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96年7月16日得法的。得法之前我患有慢性淺表性胃炎、膽囊炎、嚴重的風濕痛，中、西藥天天吃，沒有胃口吃飯時，吃的藥比吃的飯還多，身體卻一天不如一天，形體枯瘦，面色萎黃，精神萎靡。得法後，原有的病症全部消失。吃飯香，睡得著，面色紅潤，精力充沛，渾身有使不完的勁，徹底告別了中、西藥。李洪志師父告誡我們：法輪大法弟子處處都要做一個好人。所以，我工作更加積極、更加認真。為了及時搶救病人，為了方便病人能及時得到醫治，我即使是正在吃飯、即使是已下班或休班或正在做家務事，我也要馬上放下手中的一切，先診治病人。曾經一次麵條已下鍋，但病人來了，就馬上去診治病人，等處理完病人後，麵條已成了漿糊，也只好連糊帶水一齊喝下肚。工作之餘主動打掃廁所。因為彝族老鄉常進此廁所，但又不會使用廁所，加上許多當地小孩不講衛生，所以廁所非常的髒，大便滿地都是，有時進廁所時找不到下腳的地方，只好跳著走。因為髒，大家都不願打掃廁所，而我經常去掃，幾乎成了義務清掃員。我每天起床早，常常發現單位的路燈還亮著，便前去把燈關了。所以我在單位的口碑皆好，被領導和職工公認為大好人。

1999年7.20以後，中央電視台和報紙天天叫囂，國家公務員不許修煉法輪大法，共青團不准修煉法輪大法，共產黨員不准修煉法輪大法。緊接著我們縣不法之徒開始收繳大法經書和磁帶，驅散煉功點的煉功群眾。我這個共產黨員、單位上一致公認的大好人，一夜之間就成了“罪犯”，按上級的意圖被黨委、政府的一、二把手監管，每天的言論、行動都被監控，連甚麼時間睡覺、起床等都處於被監控之中，每天晚上都有人門外監視、監聽。而且要求每天先上公安局政保科報到，再回單位報到。

97年農曆臘月二十，我父親去世，我在千里之外聞訊後匆忙返家為父奔喪，給單位領導請了假，可公安局政保科說未向它們請示報告，並命令單位領導和我已工作的女兒女婿擔保我沒去北京，若去了北京就拿他們是問。

以後每年春節回家探親，請假條讓領導批了後，公安局政保科還要簽字批准。

自7.20以後，連年單位評選優秀（連續三年優秀者額外提一級工資），職工群眾都說，論工作和表現，大家評選的一定是我，可領導私下對我說：“本來優秀應該是你，但你煉了法輪功，上級有指示，所以我們不敢評給你，評給你衛生局也不會批的。

公安局政保科時常來騷擾，也曾未拿任何搜查手續而突然來抄家，問他們我犯了甚麼法，回答是：“煉法輪功就是犯了法”。問他們：“煉法輪功是鍛煉身體，不會影響任何人的生活，早晚煉功，不影響工作。法輪功叫人做好人，不反對共產黨，不反對人民政府，那又是犯了甚麼法？”他們說：“反正黨中央、江澤民不准煉，煉了就是犯法”。我說：“國家憲法中公民的權利第一條就是說的公民有信仰自由、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的權利，你們干涉煉法輪功才是犯法，修真、善、忍是叫人做好人，做好人也犯法嗎？真正犯法的是那些偷、搶、販毒的，你們該管的不去好好管，卻來迫害煉法輪功的。”他們說：“你說的那些我們不管，我們是執行上級的命令。”我質問他們：“我還是不是公民？我的人身自由你們為甚麼要剝奪？他們說：“你煉法輪功，就不能讓你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