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看來，法輪功是不是X教，這是中國（江澤民）政府鎮壓法輪功信仰是否合法的要害。他們認為，如果法輪功是X教，或者接近X教，甚至看上去像X教，那麼鎮壓就多多少少是有道理的，有必要的，為了國家的穩定，即使鎮壓出了點偏差也情有可原。可是，從現代人權、憲政和法治的角度看，誰有權來判斷法輪功是X教，經過甚麼程序，根據甚麼證據，憑甚麼法律，來斷定法輪功信仰是X教，這才是中國（江澤民）政府的鎮壓是否合法的關鍵。而在這一點上，中國（江澤民）政府的鎮壓一開始就是非法的，而且一錯再錯，錯到現在。

一、中共中央和人大沒有資格宣布法輪功信仰是X教

公開鎮壓法輪功開始於1999年7月的中共中央通知。就從這個時候(同年10月)起，法輪功信仰被定性為X教，遭到取締，並且開始了全國所有單位的人人表態，逐個過關，重新啟用這種其罪惡罄竹難書而臭名昭著的精神迫害運動。那個時候，決策鎮壓的人根本沒有想到法律的約束，沒有一點點依法行事的概念。這個決定在法律面前根本上不了台面。

第一，憲法和法律沒有授權中共中央來判斷民間信仰是否邪教。中共中央沒有這個法定資格這樣做。在此前不久，中共中央還曾宣布要建設法治國家，要修憲，但是轉眼就絲毫不顧忌法律的要求。由中共中央的一個或幾個決策者開個會就決定民眾中甚麼是邪教，就宣布鎮壓，這和當年毛澤東先生一人就發動文革，“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有甚麼區別？如果這少數幾個人一夜之間可以決定上千萬民眾的命運，可以決定你只能信甚麼，不可信甚麼，那麼他們還有甚麼是不可以的？中國人到底能不能走出中世紀？

第二，當時的中國法律中沒有邪教罪，“邪教”沒有精確而嚴格的定義。要是中共中央的決策人有一點起碼的尊重法律的概念，去翻一翻憲法和刑法，讀一點刑事訴訟法，哪怕是問一聲別人，馬上就會知道，中國法律中連甚麼是宗教，甚麼是合法的宗教團體都模糊不清，更談不上“邪”和‘不邪”的分界線了。這種“宜粗不宜細”本來是深謀遠慮地故意製造，以便執政者靈活使用打擊異己，然而貿然指稱有上千萬民眾的一種民間信仰為“邪教”，卻不想想是不是有牢靠的法律尺度，領導這個國家的老人到底是活在甚麼年代？法律無明文規定不入罪，這樣基本的法治常識難道他們也可以不知道？

第三，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條中提到了“邪教”這個詞，第三百條是為了給利用邪教強姦婦女，謀財害命等刑事犯罪行為定罪的。如果中共中央的決策者在此前讀過這第三百條，就不會看不出，法律只提供衡量尺度給具體個人的具體行為作出是否犯罪的判斷。甲利用邪教強姦婦女，觸犯第三百條，甲就是犯下了強姦罪。具體個人和具體罪名都是有明確限定的。不能因為甲犯下了強姦罪，就宣布甲所認同的所有信念，甲所參與的所有活動，都是邪惡的。這兒的甲的強姦罪不能推廣出邪教罪來。而且，甲的強姦罪不能連坐到乙身上，不能因為乙採納了和甲相同的信仰，或者參加了甲所參與的活動，就以甲犯下的強姦而宣布乙犯下了邪教罪。就好比不能因為有一個XX黨員犯下了強姦罪，就宣布XX主義學說是邪教，所有的XX黨員是邪教徒一樣。

這些，本來是刑法的基本常識，可是1999年的夏天，中國（江澤民）政府就是這樣做的，它宣布有上千萬信眾的民間信仰是邪教，用一黨和政府名義宣布取締，限制和禁止上千萬民眾的人身自由，用來做根據的，卻只是事後匆忙收集的一些所謂“證據”。這些所謂“證據”，應該到法庭上去檢驗，用來確定具體犯罪嫌疑人的具體罪名，和上千萬無辜的底層民眾有甚麼關係？憑甚麼用那些“證據”就剝奪上千萬民眾的信仰和行動自由？

第四，社會上具體人的具體犯罪行為的認定，必須走嚴格的司法程序。所有證據必須在法庭上得到檢驗。法律禁止逼供信，禁止株連，禁止用新立的法來追溯過去的行為。中國法律實行無罪推定的原則。罪是需要在法庭上證明的。只有法庭有這個資格。在法庭經過證明認定有罪之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任何公民都是無罪的。

在公開宣布鎮壓以後三個月，中國（江澤民）政府終於意識到鎮壓法輪功信仰缺乏法律依據，然而卻不去糾正政府違法違憲的錯誤，追查決策者迫害民眾的法律責任，而是由人大作出決議，用十月份的立法來為七月份的鎮壓“提供法律依據”。這真是連傻瓜也看得出的“此地無銀三百兩”。立法定罪不可追溯以往，這是現代法治的基本規則。人大的決議和兩高的解釋，走的還是老一套的模式，從無法無天變為無天無法。為法輪功和其他民間信仰量身打造的所謂邪教標準，違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民眾有宗教信仰、思想言論和結社自由的條款，粗糙模糊，根本經不起反詰。怪不得人們說，用這種標準來衡量，那麼中國共產黨就條條符合，成了最大的邪教了。

從程序角度說，人大的決議違背了憲法中規定的司法權屬於獨立辦案的法庭。由人大來間接宣布上千萬民眾的民間信仰是邪教，這顯然是違憲的。

過去半個世紀的經驗告訴我們，由於沒有民主制度的約束，中國的高層決策者在作出決定的時候，從來就是把自己的權力和地位放在首位的，這種決策在根子上是強權的自私性。強權可以在作出自私的決策以後，利用自己壟斷的輿論工具，把自己自私的決策粉飾為國家利益，人民福祉。強權草菅人命，卻把受害的民眾誣為牛鬼蛇神。強權在這樣的運作下的判斷，不管當時當地講得如何漂亮，歷史一再地證明了他們判斷的荒謬，他們決策的禍害。強權的這種行為模式，有制度上的深刻根源。這一次鎮壓法輪功，只是這種模式的又一次重複。歷史還將像過去幾十年一樣，證明這一決策的愚蠢、荒謬和禍害。

二、科學工作者無權判決邪教

有（註﹕以何祚庥為首的）很多（註﹕基於中國人口基數的龐大）科學工作者和知識分子支持鎮壓法輪功，因為他們從法輪功創始人和信眾的言說中發現了錯誤，他們認為必須捍衛科學真理，反對錯誤。有些（何祚庥和準何祚庥式的）科學工作者甚至呼籲和要求政府鎮壓法輪功信仰，因為他們自己用他們的科學訓練和知識，用理性和邏輯，判斷法輪功信仰是“邪教”了。

問題是，科學就有資格來判斷“邪教”了嗎？如果科學工作者作出了“邪教”的鑑定，那麼，是甚麼授權科學工作者的鑑定就是有法律效果的，社會就可以放心鎮壓，不必擔心鎮壓錯了？如果別的科學工作者作出了不同的判斷，那麼，到底誰的判斷具備更大的法律效果？誰離真理更近一些？

這些問題，鐵口直斷法輪功信仰是邪教的科學工作者從來沒有出來回答過。合格的科學工作者多多少少都知道科學史，科學的歷史證明，科學之所以偉大，科學之所以值得追求，就因為科學是“活”的，科學一直在發展，科學沒有一刻是停頓的，所謂科學無止境。所以，真正科學精神的核心就是知道科學之有限性的精神。這種有限性包括：科學永遠不會達到100％完美滿足而不必推陳出新的地步，所有現在看起來完滿的東西，以後將顯示它的侷限和缺陷，從而被更新更深更完整更全面的理論或方法所取代；科學不是萬寶全書，不能回答人類個人和社會的所有問題，它只是人類個人和社會活動的一部份；科學永遠是有分歧的，科學的分歧是科學進步的動力之一。

科學的有限性，註定了科學不是宗教信仰是否“邪”的合格鑑定者。在人類歷史上，科學的作用從來也沒有能涵蓋所有民眾的信仰。人類社會需要科學，民眾也需要信仰，科學工作者不能要求民眾根據科學來決定信仰甚麼，不能信仰甚麼。科學工作者可以根據自己的科學來決定自己的信仰，可以在民眾中從事科學普及，但是沒有資格、沒有能力、也沒有法律效果來包辦民眾的信仰。你可以對某一具體事物作出“對錯”“正邪”的判斷，你可以表達你的判斷，你可以在科學的範圍裏證明你的判斷，但是，你和這些堅持你所認為的錯誤思想的，這些“信邪”的人的權利是一模一樣的，他們可以不信你的，他們也可以表達。民眾的信仰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的基本人權。你認為法輪功信仰是邪教，他們卻有同樣的權利“癡迷”法輪功信仰。憑甚麼你可以相信科學，他們就無權信法輪功呢？

也許有人會說了：因為我信的是“科學”啊，是經過科學界檢驗的一致公認的真理，是苦讀十幾年得到名校博士以後才懂得的“科學知識”，是造福人類的科學技術，而法輪功創始人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使用的科學術語都是錯誤的。作為一個嚴肅的科學工作者，我要堅持科學真理。我堅信我是對的，他們是錯的，所以我認定法輪功信仰是X教，是邪教就可以鎮壓。

然而，過去的歷史一再告訴我們，科學工作者根據科學知識而對社會事務作出的判斷，也會犯錯誤的。中國科學幾十年是錯誤連連的幾十年。從打麻雀，大煉鋼鐵，畝產萬斤衛星，到批判愛因斯坦相對論，批判現代宇宙學，都是在科學的旗號下做的。那個時候，這樣做的人，就像你現在一樣，認為自己一定是對的，是在堅持科學真理。

是的，你認為自己的科學知識是對的，你堅持真理是對的，你可以認為法輪功信仰是“邪教”，你也可以說出來，這是你個人的權利。但是，如果呼籲和要求政府利用社會公共資源，在法律程序之外，來限制、圍剿、鎮壓法輪功，你就越出了科學的領域，走上了一條十分危險的道路。過去幾十年的中國歷史一再地證明，由政府強權來實施精神和思想的統一，這種運動在全國範圍內展開的話，會發生怎樣殘暴、悲慘的事情。表面上的良好願望，由政府強權實施到基層，會釀出多少慘無人道殘酷迫害小民百姓的事來。是的，科學工作者可以有自己的信念和判斷，這是個人的事，但是，當你用科學工作者的名義要求和呼籲政府鎮壓法輪功的時候，你就和（江澤民）政府的非法違憲行為捆在一起了。不管你怎樣自己為自己辯護，聲稱科學的客觀性而和政府的為非作歹撇清，從你用科學的名義為中國（江澤民）政府的非法鎮壓背書的時候起，你就事實上成為專制強權鎮壓社會底層民間信仰的幫兇打手。劊子手的刀把上，印著中國科學界知識界“精英”的指紋。你今天不承認這一點，歷史將用更多的無辜法輪功信眾的血，迫使你承認這一點。

也許有人還會說，法輪功叫病人不看醫生，有病不治，這人命關天，我是出於人道主義而認定法輪功信仰是邪教，而同意鎮壓法輪功信仰的，因為我不能見死不救。

且不說，法輪功一再否認有病不治，否認勸人自殺，也不論所謂法輪功害死人的案例是否經得起法庭上逐個個案的檢驗，是否有足夠的證據證明是法輪功的信仰在害死人，死者的死亡和法輪功信眾中的甚麼具體的人的甚麼具體行為有關，從而確證法輪功信眾中的哪些具體的人要為這些死亡負法律責任。中國政府從來也沒有作出努力來證明這些。在中國，信西醫而不信中醫，或者信中醫而不信西醫的人，不同觀點多的是。如果他們按照自己的觀點勸人只看中醫或者只看西醫，病人後來死了，你能達到法律的要求來證明這一死亡和勸說者法律責任的關係嗎？據報導，最近江澤民先生訪問一個寺廟的時候透露說，他認為打坐對健康有好處，他以前就用打坐治好了病。如果以後有人生病打坐而最後還是死亡了，你能說江澤民先生對這一死亡要負法律責任嗎？

中國科學精英在二十世紀末為中國（江澤民）政府公開鎮壓上千萬底層民眾的民間信仰而擔任馬前卒，成為專制暴君的幫兇打手，這在最近三百年的世界史上是罕見的，它為中華文明寫下了深深的恥辱。

三、信仰是民眾的憲法權利

鎮壓法輪功信仰的要害，不是一個判斷對錯問題，而是作為政府的決策，有沒有滿足憲法和法律的要求。我們面對的問題是，上千萬處於社會底層的民眾，有沒有憲法所規定的宗教信仰、思想言論和結社集會的基本權利；當這樣的基本憲法權利受到來自政府強權的干預、限制和侵犯之企圖的時候，我們必須要求政府服從怎樣的法律約束，遵循怎樣的法律程序。鎮壓法輪功信仰錯了，因為政府一方根本就沒有滿足這樣的程序要求。

中國（江澤民）政府公開鎮壓法輪功已經三年了，看來還會繼續下去。半個世紀的專制政權，在世紀之交又重複了一次鎮反、反右、四清、文革、嚴打式的政治運動，它告訴我們，中國的政治制度仍然在中世紀的隧道裏。這次運動對中國政治、經濟、外交和社會安定所造成的傷害，我們要很多年以後才會全盤看得清。這次運動再一次提醒我們，並且還將一次次提醒我們，不管是政府權力，還是知識精英，面對社會底層民眾的信仰權，要有充份的尊重。信仰的權利是憲法承諾的基本權利，民眾有權信仰他們要信的東西，不管他們信的東西在你我他的眼睛裏有多少高明或荒謬，他們有這個權。你要反對嗎？請按規則來，這個規則就是法律的約束。任意地使用政府權力，或者訴求於政府強權，只會造成災難。

在法輪功信仰遭到政府公開鎮壓三週年之際，我願意再一次呼籲，尊重法輪功信眾的信仰權。法輪功信眾和我們大家一樣，有憲法保障的信仰權。法輪功信眾有權信仰“真善忍”，就像中國XX黨的黨員有權信仰共產主義和三個代表的理論一樣；法輪功信眾有權崇敬李洪志先生，就像天主教徒有權崇拜教皇，佛教徒有權崇拜達賴喇嘛，科學家有權崇敬牛頓、愛因斯坦一樣；他們都有這個權利。如果法輪功信眾沒有“癡迷”法輪功的權利，那麼，我們所有人信仰真理的權利也就成了問題：你只能追隨強權，萬一哪天強權看你不順眼，你就會一夜之間成為“邪教”，不再有權堅持你的真理了，甚至你的肉體都會隨著你的精神在這個世界上消失，就像那些屈死在監獄、拘留所、勞教所和“轉化班”的法輪功信眾一樣。只有當上千萬法輪功信眾信仰權得到保障的時候，我們的信仰權才是有保障的。只有有了信仰的自由，我們的精神，我們的思想，我們的生活才可能是自由的。

謹以此文紀念法輪功信仰遭公開鎮壓三週年。（原載《議報》,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