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Rau先生，

我是一家德國中文媒體的記者。當江澤民在德國總理府和德國總理施律得一起從記者們面前步入總理府時，我用中文向江澤民喊：「停止迫害法輪功。」之後有人說我作為記者不應該喊，但我認為作為一個人我不能保持沉默。

從以往法輪功學員寫給您的信中，您一定已經了解了很多關於江澤民政府對法輪功的鎮壓的情況。在江澤民在德國時，有幾百名法輪功學員從世界各地專程趕到德國，就是為了能當面質問江澤民為甚麼鎮壓法輪功。其中有兩位鎮壓的直接受害者，一位是澳大利亞公民戴志珍女士，帶著一個不到兩歲的女兒，她的丈夫在中國因煉習法輪功被迫害致死，直到不久前她才在澳大利亞政府的幫助下得到丈夫的骨灰，此時她的丈夫己去世八個月了。另一位是剛經過22個月勞教的非人折磨的現在在愛爾蘭留學的趙明先生。

很長一段時間，法輪功的鎮壓對在德國的我只是文字報導和圖片，然而當我看到戴女士不到兩歲的女兒指著照片上被迫害致死的父親叫爸爸時，當我看到戴女士不到四十歲就白了的頭髮時，當我聽表面上文弱瘦小的趙明親口訴說中國的警察如何用五，六根幾萬伏的電棍同時電他，使他全身顫抖時，這場迫害就真真切切地呈現在我的面前了。而殘害了這麼多以真善忍為準則的好人的元凶就要從我面前，離我不到三米遠的地方走過。此時戴志珍女士、趙明先生和幾百名在寒風中打坐的努力按真善忍做好人的人卻因為所謂的「安全措施」被擋在了幾百米以外的一個無人看到的角落。最應該聽到、看到他們的江澤民卻聽不到，看不到他們。即使僅僅為了這些人，我認為我也不應該沉默。

即使我不是法輪功學員，也許我也會在總統府做出同樣的選擇。因為任何一個有正義感的人都不應該容忍對真善忍的迫害，而沉默無異於認同了邪惡。

有人對我說：「江澤民是國家的客人，所以不能讓他覺得受到侮辱。」一個殺人犯，當別人指出他的罪行時，他應該感到無地自容，如果他不僅不羞愧，反而感到受到侮辱進而變本加厲地迫害指出他的罪行的人--我不知道德國的法律會對此做出甚麼樣的裁決。

由於我生活在德國，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德國的歷史。當年是否有人也因為這樣那樣的藉口而不肯指出希特勒的錯誤呢？希特勒是否因此而殺了更多的人呢？江澤民一來，所有穿黃色衣服的人，戴黃色圍巾的人都成了另類，他們在沒有觸犯任何一條德國法律的情況下被無理驅趕，被搜身，他們的私人物品被沒收…… 閉著眼睛打坐的人，在近三年的殘酷的迫害中始終保持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和平的人們被當作罪犯對待，僅僅因為一個下令「殺無赦」的獨裁暴君一句話：我不想再看到黃顏色。

從德國的近代史中我看到，德國人民如何在二戰後從獨裁者的陰影中走出來，如何以他們為世界和平和民主做出的貢獻而在幾十年的時間裏逐漸贏得了其他國家的諒解和尊重。為此我曾在一家中文媒體上報導過昔日的「納粹城」紐倫堡從它的不光彩的過去看到了自己對人權和正義的歷史的責任，成為德國唯一的「人權城」。如今一個來自中國的獨裁者綁架了德國人引以為榮的民主和人權，中國人和德國人都深切地知道獨裁會給人民帶來甚麼，歷史表明，犯了反人類罪的人，不管他當時是多麼的不可一世，他都將遭世人唾棄。

我聽基督教的朋友說，人去世時主或耶穌要評判這個人的一生，看他是否夠格上天堂。佛家也說，神靈要在人死後根據他的一生判斷他是好人還是壞人。即使人不信神，也還有個良心在。我沒面對過死亡，但我相信，當人在生命的最後一刻面對神靈或自己的良心時，一切藉口，不管它們曾經多麼華麗，聽上去多麼有道理，它們在這一刻都是蒼白的。如果一個人鎮壓了善良，哪怕只是在壓力之下間接幹的，他也是鎮壓了善良，幫助了邪惡。

與政治家們的多次談話使我了解到政治中錯綜複雜的利益權衡和做出一項決定而要考慮的多方面因素。在政治中沒有絕對的對與錯，沒有絕對的應該或不應該做。然而這只使我更堅信衡量好壞的唯一不變的標準就是真善忍。這是作為一個人最純粹的本質。不論人世間的政治、經濟、外交關係怎麼變化，這三個字的標準是永遠不變的。

在這場正邪較量中，法輪功學員不管遇到甚麼情況，都會以和平的方式堅持下去，就像我們在過去的三年中做的那樣。我們相信，從真善忍中修出來的和平境界是戰勝邪惡的最有力的「武器」。一個在有十幾億人口的中國擁有無限權力的統治者竟然不敢面對一個手無寸鐵的煉功人，竟然懼怕黃顏色，這不是一個最有力的證據嗎？我們希望，全世界善良的人和明辨是非的國家都能在關鍵時刻做出明智的選擇，站在善良一邊。

致以友好的問候

德國法輪功學員，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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