變得失望和麻木，甚至寄希望於天象的變化來解決新加坡的問題。是師父的話將我從失望和麻木中警醒。是啊，如果真是哪個人一句話解決了新加坡的媒體問題，那是行政命令，而不是大法弟子講清真象的威德。這裏的眾生靠的是我們，我們還能靠誰呢？在師父的引領下，我們終於走出了困境，證實了大法。走過了這段路，我們感到從未有過的自信、坦蕩和祥和，以及從心底升起的對眾生真正的、洪大的慈悲。助師正法，我們還有一段路要走。寫出這一段的經歷和體悟向師父彙報並與同修交流，希望下面的路走得更直、更正。

一. 講清真象是媒體工作的關鍵

新加坡的中文報包括一份早報和兩份晚報，另有兩個中文電視頻道。對於媒體的肆意詆毀，幾年來新加坡學員都是積極地通過寫信、寄送資料、開記者會等推動這項正法工作。但是媒體對學員的勸善不但不聞不問，有些態度還極為傲慢無理。如何打開局面呢？有一段時間我們曾將媒體工作的重點轉向有關的政府部門，議員及國家政要，希望通過說服他們，再由他們做一個決定從而一舉解決媒體的問題。這種想法在新加坡的環境下看來似乎是合理的。這裏有一個高效，嚴厲的政府，它的影響無處不在。新加坡的報紙都歸在政府控股的“報業控股”的旗下，而幾乎所有的電台電視台又都歸屬於另一個政府控股的公司“新傳媒”的旗下。這種架構加上媒體缺乏言論自由，使人感覺媒體與政府的關係跟中國一樣。但這樣做了之後也看不出太明顯的效果。

我們也考慮過通過法律訴訟一次性地解決媒體誹謗的問題，但後來發現新加坡僅有的幾家從事名譽訴訟的律師都是“報業控股”的常年顧問，根本不能代表其他人起訴報紙。就算有律師代表我們，在“報業控股”和“新傳媒”一手遮天的情況下，起訴案的報導又怎麼能起到講清真象的效果呢，這條路又是難以走通。這整個的一套嚴密的系統，真像是一塊巨大的鋼板，一座堅實的冰山，我們感到很憋氣，卻束手無策。

師父在講法中一再強調講清真象，救度眾生的重要，要求我們在講清真象時要善，要慈悲。在幾年媒體工作的證實法的實踐中，我們不斷地反覆學習和領悟師父所講的這些重要的法理，逐漸明白了其中深刻的涵義。對照前幾年的做法，我們的善和慈悲心是遠遠不夠的，在面對媒體和政府人員時，我們較少把他們看做是要救度的眾生，較多把他們看做是對媒體有重要影響的特殊人物，在做事方法上也比較不太考慮別人的方便和別人的感受，所以效果就不好。後來當我們改從講清真象入手，並以最大的慈悲心來做時，真正體會到明白了真象的生命自會知道如何去做的道理。

師父要我們順著常人的執著講真象，那麼甚麼是本地華文媒體的執著呢？我們曾一度簡單地認為華文媒體對法輪功的詆毀是出於政府的指使，但後來發現這樣的判斷不完全符合事實。既然要順著常人的執著講真象，那就要確切地知道常人的執著到底在哪裏。在證實法的實踐中媒體組的成員都廣泛地接觸新加坡政府和各界人士，為了使這些人有效地了解真象，我們常要對他們的情況做認真的分析，從而對新加坡的整體情況逐步有了正確的了解。我們發現，新加坡政府其實一般是不干預媒體編輯部門的具體運作的，但要求媒體在政府政策和國際關係上和政府保持一致。另外，在新加坡宗教信仰是特別敏感的課題，政府一般要求媒體保持自律。所以說媒體如何報導法輪功是由媒體本身決定的，包括媒體在中國的各種壓力和誘惑下所做的決定，而不是由政府決定的。了解這些情況對我們之後的講清真象很有幫助。

二. 面對面講真象效果顯著

媒體之所以在學員強烈的反對聲中，仍無所顧忌地誹謗大法，其中一個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他們報的東西都屬於引述，有明確的消息來源，按他們內部定的規矩不必負甚麼責任。不過也有意外的時候。2001年12月15日《新民日報》的一篇“廣東湛江1小時39起爆炸案-初步鎖定法輪功嫌疑最大”的新聞沒有清楚註明消息來源，而其他各大媒體都確認這是一件刑事案件，包括中國主要媒體和本地一向對法輪功落井下石的《聯合早報》。媒體組當天立即寫信到報社抗議並電話跟進。但情況一如過去，報社編輯部拒絕回答。根據長時期對媒體的分析和觀察，我們深信這起報導對報社來說也屬於一起事故，決定不能放過。在經過兩週與編輯部和“報業控股”的密集跟進後，“報業控股”的一位高級助理終於電話約我在一個星期六的上午見面。

我們非常珍惜這次面對面講真象的機會，事先也做了充份準備。這天上午10點我和一位同修就在這位高級助理的會議室等著，另外幾位同修則在周圍發正念。10點15分高級助理才來，第一句話就是告訴我他的其他客人已經在另一個會議室等待，他10點20分必須離開，只有5分鐘的時間，態度傲慢且表現得居高臨下。他說他約我主要是向我解釋“39起爆炸案”的報導確有消息來源，並不是《新民日報》憑空捏造的，所以他們沒有甚麼不對的。我說我查過幾家主要媒體，人家都已將這事定為重大刑事案。他卻問：“中國有幾千份報刊雜誌，你都查過了嗎？”對這種強詞奪理，我反駁說：“你們的外國新聞採編人員是不是每天都必須參考這幾千份報刊啊，還是只在浩如煙海的資訊中刻意尋找抹黑法輪功的新聞呢？”他吃驚地怔了一下，說看不出你還很熟悉媒體的運作。不過談到後來他終於同意這條新聞不夠敏感，說會就此事與編輯部門溝通，但不能保證他們不再報法輪功的新聞，是新聞他們就有權力報。至於我們要求的公開道歉他說根本不可能，並說新加坡報紙從不道歉的。我開始針對過去幾年報紙的錯誤報導一一講出真象。他沒有耐心聽，一直說中國新聞是他們重要的消息來源，有聞必報沒有錯，至於是不是謊言他們無法判斷。再說這個問題上新加坡首先考慮的是與中國的經濟利益，而不是你們的要求。你們不過是一個幾百人的小團體。並說：你們的要求政府也照顧到了，新加坡允許你們煉功的啊，那你就去煉你的功，其他事不要管。再說媒體報導的是法輪功在中國發生的事，並沒有說新加坡的法輪功怎麼不好。講完這些，他說我今天算是給你們一個答覆了，現在時間已超過5分鐘，我們該結束了。

我心想，這些可不能由你說了算，我們既然見面了，我就一定要讓你了解一些真象。我回答說：“舉個例子吧，知道您是新加坡紅十字會的活躍會員，假如我有一份報紙，我在報紙上連續地以不實之辭誹謗攻擊紅十字會的瑞士總部，但並不提及新加坡，您會不會因此而受到傷害，您會坐視不理嗎？”他支吾幾句，沒有說出甚麼。

我進一步說新聞報導報甚麼不報甚麼還應有一個社會責任的考量。新加坡是一個尊重個人信仰，並以族群和諧作為立國之本的國度，媒體的社會責任應是維護這種和諧，而不是破壞之。而媒體長期的負面報導嚴重影響了我們的生活，侵害了我們的權利。他顯然覺得我沒有資格這樣講話，傲慢無理地打斷我：“那你就去找×××（指內政部長）吧”。我知道他這句話毛病實在太大了，反而心平氣和地說：“××先生，我今天是代表法輪功學員，同時也是作為一位讀者向報社吐露心聲，表達一些讀者的意見，我認為這對任何媒體都是極自然不過的事。您的意思是不是說您的報社不直接接受讀者反饋，除非是內政部要求你們這樣做。如果您肯定這一點，下次碰到類似問題我們便會直接向內政部投訴。”他非常吃驚我的回答，連聲說：“對不起對不起，我不是這個意思。我向您道歉，希望你不要誤解。”記得那次的談話中，他由於失言至少兩次向我鄭重道歉。通過這45分鐘的談話，他至少對法輪功和法輪功學員有了一些了解。這時已經11點正，我不想拖他太久，便準備告辭。我說雖然我們爭論很多，但彼此之間有了一些了解，說明當面溝通很有必要，我感謝他的誠意和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見我。他說我講話咄咄逼人，但這時他的態度比開始見面時禮貌、慎重得多，至少不再居高臨下。雖然已經11點鐘了，他還堅持將我們送到樓下。

三. 2002年媒體工作的被動

這次見面之後，這位高級助理的確與報社的編輯部門進行了一些溝通，表面上看情況有些改善。兩份晚報很少再報導法輪功，早報的情況則有些緩和。但在這之後，由於我們自己的放鬆，沒有持之以恆地做下去，又走了一段彎路。現在回想起來，第一次面談後的情況改善，是由於我們向行政部門施加了壓力，而不是由於報社採編人員明白了真象。我們其實還沒有直接接觸編輯部門。而基於壓力下的改變是不穩定不長久的，因為中國新聞部門會通過控制早報和早報網在中國的發行權對他們施加更大的壓力。我們則由於資源和人手方面的不足，不可能一直同時與所有媒體負責人保持密切聯繫。所以早報在情況稍微改善後，又開始了對法輪功的誹謗。這次他們改換了方式，由直接引述中國新聞，改為轉載第三方的新聞，如路透社，法新社，台灣的聯合報，香港的明報等等，用心是同樣的壞。由於有著名外電做掩護，其欺騙性和破壞性有時更大。我們也曾經嘗試通過外國新聞單位追究其篡改新聞的法律責任，但在碰到一些挫折後沒有繼續做下去。

所以2002年的情況一直是很被動的，早報和電視台的負面報導一直不斷。而每次這類宣傳出來後，學員都是反應強烈，憤憤難平，也會傾盡全力去阻止，但當沒有結果時，就退卻了。無奈、沮喪和灰心喪氣重新籠罩著多數學員。有時則是感到反正已經盡力了，也就心安理得了。在媒體沒有出現負面新聞時，我們也就忙其他的，顧不上它的事。這一年我們也做了很多事，但就像是救火隊，大家不停地忙著趕赴火場滅火，但縱火的邪惡卻始終逍遙法外。

其實不光是媒體工作，我們做任何大法的工作都需要持之以恆的精神。舊勢力對正法弟子最嚴重的干擾和考驗之一就是故意讓我們看不到努力的結果，讓我們感受挫折，喪失信心，從而動搖我們的信念，削弱我們的意志。舊勢力之所以在這裏鑽到了空子，是因為我們心裏那些放不下的東西，如對結果的執著，求安逸的心和對眾生慈悲心的不足。

四. 天體中正法的事是必成的

在我們為不能有效地阻止當地媒體的破壞作用而萬分苦惱時，師父今年以來連續在多次法會上作長時間講法解法，向弟子展示了更高更深的法理，使我們對正法和講清真象的重大意義有了新的體悟。師父2003年《在大紐約地區法會的講法和解法》中說：“大法弟子的正念是誰也破壞不了的，行不行是正法時期大法弟子的成就問題、世上那些有緣人能不能得救的問題，而天體中正法的事是必成的”。“天體中正法的事是必成的”，我心中無數次地念著師父的話時，感動得淚流滿面，因為我終於明白了為甚麼師父讓我們不要執著結果。結果早已定了，那就是天體中正法的事必成，師父的事業必成。但師父還有擔心，為做不好的弟子擔心，為不能得救的眾生擔心。

師父在《在2003年華盛頓DC法會上的講法》中說：“大法弟子的修煉與救度眾生難度就很大。但是作為大法弟子來講，你們也不能夠因為難你們就放棄，因為那是歷史賦予你的責任，也是你的洪誓大願、等待已久的事”。師父又說：“有的學員哪，在講清真象中也經常碰到那些個不聽的、不接受的、甚至於反對的。大家不能夠因為一個人的反對就使你的心裏受到挫折、使你失去救度眾生的勇氣……常人中壞人的一句話算甚麼？你再邪惡也不能使我變，我就要完成我歷史的使命，我就要做大法弟子應該做的事情……你就慈悲地做著你要做的事，不管他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慈悲是修出來的，不是表現出來的。”

想著師父的教誨和師父的期望，我在心裏向師父鄭重地發了一願：“師父，弟子今後甚麼都不再想，就要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就要做大法弟子應該做的事情，請師父加持。”想到這些，過去幾十年的生活經歷都一段段地浮現了出來，仿佛一切都是師父為成就我今天要做的事而準備的。過去曾經不止一次地想：新加坡的環境實在太難了，為甚麼我不在其他國家？現在我明白這正是自己史前的選擇。在這裏開創師父所要的正法環境，走出我們自己的路，正是在這裏正法的弟子們義不容辭的職責啊！

五. 樹立威德，走出自己的路

師父終於使我們從思想和行動上走出困境，從而以新的姿態重新開始。雖然表面上做的事情跟原來沒甚麼不同，如寫信打電話寄材料，但我們做而不求。在我們面對無理的編輯部門和政府官員時，我們也不再心存記恨。當我們突破了這個層次時，便感受到了師父強有力的加持。所需要的信心、力量、和智慧源源不斷。

這段時間我們以講清真象為主，同報社和電視廣播機構開展了更加廣泛的接觸。在出現負面報導時我們更加及時地，持之以恆地進行跟蹤，直到他們明白他們的錯誤和我們的立場。沒有負面報導時我們也採取主動，更加經常地、有計劃有系統地同他們進行接觸。我們不再只是接觸媒體的少數負責人，而是擴大接觸面，直接接觸各個媒體的各個部門。這樣一來就需要更多的人手。為了解決人手不足的問題，我們邀請更多學員加入媒體組的工作。為了使大家在法理上不斷提高和在行動上協調一致，媒體工作組通過各種方式保持同修之間的溝通。新加入的許多同修雖然過去沒有直接接觸過媒體，但參與過很多其他方面的正法工作。這些同修在繼續完成好原來任務的同時，以他們在其他方面的經驗、他們的自信和他們的熱忱給媒體工作注入了新的生機，使媒體工作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氣象。除了少部份同修以行動加入媒體工作外，更多的同修是以他們無聲的正念清除另外空間的邪惡、加持同修。幾個月來我們相互扶持、相互彌補、相互配合、協同一致、整體上正念正行。當我們把媒體工作當成全體同修的正法工作時，舊勢力安排的這座冰山終於開始融化，最終土崩瓦解。

這段時間我們以佛學會或學員的名義持續不斷地發出了大量信件。由於在新加坡面對面講真象的機會太難，用寫信的方式講真象就變得尤其重要。長期下來，一些本來不善於寫信的同修也練成了寫信高手。我們在信中以修煉人身心受益的切身體會證實大法，指出報導中的繆誤，揭露和曝光江氏一夥的殘酷迫害，譴責媒體傳播謊言、助紂為虐的行為，啟發媒體從業人員的社會良知，表明我們的立場。在以佛學會的名義寫信時，我心目中常常要求它同時起到一封律師信的作用。有兩個原因：第一是在過去的幾年中我們曾經多次考慮和探討起訴媒體的問題，都由於條件不成熟而擱置，這時我也曾經想過不經過律師直接起訴媒體的問題；第二，我們的信就是要去觸動常人的執著，使他們正視我們的問題，否則不好使。但常人的執著被觸動了但還不能理解我們時，可能會作出各種反應。在新加坡這樣一個法律健全的國家，任何機構在對我們的信不滿或不理解時，都可能考慮找到我們信中的錯誤從法律訴訟的途徑發難。特別在他們看來，新加坡法輪功畢竟是一個很小且不具任何背景的團體，他們沒有甚麼不敢動的。我們的這一想法的確在後來接觸媒體人員時得到證實，收信人在接到我們大量的信而不勝其煩時，曾經想到從法律的途徑反擊，但終因找不到合理的證據知難而退。所以我們在發出這些中英文信件時，都是從對法負責的高度出發，一方面大膽揭露邪惡，另一方面不給舊勢力留下任何可以利用的漏洞。所以有時我們碰到一個很好的問題但由於沒有搜集到有利的證據而不得不忍痛割愛，但有時又由於一個兩年前學員提供的剪報使得一封信發出強有力的威力。我們在抓住對方破綻的時候絕不放鬆，一抓到底。做到這些需要很多長期的積累，對周圍環境要相當熟悉而且要做很多資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在各種繁重的工作中堅持做不太容易。但真正做好的時候在面對媒體時會感到得心應手，需要的法器隨手就來。新加坡雖然有很多限制對我們不利，但仔細去想的時候又會發現其實很多方面對我們是有利的。舉例說，新加坡媒體缺乏言論自由，而要求媒體在宗教信仰課題上保持敏感和自律，這點對我們是有利的；新加坡又把族群和諧、國家安定的問題做為立國之本，因此在原則上一定要尊重我們這個合法註冊的團體；還有新加坡的媒體在原則問題上要與政府保持一致，既然政府承認我們的合法性，就不容媒體的肆意詆毀長期存在。我們在這個過程中實際是把這些優勢放大來利用的。

師父說：“你們有些文章寫得都是傑作，有理有據、思想清晰，論理性強，真的起到了震邪的作用，而且水平很高。用現在的標準衡量，我看中國大陸那些造謠媒體是不行的。”（《導航-在華盛頓DC國際法會上講法》）我們的中英文信件的確都本著師父的要求，本著對大法和對眾生的負責，一絲不苟。有時為了寫好一封內容複雜的信，一人寫出初稿後小組成員再一起修改。這樣做的結果經常變成你一言我一語的集體創作，對撰稿人是很大的心性考驗。我們寫信的學員有的家中有嗷嗷待哺的嬰兒，有的則肩負著繁重的常人日常工作。在熬過了幾個夜晚，拿出一篇自覺還算滿意的初稿後，可能被同修說得一無是處，幾乎要從新來過，說不動心是假的。但走過這一段的同修一般在承受批評方面能力都很強。有一次我要求同修改寫她的一封信，由於時間緊，講得很急，過後自己也覺得不合適。就說：“真不好意思要讓你重新寫過，”她卻說：“這你不用擔心，這個關我早就過了。”

今年四月，中國遼寧省發生了一起“毒奶事件”，這本是一起人為事故，地方政府卻試圖欺上瞞下、一手遮天，後在紙包不住火的情況下試圖栽贓法輪功。這件事很多大媒體包括北京的《京華時報》都有報導但沒有將法輪功牽扯進去。《聯合早報》卻偏偏引用了被中國收買了的香港《明報》上的一則小新聞，還有意將詆毀法輪功的言辭作為小標題，其用心很壞。對處事謹慎的《聯合早報》，這可算是一次嚴重的馬失前蹄，也就是說採編人員已經走得太遠，甚至背離了他們內部控制的引述原則。我們馬上寫信給早報主編嚴肅地揭露這種新聞手段的惡劣，譴責早報四年來在法輪功報導上的黑白不分和早報對法輪功團體的落井下石，呼籲《聯合早報》作為新加坡唯一的華文大報主動承擔一些社會道義責任，並再次表明新加坡法輪佛學會在這一問題上的嚴正立場，要求他們作出答覆。

可能知道這次事態的嚴重，信發出第二天早報的外國新聞部主任就打來電話向我解釋此事。他的解釋當然是避重就輕，不過態度還好。不管怎麼說，這畢竟是報紙的編輯部四年來第一次就我們去信的回應，我們表示歡迎。但我們知道，要真正解決媒體的問題，就一定得有機會與他們面對面講真象。為了獲得這個機會，在這次通話後我又連續寫了三封信，內容上層層推進，層層深入，一次次地呼喚良知，啟發佛性。最後，報社主編終於第一次安排我們與編輯部負責人見面，這位負責人過去為早報的駐京特派員，曾報導過大量詆毀法輪功的新聞。

在首次的交談中，有三位同修在附近發正念，清除另外空間的邪惡，我和另一位同修同他談了整整四個小時。雖然開始時我們難免對他耿耿於懷，但還是記住了師父的教誨，首先把他看作是可救度的眾生。我們沒有一下子就搬出所帶的真象材料，而是順著他的思路談，採取發問的方式提問題，讓他講出他到底對法輪功了解多少，是甚麼原因使得他作出這些錯誤報導？他自己如何看待這些報導？四年後他對法輪功的看法與當初有甚麼不同？我們寄到報社的反饋他收到沒有？中國大使館和國內宣傳部門如何對他們施壓等等。講清真象的內容也就自然地穿插其中。雖然談的都是很嚴肅的問題，但大家態度平和，氣氛融洽。我們交換了很多看法，總之算是一次相當成功的溝通。大概報社主編對不斷接到我的來信，又不知如何回覆的事感到不厭其煩，就委託他在談話時威脅我們要對學員寄電郵的事進行追究，其中包含追究法律責任之意。但這事很快被轉化為我們的主動。我說法輪功學員自發地向早報寄送資料是出於對早報和新加坡社會的關心和愛護，作為早報讀者，向報社反映情況也是他們的基本權利。早報多年來對本地法輪功群眾的強烈心聲置之不理，完全背離了媒體的專業守則，才使得反對的聲浪越來越大。要解決這個問題，早報必須深刻反省，切實作出改變。為避免電郵的煩惱，我們建議法輪功團體和早報之間建立固定的經常性的溝通機制，以便互換信息和增進相互了解。在這之後早報對這些口頭協議的執行上基本還算認真。

這次面對面講真象的經歷是我們媒體工作的重要里程碑。在這之後，情況有明顯好轉，但我們不敢歡喜，不敢懈怠。我心裏清楚整個報社對真象了解還遠遠不夠，情況的好轉是由於他們迫於我們態度的認真嚴肅，不願再面對與我們對立的麻煩。之後我們繼續保持主動，媒體組更加有序更加廣泛地接觸了所有的華文媒體更多的媒體工作人員。一次次的傳真，一次次的電郵，一次次的寄信，一次次的電話。很明顯，舊勢力並不願意輕易地交出他們的陣地，他們一直在製造各種干擾，其中最嚴重的又是使我們喪失信心，分散注意力，使我們意見分歧。但修煉人金剛不動，舊勢力就鑽不到空子。在大家的繼續努力下，媒體終於了解了作為大法修煉人的我們，也了解了大法真象，並接受了我們的立場。他們有些以口頭承諾不再報對法輪功有害的新聞了，有的則甚麼也沒有表示。但他們的行動顯示他們已經基本了解真象。

接下去還有很多媒體的工作要做，譬如有個別媒體我們還沒有正式去信，有些則還沒有機會面對面講真象，所以接下來媒體的工作還不能放鬆。但是在結束2003年的時候，我們感到欣慰的是，師父指給我們的這條金光閃閃的大路，我們終於走出來了。師父說我們做的一切也都是留給未來的。法正人間時，與我們接觸過這麼多的新加坡媒體會記得甚麼呢？我想他們一定會記得我們大法修煉人在自身受到殘酷迫害時所秉持的和平理性和不卑不亢，我們對眾生的善和負責，我們的堅定、堅強、韌性、忍耐和鍥而不捨。他們也將永遠記得這次正法的磅礡氣勢。

一點個人體悟，受層次所限表達不對之處，請同修慈悲指正。

謝謝師父，謝謝各位同修。

（2003年12月28日新加坡法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