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修煉大法之前就是全鄉有名的直來直去不會拐彎的老實人。我發出20多封講清大法真相、揭露迫害的信件，發出的信有給中央領導們的、市委、市教委、教辦室的，高中校長，老同學，親朋等。我抱著一顆真誠而善良的心給他們寫信。信發出一個多月後，到2001年年底期末考試結束，市公安局開著小車到了我校，先問了我對法輪功的態度及認識，並做了筆錄，我實話實說，堅修大法。他們又問我對天安門“自焚”的看法，我說：“那是假的，是有人事先安排的。”又問了許多，我一一答覆。筆錄完了我按上指印後，就因為這，就給我送進了看守所。他們臨走時，我對他們說：“我們煉功做好人，你們為甚麼拘留我？”他們說：“那你寫上訴。”一句話提醒了我，對，我寫上訴，好好地再給他們講講真相。

於是我到拘留裏馬上動筆寫了兩份上訴書，並讓看守所裏的人都看，我說：“市公安局不放我，我就逐級往上告，一直告到最高人民法院。”我用一顆慈悲的心，寫上訴信講真相。由於正趕上過春節，一直沒提審我，直到2002年農曆十七，才把我叫出來問話，我照樣講真相。他們又做了筆錄。這時我遞上上訴書，沒想到第二天就放我出了看守所。並且我們單位領導開著車去接我。事後我想，肯定是我那份上訴書的威力，使我堂堂正正的走出了看守所。

儘管我回來了，可我在證實大法方面還是不夠成熟，我於是進一步學法，使我深深認識到怎樣從根本上否定舊勢力，不承認舊勢力的安排。我想：“我再也不能聽舊勢力的安排了。它讓我去哪兒，我就去哪兒？不可能。”在2003年的2月份，市公安局通知讓我去南陽洗腦班，說我是“重點監控對像”，必須去。我想：這次說甚麼我也不能去。按真善忍的標準做一個好人沒有錯，我決不能去。在這樣惡警三番五次逼迫，家人受不了壓力的情況下，我只好離開了家，繼續堂堂正正講真相，救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