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網2002年6月22日】（譯文）那是在塔林(Tallinn)，我們一行三人正站在江澤民下榻旅館的街對面，我們旁邊還有一個推自行車的婦女。我們靜靜地站著，除了駐足觀看甚麼也沒做，這已使幾個中方人員不自在了，於是，警察毫無理由地一個勁兒地往遠處趕我們，直至我們索性停在一個地方坐在台階上為止。
推自行車的婦女和她的丈夫向我們走來並用英語問，警察到底為甚麼如此慌忙地把我們趕出這麼遠。一搭話才弄明白，原來他們是德國人，我能夠用德語和他們交談了。我告訴他們，我們也不知道是甚麼原因。這位先生就問我，我們是否在中國曾被抓過，我說是的，並給他們講了我在天安門廣場被無理綁架的經過，和我們為甚麼來到愛沙尼亞，以及法輪功和受迫害的真相。
在我講真相時過來一個警察，操著德語要我們出示證件。聽說了我們是法輪功學員，他顯得嚴肅而又緊張。我把我的身份證給他，心想我沒甚麼要隱瞞的，於是，繼續講著真相。這個警察拿著我們的證件走了，過了一會兒他把證件還了回來。一位同修用英語給他講迫害真相並給他看上衣口袋裏裝的“法輪大法好”的橫幅。
當我們繼續講著真相時，人越來越多，真的是越來越多的人聽到了法輪功的真相。幾個指使警察把我們攆走的中方人員滿臉堆笑地企圖繼續用謊言矇蔽人們，結果沒有得逞。得意忘形的笑臉一轉而變成為惱羞成怒，因為警察和保安人員不再相信他們的謊言。
漸漸地，越來越多的警察和保安人員，以及那兩個德國人都知道了法輪功和迫害的真相。他們看到了我們如此和平的言行，實在沒有理由可以擔心的，緊張感也消失了。
第二天，我們已經和警察熟悉了，他們友好地注視著我們。他們知道，我們是和平的，氣氛也變得輕鬆了。他們已經了解到法輪功學員就是和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