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年7月22日聽到電台、電視台、報紙等官方宣傳工具同時誹謗師父和大法的聲音，非常氣憤，非常不理解：這麼好的師父，這麼好的功法怎麼能任人污衊呢？不行！我們必須向中央領導說明法輪功的真實情況。於是我同妹妹（也是修煉人）於7月23日去了北京。下車時見站台上站著許多荷槍實彈的軍人，盤查下車的旅客，問是不是煉法輪功的，是就抓走。我和妹妹在師父的呵護下安全地走出了車站，找個旅店住下了。以後，我們到了天安門廣場，廣場上到處都有公安便衣和警察，同時也有很多同修在廣場上轉悠。幾天後我們了解了有關情況，決定到國務院信訪辦上訪。就在我們做出決定的當天半夜，警察到我們的住處查房，問我們是不是煉法輪功的，我說是（當時還不懂得可不直接回答他們），他們就不由分說把我們扭送到市駐京辦事處，然後由戶口所在地派出所和分局派人把我們接回來了。

回來後，先是提審，後拘留，共拘留了15天。期間惡警兩次提審我們，我們都回答法輪大法好和其他洪法的內容。在拘留期間，我和妹妹的怕心和對親情的執著心都起來了，最後在惡警的逼迫下，違心地寫了保證書，不光彩地離開了牢房。

回到家，同修們指出寫保證書是背叛師父的行為，是真修大法弟子絕對不能做的。我悟到寫保證書錯了，決心抓緊學法，從法上提高。

我心緒剛剛穩定，各種干擾又來了。管片民警、辦事處惡人、居民委主任天天到我家騷擾，說我戶口不在這，不能在這片住，立刻搬走。我問他們租房住又不犯法，為甚麼讓我搬家？他們說就因為你是煉法輪功的。我堅持不搬。為此，他們除每天都到我家騷擾外，又把房東找來攆我走。惡警們每天往房東的單位打電話，督促房東儘快攆我走，搞得房東不能正常工作。為避免惡人們給房東製造更多的麻煩，我於2000年12月份被迫搬到我戶口所在地，和母親住在一起。

到中共中央信訪辦上訪，就等於走進牢房，有去無回，無奈只可採取其他方式抵制迫害了。

2000年12月16日，我和其他幾位同修又去了北京。到北京的當日晚我們就到了天安門廣場，在眾多人面前打開了橫幅，高喊「法輪大法好！」幾個惡警、便衣撲上來卡住我的脖子，一個便衣照我臉上打了一拳，然後他們連拉帶拖把我塞到警車上。上車後，見同去的同修都被抓到車上來了，有的被打昏倒，有的眼被打青，有個50多歲的同修眼眉上方被惡警用皮鞋踢了個一寸長的大口子，直住外淌血。我們被轉送到北京朝陽看守所監押。當時獄室已人滿為患，各獄室除5、6個刑事犯外都是各地的大法弟子。為抗議邪惡的迫害，我們到看守所的第二天開始絕食。12月23日看守所把絕食的大法弟子分流出去了。我們先被送到邯鄲第一看守所。那裏的惡警更黑，他們讓犯人搜我們的身。那哪是搜身啊，是搜錢。每個被搜過身的大法弟子錢都被偷走100-200元；我妹妹身上帶的400元錢被偷走100元。我問身邊的一名惡警：這些犯人當著你們警察的面偷錢，是怎麼回事？那名惡警當時被問得啞口無言，然後耍無賴地說：沒有的事。不多時，我又被分流到成安縣看守所。到那裏又是一頓搜身，一起分流到那兒的10個人身上共帶的2000多元錢和4塊手錶都被縣公安局的一名50多歲的女惡警扣下不給了。10天後由於沒守住心性報了地址，又被住地公安部門派人接回，投入市第二看守所。沒幾天被判一年勞教，送到了臭名昭著的萬家勞教所。

到萬家勞教所的當日半夜我被嘈雜聲驚醒，見兩個人被抬進來，全身被電棍電得黑紫。這兩個人都是堅定的大法弟子，一個是阿城市聾啞學校的校長謝金賢，另一個是依蘭縣的吳淑蓮。她們是被惡警電昏後又用涼水澆醒送回號裏來的。有一位50多歲阿城市的大法弟子（忘記她的姓名了），被迫害得精神失常了還不放人。

2001年8月20日我獲釋回家後，在同修們多次幫助下逐漸醒悟過來，重新回到正法的洪流中。去年中共「十六大」前，國保隊和當地派出所的惡警先後三次到我家抓我，在慈悲師父的呵護下三次都脫險，可家人都被嚇得晝夜不安。於是我離開了家，與其他同修一起過著流離失所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