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慧網2002年3月25日】99年7月20日，我愛人因修大法被前進區公安局找去，關了一下午才回來，21日我們一家三口進京上訪，在投訴無門的情況下，在北京通縣租了一間房住下。9月24日早4點左右，一夥山東郯城公安猛勁砸門，闖進屋後，亂翻一氣，嚇得我8歲的女兒大哭，然後，非法將我們母女強行帶到了山東郯城公安局，在車庫裏面對牆蹲著，不准說話，包括我的女兒，由兩個武警看著。後來，公安不知怎麼找到了孩子只見過一兩次面的大娘，讓她把孩子接走了，送給農村老家很少見面的奶奶。老人獨自生活，警察經常去騷擾，警車一來，我女兒嚇得一下就鑽進了草垛。我被關進郯城看守所，所裏的大隊長很兇，不准煉功，罰我靠牆站著、蹲著，還給我上了電視，電視上說些甚麼我不知道。我母親和我的姨媽從東北黑龍江趕到人生地不熟的山東，卻不讓我們母女見面，還連吼帶嚇她們。無奈兩位老人，每天在看守所牆外站著，痛苦的心情無以言表。主辦案人邢科長、潘XX。 40天後，佳木斯市前進公安局將我帶回，又關進了佳木斯市看守所，在這裏一天兩個發綠、發粘、發味的窩頭，和一碗沒有一點油星的白菜水，就這樣的伙食在這關押的45天裏還收取伙食費400元。家人為了讓我吃飽飯，額外訂飯和各種高價用品，大約花去500元，前進公安局索要路費2000元、保金2000元。 我丈夫周甫秀，男，40歲，佳市前進區。99年6月退伍，原單位駐佳市鐵路局軍代處營職參謀，我們母女被抓之後，他到處找不到我們，就於10月28日去人大上訪，被抓後，在天安門公安分局押了一天，晚上由佳木斯市公安局帶回辦事處，同7位同修關在同一房間內，屋內只有兩張床，第二天辦事處按每人一張床的錢收取。往回返的火車票連帶押送人員的車票錢都由我們出。整個非法押送過程，都戴手銬。10月31晚送進佳木斯市看守所，在被關押的96天裏家人為了讓他少受迫害，上下打點疏通，花去人情費近30000元，額外訂飯及日用品花去近3000元。釋放時，看守所收伙食費700元，市公安局索要保金4000元，因此造成我家的經濟生活嚴重危機。 2001年5月22日，前進公安分局順和派出所無故闖入我家，非法抄家，十多名警察亂翻一氣，把家裏的大法書、資料抄走，錄放機（3400元）、錄音機（450元）、照相機（2100元）、小錄音機3台（近200元）、還有集體煉功時用的大小喇叭，個人證件，手機、傳呼、手提包、甚至孩子用的小黑板、畫畫用的彩筆都被抄走了。當時，我懷有8個月的身孕，還有一個上學的孩子，經濟又沒有保障，唯一的生活靠山在家中被無故抓走了……。我愛人在看守所裏得了急性黃疸性肝炎，就這樣的情況下還是被判兩年勞教，在勞教所拒收的情況下，前進分局還索要了2000元保金。還有一位姓謝的同修，到我家看我，也被抓去關了1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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