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在功友的幫助下，直到2000年10月份，我們一行五人才走上了上京之路。到了天安門，我和一個功友在天安門廣場上默默地念：“法輪大法好！李老師好！我一定要堅持修煉下去。”雖然三尺頭上有神靈，可是我覺得只是默念起不到洪法的作用，後來，我大聲地喊出來了：“法輪大法好！李老師好！”站在我身邊的遊客覺得很奇怪，看住我。另外兩個功友也勇敢地喊出了心裏話，由於當時心裏還是很緊張，我們走散了，可是我們還是一起安全回來了。

第二次是2001年的年初三，我和另外一位功友又準備上京護法，臨走時我對著李老師的像講，我要去北京護法。師父慈祥地看著我微笑。當天下著暴雨，我提前來到車站，進京的路上，我們一帆風順，就是在北京火車站，我們也巧妙地避開了同伴的妹妹和妹夫的阻攔（她們家住在北京），順利地坐上汽車來到天安門廣場。天安門廣場已經不再是旅遊觀光的地方，早已是充滿恐怖、布滿殺機的地方，到處是警察和警車，還用鐵欄杆圍著人民廣場，只有四個地方留有出入口，每個出入口都有兩名警察守著，有時還要檢查遊人的身份證。當時我們頭腦一片空白，沒有怕，面帶著笑容，從容地走過了關卡。進去後，同伴問：“在甚麼地方啦？”我說“甚麼地方都可以”。心想只要把橫幅打出去了就是成功。我們沒有恐懼，不慌不忙地把拉鏈拉開，從內衣口袋裏拉出了橫幅，她的橫幅是“法輪大法好！”我的上面寫著“還法輪大法清白！”我們高聲喊著口號，當時我覺得自己是多麼的高大。不多久，警察發現了我們，用力地搶我們的橫幅，緊緊地抓住我們的手，我說，不用你們抓，我自己會走。一上警車，一個惡警就用穿著皮鞋的腳狠狠地踢我，當時我只覺得一點點痛，是師父幫我擋掉了許多。另一個先被抓上來的女功友說，惡警剛才也打了她兩個耳光。與我一起來的同伴的眼鏡也被他們一把搶下來，將鏡片丟掉。在警車上，有惡警破口大罵大法、罵老師。他們喪失了最起碼做人的標準，讓我們掃警車上的垃圾，卻將雜物塞進了大法弟子的袋子裏。在這“文明”的社會裏竟有這樣“文明”的警察，而且還是自稱為“大學生”的警察。

我們一行十幾、二十個人就這樣被押到北京懷柔監獄。過的第一關就是所謂的檢查身體，醫生說我血壓高了，而且貧血（也不明白這是甚麼醫生），非要逼我吃藥不可，我說我沒病，吃甚麼藥。他們說不吃藥就打針，我說針也不打。他們找來三個壯漢，抓住我這個老太婆，按住就往屁股上扎針。當我出了醫務室，就說，人沒病，非得強迫人打針，真是沒有道理。一群惡棍又圍上來，有個女的，狠狠地揮著拳頭，照我的右眼下狠狠地打了四五下，打得我眼睛直冒金花。我大聲喊道：“你們打吧！你們打吧！”醫生聽到後趕出來，她們才停手。說來也奇怪，她們出手那麼重，可我眼睛不腫不痛。搜身時，她們將我的衣服、褲子、鞋扔在地上，全都毀壞了，檢查衣服找到了400元，她們給沒收了，但沒有給任何收據，想是私吞了。可是我手抄的《轉法輪》第五章，她們卻沒有發現。接著，懲罰我們站在雪堆上。在這漆黑的夜晚，北風呼呼低吹著，剛開始身體真是冷得直哆嗦，可是心裏想著李老師，想著法輪大法，漸漸地全身暖和起來。

那些獄中的惡警對我們是想打就打，想罵就罵。他們嘴巴也不停著，“大過年的不在家好好過年，跑出來搗甚麼亂，連我們也跟著受罪。”他們不知道真正使他們受罪的是誰，是江氏邪惡集團的那幾個人。我們只是為了伸張正義，救度世人而來的。

我由於受騙說出了姓名及單位，被押送回廣州少管所，所長見到我時說，“你不用在地上蹲著了，坐在凳子上吧”，並說他們那裏不關60歲以上的人。結果關了我兩天，說是放了，可是又被送到拘留所關了十五天。獄中沒有任何東西，連雙吃飯的筷子也沒有。我們遭到了非人的待遇，不能與家人聯繫，警察不准親友來看望。不過我們與其他犯人的關係都很好，大家互相幫助，我們及時地向她們弘揚大法，要她們改過自新，做一個好人。我和另外一個功友，一有時間就煉功、背經文，在獄中有良知的犯人都知道煉法輪功的人都是好人，所以，也不怎麼管我們，還照顧我們，棉被其他犯人是每人一條，卻給我們倆每人兩條。十五天期滿後，又被送到海珠區公安分局，在那裏被迫交了8000元，還要我寫保證。我寫了自己上京的經過，並寫了自己是怎麼樣修煉做一個好人的。單位的人看過後要求在上面加上一句“以後不上北京”，我說砍了我的手，我也不寫。在場的人被我的氣勢給嚇住了，不出聲。公安分局的局長看了我寫的，說認識不夠“深刻”。就這樣我又被軟禁在一個賓館招待所。在那裏，我們每天煉功，背論語、經文和洪吟，有時看著馬路上來往的車輛與人流，就感到人身真的失去了自由，不管你有甚麼理由，他們就是不放你，好像無期徒刑。直到最後，心裏甚麼執著都放下了，他們才放我走，但是臨走時，又被迫交了600元的伙食費及住宿費。

我的經歷不算典型，但都是我一步一步走過來的，也是江氏邪惡集團迫害法輪功學員、破壞憲法、侵犯人權的一個實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