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斷標準：是否基於事實

法輪功學員戴工羽給明慧記者舉了一個形像的例子：如同一個人背著一個紅顏色的包，另一個人看到後說，“紅顏色不適合你，你應當背一個黑顏色的包。”這種評價可以稱為批評。但是，如果另一個人說，“你今天怎麼背了一個糞筐？”這種說法就是誹謗，因為它完全沒有事實依據，而且傷害他人的名譽和尊嚴。

被告律師格雷曾向多倫多學員傑森-勞夫塔斯提問，“與你觀點完全不同的言論與看法不應受到保護嗎？”傑森在法庭上回答說，人們應當有權利擁有不同的觀點。人們可以對真善忍有自己的觀點。但是，如果你無中生有地說修煉法輪功的學員吸血、殺人等，那就不可以，因為這些不是事實，而且這種造謠誣陷威脅和傷害了我們法輪功學員。人們可以在尊重事實的基礎上，有不同的觀點。但是不能煽動仇恨。

多倫多法輪功學員李曉策以何×在華僑時報發表的文字為例說，“這些文字完全是下流的罵人話。這種骯髒的語言不是所有人能罵得出來的，是一種最低級、下流的文字。如果允許媒體上出現這樣的文字，允許這樣的文字在社會上流通，那麼實際上，對這個社會和國家都是一種詆毀。”

李曉策說，“華僑時報的誹謗文字根本就沒有用批評的語言。如果允許這樣的文字在社會上出現，不僅僅是對被攻擊者的詆毀和侮辱，而且是對全社會所有人群的詆毀和侮辱。所以從法律和人格的意義上，華僑時報必須為此承擔責任。”

如法炮製的誹謗文字的真實用意

“法輪功學員善意的規勸被說成圍堵報社；為避免骯髒的文字污染社會，法輪功學員用自己的錢買來報紙，剪掉下流文字後，再將報紙的其餘部份免費贈送給讀者，卻被說成買斷；大使館官員群毆法輪功學員卻被說成法輪功學員衝擊大使館。華僑時報的煽動文字，完全顛倒了是非與善惡，把修煉真善忍的善良百姓誣蔑成暴徒、瘋子，”法輪功學員周立敏說，“其所用的手法完全照搬了中國大陸的謊言方式。”

傑森在證詞中說，“華僑時報2001年11月3日刊登的文章，其作者自稱是法輪功習練者，用下流、惡毒的語言，惡意誹謗法輪大法、法輪功創始人和法輪功學員；從2002年11月10日起刊登的文章，重複中國國內的造謠誹謗，企圖證明11月3日的文章內容成立。”然而，傑森認為最為危險的是“2002年2月2日的文章以尋求「正義」、為社會未來、為下一代考慮的名義，公開提出了要在加拿大根除法輪功。”傑森說，“這完全是使用了中國江澤民當局鎮壓法輪功的策略。”

被大使館官員毆打的王學亮在法庭上說，“[華僑時報]特刊用‘為了中華民族’、‘勿忘下一代’等冠冕堂皇的詞句蠱惑人心。而且還將這些文章傳到中國大陸，如果你注意搜索就會發現，國內大部份網站都轉載了這些造謠文章。而且華僑時報是在法庭禁止令發出後，明目張膽的發表這些文章。”

“在專制社會中，沒有言論自由，所以人們更相信自由媒體，如海外的報紙，所以在西方社會利用自由媒體，推行對法輪功的迫害更具危險性。”李曉策說。

誹謗媒體背後的黑手

匪夷所思的是華僑時報無視身邊眾多法輪功學員身心受益的事實，費盡心機的重複國內已經被證實是謊言的宣傳，並不惜用極端下流、污穢的文字自辱其名，到底誰在其背後撐腰？李曉策對明慧記者談到，華僑時報的社長曾經對一位法輪功學員說，“其實這件事跟我無關，他們（指大使館）讓我坐在這裏（法庭）。”李曉策說，“作為報社社長，怎麼能說這些文章的刊登和他沒有關係呢？其實他的話已經證明了，他只是大使館的一個工具，被放到這裏。”“江澤民為了達到鏟除法輪功的目的，在國內辦所謂的‘洗腦班’，就是強迫法輪功學員放棄信仰。而在海外，通過操控海外的政府、媒體、輿論潛移默化的對全世界人民洗腦。再將這些宣傳傳回國內，讓老百姓感到全世界都在反對法輪功。”

多倫多法輪功學員孫大力在國內工作時，曾就職於擁有30,000名員工的青島海爾集團公司。在接受採訪時，孫大力告訴記者，2002年年初，他在許多網站、媒體，甚至在公司的布告欄看到凱西林（華僑時報誹謗案被告何×化名）的文章。“我的理解是各級政府職能部門和各公司接到了上頭的指令，讓這樣做的。”孫大力說，這些宣傳對了解中國近代史，尤其是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是不可信的，但是矇蔽了許多涉世不深的年輕人，尤其是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