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法第23條要求特區政府立法，禁止顛覆中央政府。

報導說，在董先生和他的行政班子根據第23條做出立法提議之前，必須提醒他們一些關鍵的問題。

首先，北京領導人在1989年2月就明確認為，特別行政區以法令來禁止「顛覆中央人民政府」是沒有必要的。

其次，儘管香港基本法第23條的最後版中增加了有關顛覆的內容，但「自行決定」一詞並沒有改變，因此其含義絕對是指，讓香港自己決定何時制定這類法律，以及何種具體行為應予以禁止。

換句話說，第23條下的任何立法，應是由香港，而不是北京來決定其制定的時間和內容。

最近，錢其琛副總理公開聲稱特別行政區應該依據第23條儘快實行立法，禁止法輪功在香港的活動。

這些聲明顯而易見地損害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則，也破壞了第23條，因為不應由北京來決定我們何時立法，以及如何引用該條款立法。

律政司司長粱愛詩最近稱，香港現有法律已涵蓋第23條的某些範圍，根據該條款所需要的立法，僅僅是涉及「分裂」和「顛覆」兩項。

然而在完成此立法前，董先生和他的政府必須捫心自問：香港是否真有制定這種法律的必要？

我們不妨看看一些無可爭議的事實：第一，特別行政區在沒有任何有關分裂和顛覆的法律情況下已存在了五年；第二，即便沒有這類法律，香港的政治穩定性完全令人滿意，香港沒有人主張獨立，也沒有任何人支持台灣或西藏獨立。

民主黨完全支持「一個中國」的政策，支持大陸和台灣的統一，該黨僅敦促不要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不要在西藏使用暴力。

法輪功是第23條潛在的標靶，然而他們在香港屬於最和平的抗議者之一，他們從不使用暴力，他們甚至不高聲說話，他們只是在公共場所煉氣功而已。

如果香港移交時都不需要這類法律，那麼為甚麼現在需要呢？說真的，平靜度過的每一天都是無需立法的有力例證。

如果北京的領導人錯誤理解了有關香港的狀況，那麼董先生就有責任告訴他們，沒有這類法律香港也實現了五年的政治穩定。每當海外記者要我舉例說明「一國兩制」在有效運轉時，我通常會告訴他們，法輪功練習者可以自由活動，而他們在大陸的同修卻被關進監獄。

國際社會一直在密切注視著香港，董先生負有義不容辭的責任去向北京的領導人解釋，海外和香港的民眾認為，保持我們的自由對成功實施「一國兩制」具有根本的重要性，而且他們認為，任何有關分裂和顛覆的立法既無必要也很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