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名本港與瑞士藉法輪功學員，因為今年三月在中央駐港聯絡辦公室正門外的靜坐行動，被裁定阻街、阻差辦公及襲警等罪名成立。這是本港首宗檢控法輪功學員的個案，事件已引起國際社會關注，擔心內地取締法輪功活動伸延至香港，令本港的言論與集會自由蒙上陰影。

由於法輪功學員可能提出上訴，對於案情或判決或不宜評論太多。然而過往政府官員與警方在拘捕請願人士，或談及言論與集會自由等問題時，經常強調要在公民權利與是否影響公眾之間求取「平衡」，裁判官在這次判決中亦提出類似觀點，對此筆者認為有商榷餘地。

《基本法》第27條訂明，港人有集會、遊行及示威等自由，這些權利當然不是絕對的，然而政府當局亦不應以「平衡各方利益」為作出限制的著眼點。很多時候，請願人士或團體只屬社會上的少數，其意見或行動不一定為大多數市民所認同，若動輒以「平衡」社會其他人士利益為由，限制這些人的請願行動，那麼《基本法》保障的權利也淪為空談。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在損毀國旗及區旗案裁決中引用國際法理，強調對發表自由的權利所施加的任何限制，應是「為了保障公眾秩序所必要」，簡言之，政府在限制請願活動時，必須證明有關限制是文明社會中「必不可少」。為了維護公民權利，社會對於請願行動需要有一定程度的容忍。

在本案中法輪功學員被控以阻街罪名，警方並強調曾接獲市民的投訴。事實上，任何示威行動或多或少會對公眾構成不便，除非有關行動影響市民安全或公眾秩序，例如涉及暴力，或嚴重影響交通秩序等等，否則警方不應該加以限制。若果警方每次接獲投訴便清場拉人，那還有甚麼言論或集會權利可言？

以本案為例，任何曾路經中聯辦正門外的市民，皆知道那處行人路十分寬闊(據辯方律師量度事發現場行人路約30尺)，人流亦十分稀疏；請願人士最多只有16人，他們亦只不過在現場靜坐練功，佔用地方很小。對於這類小規模與平靜的抗議行動作出限制，難道真的是「必不可少」嗎？

早前數萬名公務員上街抗議立法減薪，若論「阻街」程度，較諸法輪功學員這次靜坐請願，不知超出多少倍，警方並沒有阻撓。根據《公安條例》，超過30人的遊行或50人的集會，需要向警方申請「不反對通知書」，法輪功學員靜坐不過是16人，連事先申請也無需要，卻仍被控阻街，這又是否有點兒諷刺？

月前百多名外地法輪功學員趁回歸五週年前夕來港，向出席慶典的國家主席江澤民請願惟被拒入境，據傳媒報導，部份學員遭入境處人員「五花大綁」並強行抬上飛機，筆者曾就此致函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求證，惟政府當局以「傳媒報導可能並不充份反映事實」為名不肯評論，亦拒絕作出調查。

政府應該明白，法輪功能否在港自由活動，是國際社會關注的敏感問題，亦是一國兩制是否獲得落實的重要指標。姑勿論這次檢控是否基於政治考慮，筆者更擔心的是，日後「阻街」會否成為政府限制遊行、示威權利的藉口？由於被定罪的法輪功學員可能上訴，預計本案將又掀起一場新的憲制爭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