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4.25」我到北京去為法輪功上訪，在秦皇島被堵截，並被送回到當地。從那之後，單位的領導便找我談話，一個局長就對我說：「你算去了（意思就是開除）。」當時我也沒有懼怕甚麼，因為我沒有做錯甚麼，上訪也是公民的基本權利。我也知道，我是修大法的，這不是考驗嗎？第二天，我們局裏紀檢的找我談話，問我為甚麼到北京去上訪？我就把天津抓大法弟子的事跟他們如實地講了。後來我還跟他們講，我雖然沒有到達國務院信訪辦（中南海旁邊），但我聽說，到了那裏的大法弟子，把在那執勤的警察扔的煙葉頭都撿走了，秩序非常好，這些人根本沒有政治目的，我瞅他們這麼好，我才學的。從那以後，局裏多次找我談話，讓我放棄法輪大法的修煉，我沒有屈服，始終向他們洪法。最後局裏的領導、紀檢組的人到我所在的單位給下了最後通牒：放棄法輪大法的修煉，寫出深刻的「認識」，否則辭退。我沒有畏懼，堅決不答應。我給局領導寫了我的心裏話──「我為甚麼學法輪功」。當時有許多的同事都看了並說：「這學法輪功沒有甚麼毛病呀？！」這樣我沒被辭退，工作卻被停止了。上司把我調到局裏去「反省」，但名義上沒有這麼說。

我每天往返四十里路自己花著路費，到局裏卻甚麼事也不讓我幹。有時領導就找我談談話，就是讓我放棄修煉。直到七月二十二日中央電視台播放了對法輪功的誣陷。我在壓力下違心地寫了不修煉的材料，上交大法的書籍，上了電視（現聲明作廢）。之後，我就被調轉到離家有一百多里的偏僻小鎮工作了。

在那個偏僻的小鎮我工作了大約兩個多月，總是感到自己做的不好，心中有愧，有時自己暗自流淚。一天早晨，我起來煉靜功，當時腦子中就反映出一念：我就是大法中的一個粒子。當時正值江集團要升級迫害法輪功，我再也按捺不住了，決定走出去。上午上班的時候，我就將我的想法跟領導說了，並給局長打了電話聲明繼續煉法輪功。

我被綁架到了A縣看守所，不法人員對我實行「雙規」，並要剝奪我的工作。我被「雙規」兩個月後，終因對親情的執著，在壓力下又違心寫了「不煉功」的材料，並上了電視（現聲明作廢），家中被迫為我交5000元錢（說是保證金，但至今也沒有還給我），我被從看守所放回家。回家之後，自己忍受著巨大精神的壓力在極端的痛苦之中，真有生不如死的感覺，精神受到嚴重的摧殘。在我極端的痛苦過後，我仍然拿起大法書在學，局領導問及我學不學了，我仍然說：「學。」就這樣，我每天看著大法的書。

在2001年8月間，有人給A縣政法委寫信，舉報我傳播法輪功真相材料。之後我被非法拘留十五天，在拘留所裏，我絕食抗議對我的非法拘留，又被非法送到B教養院。在教養院裏因絕食又被惡警戴上手銬並毆打，因為我拒絕「轉化」，經常受到惡警的侮罵。並在國慶節期間，惡警違反有關規定將送我到「嚴管」，八天後又調回專門迫害法輪功的大隊。

11月間，又因為我沒向他們妥協，他們仍違反教養院嚴管的規定把我送到嚴管，每天坐板，我絕食抗議。在絕食期間，教養院的管教找我談話，我就跟他們講，對我嚴管是違反法律的，他們說不出理由來。教養院的大夫來威脅我，「如果再絕食就強行給你灌食。」我對他說：「你們給我灌，我就找住教養院檢察院辦公室（對教養院的監督機構）的工作人員。」那個大夫灰溜溜的走了。這樣每天別人吃三頓飯，我喝三頓水。有時，早晨三四點鐘的時候，心跳的特別厲害，像要炸開一樣的，持續很長時間。但我心中堅信：有師在，有法在不用怕。去抑制心跳，當時也真的不怕死。絕食十天後，那種心跳的感覺沒了。到了絕食的第十三天上午，教養院的院長徐某找我談話。我把我到教養院來，被打、被戴手銬的經過跟他講，並指著我的頭說：「我沒有犯法，給我剃成光頭，你看我現在是甚麼形像了。」他當時覺得很理虧，緊接著我又說，「把我送‘嚴管’是違反教養院規定的，這是對我的侵權。」他又說：「不是對你嚴管。」我說：「不是對我嚴管，讓我呆在嚴管的班裏。」他沒有話可說了。他又假借非法關押法輪功學員的大隊沒有地方，而推脫。我說：「對我的侵權行為，不能因為客觀的原因而不消除，這本身就在違法。」他又軟下來說：「給我送到‘康復’（教養院有病的普通勞教人員住的地方）。」我拒絕了。我倆談一個小時的時間，後來他真的沒話可說了，答應給我解決問題。當晚讓我單位的人把我接回家了。

在家呆了三天，單位打電話讓我上班，我又去上班了。當時我的身體還沒有完全恢復。但是縣政法委仍讓我寫「悔過書」，我拒絕了。並讓我交在教養院強改期間的伙食費五百多元，我不交，後來未漲工資，補發的五百多元沒給我發，說不給漲，後來得知是頂伙食費了。

2002年4月間，局裏的紀檢又找我談話，問我還煉不煉法輪功？我堅持說煉。紀檢的人說：「中央有文件，煉法輪功要處理。」並要給我念，我說：「不用念了，我就是煉。」這樣過了二十幾天，局裏紀檢的人拿著教養決定書，對我執行非法勞動教養。當時，我正在工作崗位上，我看對勞動教養的理由是：「傳播法輪功材料；絕食對抗；有拘留的前科。」就傳播法輪功材料對我進行拘留已經是違法的了，因為憲法規定公民有言論自由。而這次又以同一事實對我進行勞教，又把第一次對我拘留的處理當作「前科」，這更是違法了。我對局裏紀檢的那些人講，他們不吱聲。我拒絕接受教養，要求覆議，並撕掉對我的教養決定書，他們就用手銬將我銬起來。我堅決不跟他們走。

後來，他們找來了縣公安局的局長，還有政保科的人強行把我從單位辦公室的二樓拽到樓下，當時我的鞋被拽掉，褲子被水泥地磨壞了。他們把我塞進早已準備好的麵包車裏，我開開車門大聲喊：「法輪大法好！」圍觀群眾有數十人。就這樣，我被強行帶到教養院，被非法教養了。

到教養院後，我就開始絕食抗議對我的非法關押。在開始絕食的時候，我就遭到教養人員的毆打，用腳踹我頭，用鞋底打我的頭，每天早晨從洗漱後，就開始坐板。而且在開飯的時候，我不吃飯，管教就不讓其他的教養人員吃飯，並說：「誰吃飯掰掉誰的牙。」以此來逼迫我吃飯。我對管教說：「我絕食與他們沒有任何關係，為甚麼不讓他們吃飯？我就是不吃。」管教沒辦法了，只好叫其他的人吃飯了。在我絕食第四天時，就開始給我強行灌食了，由普通勞教人員按住我，教養院的大夫將灌食的管從鼻子插進去。我鼻子特別疼，插管經過氣管處時直噁心，插到胃裏後，用針管抽玉米麵粥從管的另一頭往裏灌，之後再把管拔出來，管拔出來時，往往都帶著血。那種滋味是很難受的。而且灌食是在新收人員鋪板上，即，普通勞教人員剛被送到教養院所呆的地方，地上鋪的地板有四十平大小，晚上人就在地板上睡，白天普通勞教人員就盤腿坐到地板上叫「坐板」。根本就不講衛生，有時給我灌完食，有的勞教犯就用抹地板的抹布往我的嘴上一抹，就這樣每天被灌一次。而且管教，告訴普通勞教人員讀污衊大法的書，讓被非法勞教的大法弟子聽，稍有不從，便被那些勞教犯毆打。這些也是管教指使那些勞教人員所為的。當時被教養的人很多，睡覺時都是立著睡，頭衝著腳，腳衝著頭，情形是可想而知的。因為我被從鼻子插管灌食，導致耳朵裏被感染，每天都往出流膿，有時痛的連覺都睡不著。

我在新收隊絕食抗議十五天就被送到非法關押法輪功學員女隊去了，女隊的一樓有六個小號，專門用來迫害堅定的大法弟子用的。我被送到一個小號裏，每天鐵大門被鎖上，只有上廁所時才讓出去。我沒有被蓋，當時是五月的天氣，晚上還是很冷的，我就穿著衣服睡在木板上，有時剛剛睡著就被凍醒了。而有時睡著了，耳朵疼又被疼醒了，每天還要忍受著插管灌食的痛苦。有一次給我插管的時候，管被插到了氣管裏，我幾乎窒息。後來，就把灌食的管從我的嘴裏插入，七天給我換一次管，由於管動來動去的，我的喉嚨和食道裏全都腫了，痛苦不堪。但我沒有放棄絕食抗議，我把我被教養的事跟那裏的管教講，他們大都表現出無可奈何的樣子，有的也表現出很同情。當我絕食抗議二十多天的時候，教養院的政委劉某找我談話，讓我放棄絕食，他讓我把對我非法教養的情況寫出來，他給反映到市政法委去。其實我也知道，就是反映到政法委又能怎麼樣呢？但我還是把我被非法教養的事寫出來，交給了勞教所政委，我仍是絕食。

我被送到教養院的第二天，我就寫了對我非法教養的申請覆議書，可是二十多天也沒有音訊。到我絕食三十多天之後，教養院的管理科又提審我，讓我放棄絕食，否則給我加期，我把被非法教養的經過講一遍，他們也真正地知道對我的教養是非法的，後來也沒有給我加期。我絕食抗議三十九天之後，便被關到九大隊（特管大隊）「小號」(禁閉室)裏，每天仍是灌食。開始我被鎖在小號裏，十八天後，我提出門給打開，管教便把我門打開，但是晚上仍是鎖上的。到我絕食第六十天的時候，教養院的院長王某到禁閉室找我談話，他說：「你不應該在教養院絕食，教養院是羈押的場所。」我便對他說：「如果對我非法教養的法律實施不是發生在教養院，我不會在這絕食，那麼發生在這了，我就要在這絕食，抗議對我的非法勞教，這沒有錯。」他聽這話也沒有話可說的了。他又跟我嘮一些家常的嗑，說我在這裏不去照顧家人，有意引導我，讓我放棄絕食。我就給他講，我是如何被非法教養的，我修大法之後，如何把家務活全部承擔起來了，使做教師的愛人能更好的工作；我又是如何對父親孝順的，不是我不照顧家，而是對我非法勞教後，我不能照顧家了。那個姓王的院長說不出甚麼了，也覺得我沒有做錯甚麼，最後只能對我說保重自己的身體。我又問他，「我是不是被禁閉？」他說：「不是」。我說：「就不要鎖禁閉室的門。」他吩咐身邊的管教說不讓鎖門了。我又提及覆議的事，他假裝說要給覆議辦的人打電話，其實他心裏是知道的，大法弟子被非法教養，覆議根本就不受理的，但又不敢明說。我又提出要寫上訪信，他又吩咐管教說，給我筆和紙。這樣我就開始寫上訪信了，每天我趴到小號的地板上吃力地寫著，那時，我已經絕食七十多天了，渾身無力。

我每天寫一封上訪信，十幾天就是十幾封，主要是寫給縣、市、省人大、信訪辦、政法委，反映我被非法教養的真實情況。我又寫了《要求撤銷對我非法勞動教養的起訴書》，讓我的家人到A縣法院提起訴訟，縣法院不受理（沒有下正式的「不予受理」法律文書）。而每一封我寄出的信都得叫管教看，完全剝奪了通信的權利。2002年8月的一天，市政府覆議辦的人來了，說我給省信訪辦寫信打到他們覆議辦了，他們讓我填寫了正式的《覆議申請書》。我到教養院第二天（那是2002年5月14日）就把覆議申請交到了教養院，而覆議辦的人卻接到省政府信訪辦打回的我的上訪信才來，是教養院沒有將我的覆議申請轉遞到覆議辦呢？還是覆議辦的人接到覆議申請不受理呢？而在填寫正式的覆議申請時，他們讓我將日期寫到8月某日。之後，也沒有給我下受理或不受理的法律文書，又無音訊了，後來教養院九大隊張某告訴我，不受理我的覆議。我又給市公安局的法制部門、局長寫信，均無回音。

我忍受著非法教養的痛苦，卻又投訴無門。因我長期在禁閉室呆著，那裏見不到陽光，潮濕，加之空間狹窄，我染上了疥瘡。絕食的痛苦不算，卻又雪上加霜。疥瘡是非常癢的，特別是到了晚上，更是癢的厲害，我剛要睡著，就被癢醒了。有一段時間晚上幾乎是睡不上覺，瞅著天棚一宿一宿的合不上眼，白天有時能睡一個小時左右。有時晚上疥瘡癢的厲害時，我起來在小號裏走走，那些看我的勞教犯，又報告管教說我晚上不睡覺，白天他們就看著我，當我剛要睡著時便把我叫醒。我忍受著絕食、疥瘡、還有睡不著覺的痛苦折磨。但我仍然是給有關部門寫上訪信。2002年9月間的一天，我想我再不能這樣的忍受，我便寫了一張紙條給管教，意思：我沒有違法，我在投訴無門情況下，要求無條件的釋放，否則拒絕灌食。我又被強行從鼻子插管，因我不配合插管，插的我幾次窒息、嘔吐，折騰了二十多分鐘，管才被插到胃裏。管教給的我手背到後背，戴上手銬，把我送到新收坐板。當時我已經絕食三個多月了身體極度虛弱。但是晚上睡覺的時候，我雖被戴的背銬，但我仍是把灌食的管從鼻子中拔了出來。第二天負責看我的勞教犯，受到管教侮罵，被用電棍電，又受到新收班班長的毆打，用板子打臀部。我不想讓那些勞教犯跟我受苦，答應管教不拔管，又被送回小號了，接著像以前一樣被灌食。

在以後的日子裏，疥瘡就厲害了，手和腳都起了膿泡，不能走路，上廁所都得有人背著。就這樣，我絕食的四個月二十八天，但卻沒有人給我解決非法教養的問題。到了2002年10月間的一天，A縣公安局法制科的人到教養院去了，說我給市公安局局長寫信了，對我處理有重複，把2001年8月間對的我拘留撤銷了，執行教養。對此覆議，我不接受，對我拘留已經執行完才撤銷，而對正在發生的非法教養卻在維護，撤銷對我以前的拘留只不過是對我非法教養找所謂「合法」的藉口而已，這是甚麼法律呢？更有甚者，教養院所在地的某公安分局，為了完成「嚴打指標」，到教養院提審我，給我扣上絕食對抗法律的罪名，並起訴到檢察院，但未批捕。

真是「邪惡的政治流氓集團對大法弟子根本就沒有講過甚麼法律，……」（師父經文《用正念看問題》）我在承受著迫害的同時，我的家庭也在承受著迫害。我愛人是一所中學的教師，是初三級畢業班的班主任，每天早晨要五點半到學校，晚上九點半才能回家。在被迫害之前，我愛人把所有的時間都奉獻給學生，我承擔起了全部的家務。我被非法教養，愛人忍受巨大的精神壓力，而且還要幹好工作，照顧好家和孩子，還為了我的事還要四處奔走打點。本不富裕的家庭，又負債累累。愛人為了不耽誤學生，早上把熟睡的八歲的女兒扔到家中，到學校給學生上自習，回家時，見自己的女兒在床上坐著哭呢；晚上到學校看護學生，回到家時見女兒在窗台上哭泣呢。而且愛人在給學生講課，有時忍不住悲痛，面對著黑板流淚。六十多歲的父親，得腦血栓後生活幾乎不能自理，而沒有人照顧。我被非法教養後，我的女兒在托兒所裏哭了一上午，幼小的心靈受到甚麼樣的傷害呢？這難道只是迫害的我一個人嗎？一個家庭深受迫害。

而我只是無數信仰真、善、忍中的一員，千千萬萬信仰真、善、忍的人被迫害，千千萬萬個家庭被迫害。我信仰「真、善、忍」做一個好人沒有錯，但卻承受著如此的迫害。我要用四年來所受到的迫害來控訴江氏集團，來控訴江××，早日將江××送上法律的審判台，送上道義的審判台，讓正義重現人間。

[編註﹕署名嚴正聲明將分類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