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在我到達北京的第三天晚七點半左右，我正在親戚家和家人一起吃晚飯，突然有人敲門。一開門闖入七，八個男人，為首的出示了北京公安局的證件，說是要盤查外來人口，看到我就盤問我，並馬上確認哪些是我的行李。讓我跟他們走一趟，說要談一些問題。我說：“我沒有做錯任何事，為甚麼要帶我走，要問甚麼在這兒問好了。”他們要強行帶我走，為了不連累家人，我起身去穿外衣，準備跟他們走。這時為首的那個中年男警察手指著我，厲聲說:“不許你打電話，不許你打電話。”我愣了一下明白了：警察很心虛呀。

他們強行把我帶到樓下一輛黑色轎車裏，一男一女兩個便衣看著我。在車裏足足等了兩個多小時之後，那個為首的中年男警察才上了我坐的這輛車。後來我才知道，原來這段時間他們分別審訊了我的親戚，搜查了我所有行李，並查看了親戚家的所有房間，包括地下室。車子開動了，在行駛中，我注意到先後依次併入四輛同樣的黑色轎車。五輛車“浩浩蕩蕩”地開到一個沒有任何標誌和招牌的小樓前，裏面的房間也只有房間號，沒有任何牌子，後來我注意到可能是位於西城區。他們把我所有的行李也帶過來了，再次搜查了我的所有行李，沒收了我帶的所有法輪功真相資料，並扣押了我的護照和有關證件，又要給我照相，說是工作程序，我堅決拒絕，我不是犯人，為甚麼要照這種相？！他們沒有再照。之後他們開始對我進行了約六個小時的非法審訊（從晚上十一點到次日凌晨五點），對我的家人及所有的社會關係進行了確認，此次回國的目的，帶真相資料的目的，我在國外參加過甚麼法輪功的活動等等，一一進行盤問。

第二天早上八點，我家鄉安全廳的五個人押我到我父母家，說是不影響我過年。我到家後，家人注意到我家門前安排了監視的人。春節期間又對我進行了四次審問。他們主要想了解我帶真相資料回來要交給誰，和誰聯繫，是否受甚麼人指使，我在國外的活動，國外法輪功的活動等等。我講了我就是回來過年和家人團聚，出於讓國內親友了解法輪功真相的目的，帶這些資料回國，沒有任何人派我回來，我也不負有甚麼使命，只是個人的願望和個人行為。問到國外法輪功及我個人參加的一些大型活動，我說這些我們全部都是公開的，明慧網都有報導，我給他們講我為甚麼要參加，不像他們想的那樣所謂“搞政治”，而是教人向善的法輪功被無端打壓迫害，自己煉法輪功身心受益，願意站出來講個公道話。我說我們法輪功沒有組織，不反對政府，也不投靠甚麼國外反華勢力。

我本來是回來和家人過年的，結果大過年的幾次被叫去審問，家人天天擔驚受怕，精神壓力很大。審問中他們常常提到攜帶法輪功真相資料是違反了國家的法律，我無法接受。人們通過煉法輪功身體健康，努力做好人，社會道德回升，結果國家不但不提倡，反而制定法律來懲罰好人，動用專政手段來殘酷迫害好人，在所有的傳媒上造謠誣蔑詆毀法輪功，嚴密封鎖真實的消息，這一切都是為了甚麼，為甚麼這麼怕人們知道真相？為甚麼就容不得人們信真善忍？為甚麼無視憲法關於公民擁有信仰和言論自由的權利？真是讓人不可思議。

在被非法審問期間，一個警察透露，他們十幾天前就開始為我的事忙上了。那時我在國外剛剛通過電話訂機票，並與家人聯繫，那麼也就是說，他們是一直在竊聽我家的電話了。他們對此並不否認。從訂機票開始，我和家人、朋友的聯繫，直到啟程，已經在他們的監視之下了。通過在審問中他們問的一些問題和所要確認的情況，我確信在我到北京後我親戚家的電話肯定也是晝夜被竊聽了。我抵京後和親戚朋友的通話，國外功友的問安電話等等全部在聽，我的一切活動也全部被人跟蹤監視。北京和我家鄉參與我這件事的警方人員我估計有三十多人，有直接抓捕、審訊的、開車的、竊聽的、門外蹲坑的等等，好一頓忙活。一幫人興師動眾，如臨大敵，國家動用這麼多的人力物力卻是為了對付一個修真善忍做好人的柔弱女子，把我當成了“危險的敵人”對待，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我記起來警察在訊問我時，拿著一疊資料一邊看一邊問我，對我在甚麼法會上發過言，去過甚麼地方等等都有記錄，他們不無得意地說：“我們早就注意你了”，我卻感到悲哀：我僅僅是一個普通法輪功學員，就“榮幸”地受到這麼多的“關注”，那海內外那麼多學員，國家得投入多少啊。這真是放著大案要案不抓，專揀好人抓了。有的警察說，我們還是尊重人權的，我們也沒有迫害你。我愕然了，我對他說，“你覺得對一個公民進行跟蹤監視，竊聽電話，這是尊重人權？像我這樣被抓捕、審問，都是正常要履行的手續嗎?” 別人家都在歡天喜地過年，而我卻因修煉法輪功想讓人們了解法輪功真相被非法審問，修心向善，告訴人們真相都成了罪過。父母眼巴巴地盼兒歸，卻是看到自己的女兒被警察押解回家，這難道是“優待”？

當審訊結束後，我感覺就像做了一場噩夢。這就是謊稱人權最好時期的江澤民獨裁政府給我的“尊重”與“禮遇”。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3/22/20130.html）