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7月的一天，有人向我介紹說法輪功是一門最好的功法，要想強身健體就修煉“法輪功”，還有很多的好處，修煉後才能體會到。當時我抱著試試看的心情走進了煉功點，當我第三次從煉功點出來的時候，出現了在我記憶中從未有過的全身輕飄飄的非常輕鬆的感覺，就好像有多少活我都能幹，有用不完的勁似的。我的心情非常激動，法輪功真玄妙，我可算得救了。因家庭經濟緊張，錢都是丈夫保管，買書買磁帶都需要錢，我就找了一家球廠上班。在99年的三月份之前一段時間，我沒有好好的煉功學法，可是師父一直在看護著我，在我上班的路上很冷的時候，師父給我加持能量，在提高心性淨化身體時，我都有很深的感受。

到了1999年三月份，我突然想好好的學法煉功了。因學法不深，到4.25時我還不懂得甚麼，到7.20，電視、廣播說不讓煉法輪功了。我仔細的回想，經過煉功後身體好了，心性也提高了，確實對家庭、對社會、對國家都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好功法。不明白國家領導人怎麼啦，是不是因為不了解法輪功而做出了錯誤的決定。我決定向政府和有關領導把自己煉功後親身受益的事實真相告訴他們，“法輪功是正法，特別受老百姓的歡迎”。可是到哪去說，北京的信訪辦把牌子都拆了，真是上訪無門啊！1999年10月份我第一次去了天安門，一位便衣警察問我是不是煉法輪功的。我回答說是，馬上便把我抓了起來，推上了警車，關進了派出所。本地派出所接回拘留了一個月，把家裏的書和磁帶都抄走了，還向我的丈夫勒索1000元保證金，寫了不煉功的保證才放人。同時市裏給家人和村委會施加壓力，讓好好看著，如果再去北京，從村鄉縣，一級一級的受處分，說這是江澤民的命令，就這樣我被看管起來。

轉眼到了1999年的春節，我們的師父和大法遭受不白之冤，許多大法弟子還被關押。我抱著對國家領導人的一線希望，放棄了和家人歡度春節的日子，臘月二十八第二次去了北京。二十九日早晨衝破了一道道封鎖走向了天安門，正好遇到北京的兩個同修，我跑過去和他們一起打著“法輪大法好”的橫幅，用實際行動證實“法輪大法是正法”。此時天安門廣場已經戒嚴，一幫警察像瘋子一樣向我們撲過來，拳打腳踢的把我們推上了警車，還有一個警察跟上來嘴裏罵著髒話，對北京那個男同修狠狠的打了幾個耳光，打的鼻子直往出淌血，但是他的表情依然祥和，有的警察說趕緊送走，別讓外國記者看到。把我們送到天安門派出所，那裏已經關滿了大法弟子，他們還抓錯了兩個人。大法弟子向警察洪法和講真相，問他們為甚麼這樣對待大法弟子。他們說：“這個我也不知道，你們問江××去，我們是執行任務的。”這麼多大法弟子冒著被抓被打的危險去上訪，江××不但不接受這成千上萬人的善良心願，相反更使他妒忌、獨裁，對法輪功的鎮壓逐步升級。

2000年2月4日晚我被接回當地看守所。正月初三因背法，邢、李二所長帶著幾個看守闖進監號，舉手就打，不管怎麼打，我們都不停的背法。惡警所長氣急敗壞把我和其他兩個同修拖到院子裏繼續打，我還背著“生無所求，死不惜留；蕩盡妄念，佛不難修”（師父經文《無存》）。邢某把我的嘴踢流血了。這時屋子裏的同修也沖出來了，哭著向他們講真相，讓他們不要打了，這對他們自己不好，法輪大法確實是正法。可惡警所長還是把那幾個同修銬起來了，我們幾個給銬在庫房，坐在地上，手銬銬的很緊，背靠背銬成一圈，只要有一個人動一動，幾個人都痛得無法忍受，最後手腫了，手銬陷進肉裏。一直到天黑，才把我們從庫房的地上拉起來，就那樣銬著一步步挪到監室。

正月初七因煉功，又一次遭到他們的迫害，把我們7、8個人銬成一圈，銬在炕上的鐵環上，三個坐在地上，四個做在炕上，中間用兩個手銬拉緊，越拉越緊，屋裏陣陣慘叫聲和院裏警察的獰笑辱罵匯在一起。2000年3月正是兩會期間，關押的大法弟子太多，他們把大法弟子分成兩部份分送走，我被送到霸縣看守所，因為煉功，所長趙某領著5、6個看守瘋狂的闖進來，讓我們靠牆站著，問：“你們還煉不煉？”有的說“煉”，有的不回答。趙和幾個看守和我們對面站成一排，他帶頭動手打，挨個打。後邊的看守跟著挨個打，有揪著頭髮往牆上撞的，有揪著頭髮打耳光的，有拳打腳踢的，個個被打得鼻青臉腫，有的嘴角流血，把頭撞起了大包，他們經過一陣瘋狂的發洩，累得氣喘吁吁，嘴裏還不停的辱罵我們師父和大法。在拘留期間每天大量勞動（包一次性的筷子和揀紅小豆），就這樣又被拘留兩個月，被非法判勞教3年。

2000年4月，市公安局將我和另三位同修送進河北省第一勞教所（唐山開平）。在勞教所裏不許煉功，學法，有的因煉功被打、被烤。沒收僅有的經文，因大法弟子學的是一部法，收他的就像收我的一樣，我和許多同修開始一次次的絕食抗議。獄警找我談話，問為甚麼絕食，我說：“我們是在國家法律之內，信仰自由的前提下，選擇了我們喜歡的好功法，這是我們的基本人權，我們是無罪的，不應被關在這裏。”他卻說：“江××要讓你們煉，我管你們幹啥，沒辦法，我是吃這碗飯的，你絕食我們可以灌你。”給大法弟子灌食的是兩個懂點獸醫的男勞教犯，使用的膠皮管經常拔出來帶著血，根本不消毒，從這個鼻子裏拔出來，用水沖一下又插進另一個人的鼻子裏，我幾次被灌得全身抽搐渾身沒有知覺。在2000年9月份，我們全班大法弟子手挽著手，不配合灌食，他們用欺騙的方法，把我騙出去，一出門由李強帶領的一幫警察和勞教犯圍上來就打，揪頭髮，打嘴巴，用腳踢，還有打不著罵街的。就這樣他們連拉帶拖的把我弄到浴池，推在牆角又打了一陣，強行把我按倒在地上，兩個人壓著腿，兩個人跪在我的胸部壓著我的胳膊，一個人按著頭，我簡直喘不上氣來。他們粗暴的把膠皮管從鼻子插進去，灌進去的食物從鼻子往出噴，真是痛苦至極。幾乎被他們窒息。好多大法弟子就是這樣被迫害致死的。他們實在灌不進去，就把我從地上拉起來推倒門處，我慢慢從地上爬起來一步一步的向班裏走去。同修們看到我那種慘相，敞著懷，上衣的扣子沒了，頭髮亂蓬蓬的，從頭到腳濕淋淋的，同修們都落淚了，趕緊幫我洗臉，換衣服，梳頭髮，梳下一堆頭髮（都是被惡人抓的），本來我長了一頭濃密的頭髮，從那次開始頭頂露出了頭皮。

2000年的10月份，他們又想出了新辦法，企圖把我們和大法隔開，把所有的大法弟子帶到餐廳，所有的監室來個大搜查，把大法弟子一個個扒光衣服搜身，然後又整個大調班，即使這樣封鎖，大法弟子還是能夠得到師父的經文。

分班後我們班全體大法弟子每天早上四點半開始煉功，每天剛坐下來值班的犯人高××便把警察叫來，有時我們被拉出去吊在大廳的窗戶上，開著窗戶凍我們。我們背大法，惡警們就用電棒電我們，有時吊在班裏的床頭上，到起床時間便放開，怕別人看見，一直持續一個月。有一次值班的吸毒犯高××，對待大法弟子張嘴就罵，伸手就打，大法弟子的吃的用的她想吃就吃，想要就要。在勞教所裏不止一個這樣的邪惡之徒，被惡警們利用來迫害大法弟子。她為了幫助惡警們加重迫害我們，她把表從三點半撥到四點半，我們照常起來煉功，她馬上把值班的警察閆××叫來，閆叫來在外邊值班的犯人趙××、李××，把我拉出去銬在操場的柿子樹上，把我的褲子連同內衣脫光，抽下皮帶，對我進行又一次的迫害。她倆一起動手，一個用皮帶抽，一個拳打腳踢，揪頭髮打嘴吧，往我的臉上吐唾沫，一邊打一邊罵，累的她倆呼呼的喘著粗氣，一看手裏的皮帶也壞了。趙××把自己的皮帶抽下來，給李××，說：“咱倆輪著打，”她們又打了我一陣，到早晨6點起床的時間了，她們怕其他學員看見，把我有轉移到菜園裏的電線桿上銬著。這時趙跟李說：“你回去值班，交給我，我還沒解恨呢。”她解下皮帶接著打我，又打到7點多。回到班裏，同修們看見我渾身上下沒一塊好地方，整個後身被打得黑紫爛青，腫的高高的，腿被踢的血肉模糊，同褲子粘在一起，都腫起來了。我要求向勞教所領導反映情況，讓隊長周××和王××看了傷，他們說給犯人趙××和李××加期，並讓她倆給我賠禮道歉，其實都是在演戲。沒過幾天，把趙和李提前釋放。從這件事上可以看出就是警察指使犯人迫害大法弟子，他們跟大法弟子根本不講法律。他們還在每個班上安上喇叭，對我們進行精神迫害，後來把我們封閉起來，不讓和剛被劫持來的法輪功學員接觸。

2001年，當我絕食抗議四個多月時，身體非常虛弱，就這樣也沒有放過被強制洗腦的迫害，洗腦後三個月我被保外就醫。

回家後過了一段時間，我又可以煉功，身體恢復了，甚麼活都能幹了。2003年四月份，市公安局再次將我綁架到看守所關了19天，我絕食抗議，身體極度虛弱抽搐。惡警把我從看守所抬出來，並還想從我的丈夫手裏榨錢，讓交2000元，我丈夫說沒有，1000元也沒有，最後說500元也行，我丈夫說500元也沒有。惡警看我那樣，又怕擔責任，最後才不敢要錢了。就這樣我又回到了證實大法的行列中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