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6月20日，國家重點工程──湖北荊襄磷化公司56萬噸重鈣項目在大峪口開工了。這是國家“八五”期間投資最大的礦肥結合項目之一。該項目於1999年12月9日驗收合格。而在此前兩個月，它就已經因內外交困而停產。

大峪口位於湖北省鐘祥市胡集鎮境內，這一帶方圓數百里都是我國主要的磷礦資源地區。1958年，國家在這裏成立了荊襄磷礦。1985年，礦黨委向省、化工部、國家計委提出申請，要在此地建24萬噸磷銨裝置，將磷礦就地加工。當時有一個很鼓舞化肥行業的口號：化肥不進口，全靠自己幹，橫下一條心，拿下三千萬。接到荊襄的報告後，馬上就有高官來考察。但考察後認為這裏沒有生產磷銨的主要原料合成氨，上磷銨不合適。這時候另有位高官說，要不就上重鈣吧。就此，一個年產56萬噸重鈣項目很快變成了白紙黑字。

整個企業不吃不喝也要五六年才能收回投資。而這個項目的理想壽命也只有10年。設備就是開爛兩回，也難見利潤。

1989年3月，國家計委正式批准了荊襄磷礦年產56萬噸重鈣項目（也稱大峪口礦肥結合項目）可行性研究報告。當時批准的總投資為10.66億元人民幣，其中用世行貸款9415萬美元，不夠部份由國內配套。

一個千辛萬苦的項目就開始了──首先是錢。由於種種原因，開工時間拖到了1991年6月20日，項目預算也成了14.66億元，比可行性報告多了4億元。1996年7月16日概算總投資又調整至36.697億元。隨著預算的連連突破，該項目所背的利息也在長。利息最高時達到15％。到建成時，該項目光利息就超了五六億。預算連連突破的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時間一拖，物價漲上去了，原來的錢不夠用了。為甚麼時間一拖再拖，原因也很簡單：資金不到位。這個項目國內配套的80％資金是由國家建設銀行、國家開發銀行貸款及國家撥款、建設債券等組成。說起來有點不可思議，明明是國家要上的項目國家出錢，卻逼得企業像要小錢一樣一點點地去要錢搞基建。當時任項目指揮長的荊襄磷化公司總經理曾春苟回憶說，人家世行貸款沒問題，合同甚麼時候簽了就到位，國家錢可沒那麼痛快，你得求爺爺告奶奶，先給你一點，你再請示再彙報就再給一點，不請示彙報誰給你呀。我一年要跑十來趟國家計委，硬是跑到大年三十。還要跑化工部、財政部、重大辦……還要請客送禮說好話。我常想，我這到底是替誰在跑？

第二還是錢。根據荊襄磷礦打給省政府的“荊化字（1998）14號”報告，國內配套資金的20％要由湖北省自籌，金額為5.8643億元。但實際上截至1997年底，工程只從省裏拿到近2.4億元。據計算，該工程建成投入正常生產後，需要流動資金3.3億元，而湖北省少拿的幾乎佔了整個流動資金。但回過頭看，即使湖北省資金全部到了位，即使國家答應要多少錢給多少錢，這個工程也不會真正立起來的。

到了後期，越來越多的人已經看出這個工程的致命弱點了。其實稍有點數學常識的人就能算得出來，連本帶息近40億元的投資最後要攤到年產56萬噸的重鈣上。一噸重鈣（粉狀）就算按歷史上的最高出廠價1250元，一年56萬噸重鈣全賣出去，也只能收7億。就這麼個賣法，整個企業不吃不喝也要五六年才能收回投資。而這個項目的理想壽命也只有10年左右。換句話說，這個項目就是開爛兩回，也難見利潤。人們開始在下面議論紛紛，但是沒有一個人焦急地站出來反對，沒有一個人在會上露出心情沉重的樣子。相反，從上到下都在樂此不疲地奔波著。俗話說，吃工程吃工程，有工程就有吃的。誰也不用花一分錢，誰也不用承擔後果，相反，談判、設計、施工、採購、操作……每個環節都因此而有了活幹，有了錢掙，有了國出，有了升遷、撈外快的機會。這般好事，誰又願意攪和呢？

1999年10月，整個荊襄礦區全部停車。有意思的是，兩個月後，該工程居然正式通過了竣工驗收。

1997年5月18日，荊襄磷化集團開了一個熱熱鬧鬧的新聞發布會，宣布大峪口工程勝利建成。但就在新聞發布會開完不到兩個月，該公司就開始向有關部門打報告告急。第一個是《關於解決大峪口礦肥結合項目急需投產流動資金的報告》。從1997年7月到2000年6月，荊襄磷化集團共向國家計委、化工部、國家開發投資公司、湖北省等有關部門打了40多個緊急報告，包括申請流動資金和資本金、申請項目改造、申請債轉股、直至申請破產兼併等。此間國家和有關部門也想盡了辦法，先後採取了封閉貸款、債轉股、實施現代企業制度、幫助尋找接收方等辦法，但終究解決不了這個大攤子如何活下去的問題。從1999年春節開始，荊襄磷礦各裝置就陸續停車。到當年10月初，整個荊襄礦區全部停車。

有意思的是，兩個月後，該工程居然正式通過了竣工驗收。驗收報告稱，“實踐證明，項目的主要方案確定是合理的，設計是成功的，工程的安排、投資的控制和使用符合基建程序規範……建設速度是快的。”

停車後，曾春苟成了人們眼中的罪人。停車後不久，省委組織部下來搞了一次民意測驗，曾春苟的不信任率達98％。他被免職了。免職後他反倒冷靜了，說，我親手把它建起來，又親手把它停下來，但這不是我的錯，我犯不了這麼大的錯。我的教訓是：今後要上項目，產品不好決不上，錢不到位決不上，不是自己的決不上。

到1999年10月重鈣主裝置全線停車時，荊襄磷礦的財務狀況是：現有賬面資產為527069萬元，評估後淨值212130萬元，欠外債31650萬元（其中欠銀行11200萬元，欠原料費、電費、藥費等20450萬元），欠內債11100萬元（其中工資白條5600萬元，養老費3200萬元），另外還有1050萬元的在外投資無法收回。

為了在日益惡劣的情況下能夠活下去等待國家救援，荊襄想出了許多辦法。因為欠銀行的錢，荊襄的賬號基本上都被封了，逼得荊襄公款私存，把錢轉到私人賬號上。過年省長給了點救命錢，銀行說錢一到我就要划走，我不划走法院也要封。荊襄趕緊又把錢退回到省裏。後來省長下了死命令，這錢無論如何要撥給荊襄，這才又轉回來。由於荊襄外債太多，告荊襄的案子有幾十個在等著，法院不但封賬號，還扣車，在街上見一輛扣一輛。原來的數百輛大大小小的車，後來就只有兩輛小車有行動自由───董事長和總經理的。

副省長親自陪吃陪喝陪笑臉，破例批准公款送禮。從國家到省裏的主要領導都被扯進荊襄這個爛泥塘，但卻沒人能夠阻止荊襄不斷惡化的速度。

最可憐的是荊襄的職工。到2001年底，荊襄內退人數已達1383人，下崗6000多人。2000年大多數職工人均只發了1200元生活費，2001年只發了1500元生活費，許多家庭看病、孩子上學都發生嚴重困難。老職工們的一腔熱情化作一肚子怨氣。他們自發地組織起來，向上級部門寫信反映問題，找下台的領導和新上台的領導大聲地質問他們，斥責他們，推搡他們。但是這都沒有用。企業的領導們甚麼也回答不了職工，企業不是他們的，他們甚麼也做不了主，他們的使命就是使出渾身解數化解矛盾，別讓矛盾激化，別讓職工上街。

2001年1月到任的現任董事長梅剛國，此前在省裏管理幹部學院當副院長，論著頗豐，桃李滿天下。上至省領導，下至企業頭頭，見了他都尊他“梅老師”、“梅院長”。到了荊襄，他才發現自己變成了個叫花子。省委找他談話時給了他兩項任務：一要找飯吃，二要找活路。一年下來，他發現這兩條哪條他也做不到。荊襄眼下這個樣子，沒有人會再給他飯吃。1.3萬多人的企業，最少的時候，他這個董事長手裏能掌握的資金只有200多元。

其實為荊襄著急的遠不止梅剛國一個人。從荊襄開始打困難報告時起，從國務院領導到省裏領導以及國家各部委有關負責人都為荊襄的事打過報告聽過彙報做過批示。湖北省新省長張國光到任後的頭三個會都是聽荊襄問題彙報。為了能給荊襄找條活路，分管工業的副省長親自陪吃陪喝陪笑臉，破例批准公款送禮。可以說，從國家到省裏的主要領導都被扯進荊襄這個爛泥塘，但卻沒人能夠阻止荊襄仍在不斷惡化的速度。其實辦法還是有的。目前上下比較一致的看法就是：先縮水破產，再拍賣出讓。連荊襄人自己也承認，由於年久失修和管理不善，再加上負債累累，眼下荊襄所值已經遠不是賬面上的50多個億了，沒有人會當冤大頭按這個價值收購荊襄的。

荊襄磷礦1999年後打的報告，都是堅定不移並且心急如焚地要求縮水破產兼併。這一決心得到了省裏的大力支持。於是荊襄四處尋找買主，先後和幾家公司談過，這幾家公司也先後大張旗鼓地前來評估考察。上面提到的荊襄目前淨值212130萬元的評估報告就是幾家想收購荊襄的中外公司做出的。但最後都不了了之。原因基本上有兩個，一是這幾家公司評估的淨值與賬面資產差距太大，二是這幾家企業都以荊襄是國家建的為由，要求國家再給予優惠政策。但這兩條國家有關部門都難以接受。特別是第一條，國家計委根本接受不了，我花了近40億元建起來的企業，剛驗收完了就剩下21億了？那十幾億上哪去了，你們誰能說清楚？

誰能說清楚呢？誰也說不清楚。誰說清楚了就得賠。誰賠得起？誰敢擔這個責任？沒人擔責任就得繼續往下耗。

最大的失敗還不是製造出“開業之時就是停產之日”的悲劇，而是悲劇出來了，卻找不到人來收場。

昔日紅紅火火、風風光光的胡集鎮，隨著荊襄磷礦的偃旗息鼓而迅速凋落。礦區的電影院沒了，圖書館沒了，小飯館小賣鋪沒了，滿街騎著髒乎乎的摩托車吆喝著拉人的都是礦裏的職工。由於欠電費太多，省長的話也不管用了，家家只好備著一捆捆的蠟燭。兩年來，職工們習慣了晚上才有水，偶爾白天來了水，大家反倒覺得奇怪，猜測至少來了個司長。

一套套分別從德國、美國、日本等國進口的具有90年代水平的設備在一天天腐蝕，管道漏了，儀表被人卸走了，閥門鏽成個鐵砣，螺釘用手一撥拉就掉。一些設備還沒拆包就扔在工地上任憑風吹雨打，一些設備職工還沒來得及弄懂說明書就已經成了一堆廢鐵……職工們心疼地說，照這樣下去，用不了多長時間，幾十億的國有資產就真的沒了。

一個投資近40億的工程還沒正式驗收就已經停產了，這對傳統的計劃經濟投資體制來說，不啻是一次巨大的失敗。然而，對這種投資體制來說，最大的失敗還不是製造出“開業之時就是停產之日”的悲劇，而是悲劇出來了，卻找不到人來收場。（轉自《南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